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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巨笔—学界小说丛谈之《呐喊》

已有 3936 次阅读 2021-1-31 22:55 |个人分类:休闲阅读|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呐喊》是鲁迅第一部小说结集，收有小说14篇，包括通常认为(但也有争议)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的《狂人日记》和有广泛影响的《阿Q正传》等。《呐喊》1923年由北京新潮社出版，1924年第三次印刷起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本文所引用页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1卷)》。毫无疑问，《呐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界小说。但其中有些短篇小说的主人公是读书人，或至少读过书的人，在广义上勉强算学界小说。这类小说有六篇，《狂人日记》《孔乙己》《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端午节》和《白光》。重点说《狂人日记》《孔乙己》和《端午节》。前两篇内容丰富影响广泛，后一篇即使在较为严格意义上也可算是学界小说。事实上，该篇是最早一批较为严格意义上的汉语学界短篇小说，发表于1922年，在此之前有胡适的《一个问题(1919)》，之后有陈衡哲的《洛绮思的问题(1924)》，主人公的都是教师，故事的展开也有学校的背景。本文只说前述六篇。小说集中有些更广为人知的名篇，如《药》《风波》《故乡》《阿Q正传》等，主人公都不是读书人。

《狂人日记》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四卷五号，我似乎在中学语文课本中读过。记不准确是因为我在小学或刚上初中时就看过。该文堪称鲁迅的成名作，也是小说处女作。故事很简单，狂人是精神病患者，患有迫害狂。在他的认知中，周围所有人和部分动物，都在与他作对，那些人包括其亲人都是吃人者，想把他杀了吃掉。由于狂人是整个故事的叙述者，所以有些真假难辨。但仔细阅读，不难发现狂人思路跳跃和逻辑混乱，从而推断阴森恐怖的氛围其实只是狂人的臆想。小说中多有警策之语被广为引用。“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p. 447)”“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p. 449)”“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p. 451)”“‘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p. 453)”“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p. 454)”

《狂人日记》比较主流的解读，是作者借狂人之口，批判了传统礼法社会吃人的本质。因此狂人其实是精神文化界的先驱和战士。这当然也说得通。只是这样阐释，小说就有些时过境迁了，现实意义有限。更广泛些理解，不妨就把狂人就按字面解读为迫害狂，他从自己的视角曲解了现实世界，认为所有人都在与自己作对。这可能是种更深刻的隐喻。人人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踏入受迫害的思维误区，例如许多文人哀怨“怀才不遇”。正如钱锺书先生在评论《落日颂》时所讥讽，“英雄失路，才人怨命，Satan被罚，Prometheus被絷的情调”。“说文雅一些，是拜伦式(Byronic)的态度；说粗俗一些，是薛仁贵月下叹功劳的态度，充满了牢骚，侘傺，愤恨和不肯低头的傲兀。”学界中人也不乏这种倾向者，尤其在网上。或许也包括我自己，在较轻的程度上。罗素的话是良好的解药。“有阅历的人怀疑这种世道不公的说法。首先，记住你的动机并不如你想象的那样总是利他；第二，不要过高估计自己的优势；第三，不能期待别人对你像你对自己那样感兴趣；第四，不要想象绝大多数人会足够在意你，以至于有迫害你的愿望。(Experienced people therefore become suspicious of those who by their one account are invariably ill-treated by the world. …The first is: remember that your motives are not always as altruistic as they seem to yourself. The second is: don’t over-estimate your own merits. The third is: don’t expect others to take as much interest in you as you do yourself. And the fourth is: don’t imagine that most people give enough thought to you to have any special desire to persecute you.)”归根结底，迫害狂其实是自大狂，把自己当成了世界的中心。在这种广义解读下，把《狂人日记》中“仁义道德”换成SCI或“帽子”，就是学界小说了。故事梗概可以是，相信自己有天赋的狂人博士或教授，因为SCI的压力，或者/并且被有“帽子”者倾轧，不仅没有划时代的贡献(从他们自己角度看是已经有了但不被当代人承认)，而且几乎无法维持教职；但他坚信自己的不凡，寄希望于年轻一代，认可他的贡献。事实上，学界有狂人气质的人或许不少，如某些人坚信自己献身事业的科学家、热爱学生的教书匠等。我觉得，狂人和阿Q，是鲁迅以其大师的笔力打造的镜子，人人都需要经常照照，包括但不限于学界中人。

《孔乙己》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四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我记得选入过中学语文课本。小说以鲁镇镇口的咸亨酒店小伙计“我”的视角，记录了潦倒的读书人孔乙己在酒店出现的场景。孔乙己其实不是姓名，只是绰号。“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p. 458)”当时的酒店顾客也分阶层，穿短衫站着喝酒，最多加盘一文钱的茴香豆；穿长衫的要酒要菜，坐着喝。孔乙己介于两者之间，当时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应该坐着喝酒，但穷困潦倒的经济地位只能站着喝。“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p. 458)”关于孔乙己窘境的由来，“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吃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钞书的人也没有了。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p. 458)”尽管如此，孔乙己本人对自己的“回字有四样写法(p. 459)”这类知识非常自负，还要教小伙计，结果被人鄙视，“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p. 459)”结局很悲惨。孔乙己偷有权势者东西被抓住，打断了腿。仍来过酒店喝酒，并赊了账。最后终于没有还账，推测是去世了。

在作者塑造的人物中，孔乙己无疑是最知名的读书人。知名度上或许仅次于阿Q，但阿Q不是读书人。孔乙己或许成了潦倒读书人的典型，既不善于读书，却又拙于谋生。从小说中看，他的优点或许仅有与人为善。如果说与小伙计分享他的知识多少有些炫耀的成分，给围着他的小孩子分茴香豆，堪称是纯粹的慷慨了，虽然也许有无奈的成分。小说的悲剧结局让人有些怅然，虽然也知道那其实是必然。孔乙己的社会成因很复杂，既有华夏教育传统本身的问题，也有那种传统走向没落时的问题。传统科举导向的教育，能通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光宗耀祖。但对选拔中的落败者而言，教育并没有增加他们的多少实际谋生能力，好的出路也只是依附在教育系统内当教师。除此之外，如果没有遗产，生计便成问题。就个人原因而言，孔乙己的主要问题就是小说中所谓的“坏脾气”，“好吃懒做”。他意志薄弱，读书似乎也没有读通，否则不至于连秀才也考不中。现代教育其实也可能造就孔乙己这类人物，除了解题什么都不会，除了上网什么都没有学到，只是学界小说中还未见很出色形象的展示。或许更有普遍意义的是，他人对失意者的态度，在眼前时嘲弄，不在眼前时忽略。这其实是非常有现代性的文学作品主题，“他人就是地狱”。

《一件小事》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北京《晨报·周年纪念增刊》。我似乎在小学语文课本中学过。作文时套用过该文的句式，“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p. 482)”虽然我其实没有“皮袍”可穿。而且还记得老师说过，鲁迅文章中的话不是都合适写进作文里，不合适的例子，就是该文中“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p. 481)”故事很简单。似乎是读书人(从其复杂的心理活动推断)“我”乘人力车，车夫途中意外带倒位老妇人。在“我”看来，妇人并无大碍，但她坚持说自己受伤了。车夫不顾“我”的劝阻，带着老妇人去警署报案。于是“我”的心灵受到了震撼。“我”出场最多，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形式上的主人公，虽然实际的主人公是车夫。在小学学该文时，就觉得这篇除了个别词语古怪外基本上就是学生作文，现在也还是看不出特别高明之处。小说的主题是歌颂世俗意义上的卑微者内在灵魂的高尚。这其实也是个不论中外都很俗套的话题。西方许多作品歌颂所谓“高贵的野蛮人”，“五四”时代作品鼓吹“劳工神圣”。在那个谱系中，《一件小事》似乎只是很寻常的一篇。

《头发的故事》发表于一九二〇年十月十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这篇在鲁迅小说中不是很知名。作者在形式上有新的尝试，通篇小说都是对话，发生在1913年第二个到1920年之间的某个双十节(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对话者是在学校教书的“我”和前辈先生N。“这位Ｎ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p. 484)”其实主要是N在说，与其说是对话体，不如说是独白体。“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p. 484)”小说中议论的主题是头发。宏观上，满人入主留辫子、长毛之乱留头发、民国革命剪辫子，再后来的妇女解放剪头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p. 485)”就个体而言，N先生留学时剪辫子受非议，回国装假辫子被旁人冷笑，索性不带辫子了被路人笑骂，后来手里拿只手杖一路拼命打过去，就渐渐不骂了。这让N先生想到，“我在留学的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的事；这位博士是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人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p. 487)”难怪《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也带着手杖。N先生在师范学校当学监，劝阻学生剪辫子以免麻烦。学生不听，果然被学校除名，直到一年后民国建国。N先生到北京，还是有人笑骂，直到笑骂的人被警察剪去辫子。他自知到乡村去可能还是有人笑骂。N先生对妇女解放的剪短发也有了保留。“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p. 487)”但还是愤慨民族的惰性。“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p. 488)”该故事以小见大，从头发的变迁以及人们对这种变迁的态度，折射了历史的变化及其相应的文化心理演变。也说明了变革先驱者的困扰和无奈。

《端午节》发表于《(上海)小说月报》1922年13卷9期。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比较明确，在1920年《尝试集》出版之后到1922年该小说发表之间，教师“索薪”请愿被打发生在1921年端午节前不久。这是鲁迅笔下最典型的学界故事。主人公方玄绰是北京首善学校的教师，又是政府某部门的公务员。顺便一提，鲁迅非常熟悉这种生活，在给郁达夫信中“……同唱戏的一样，每天总得到处去扮一扮。上讲台的时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又非得扮官不可。”其实说得不准确，当时的惯例，兼职只能是讲师，所以在辞去教育部佥事去厦门大学当教授之前，鲁迅在北大等校都是讲师。只是方玄绰远没有作者那样左右逢源，他经济拮据，因为要养家包括付孩子的学费。拮据的原因是欠薪，学校欠薪，部里也欠薪。教师集会讨薪他没有参加。发薪后学生总会要求扣除教师罢课期间的薪水，虽然并没有落实。同僚集会讨薪他也没有参加。发薪后，组织讨薪的人先是要不给没有参加讨薪的同僚发薪，后来又要求本人去领，最后也不了了之。这些让方玄绰都感到困扰。他是老派文人，“他是自从出世以来，只有人向他来要债，他从没有向人去讨过债，所以这一端是‘非其所长’。(p. 563)”薪水不能按时拿，在家里的权威都受到挑战。面对这些经济压力，译书写稿的挣钱方式都不容易。方玄绰只能读《尝试集》以逃避。

小说颇有意思的是方玄绰的“差不多”论。“他最初说的是‘都一样’，后来大约觉得欠稳当了，便改为‘差不多’，一直使用到现在。(p. 560)” “譬如看见老辈威压青年，在先是要愤愤的，但现在却就转念道，将来这少年有了儿孙时，大抵也要摆这架子的罢，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又如看见兵士打车夫，在先也要愤愤的，但现在也就转念道，倘使这车夫当了兵，这兵拉了车，大抵也就这么打，便再也不放在心上了。(p. 560)”“现在社会上时髦的都通行骂官僚，而学生骂得尤利害。然而官僚并不是天生的特别种族，就是平民变就的。现在学生出身的官僚就不少，和老官僚有什么两样呢？‘易地则皆然，思想言论举动丰采都没有什么大区别……(p. 560)”这种观点强调不同的人有着类似的深层文化心理，因此在相同位置上都有“差不多”的行为。同样是“差不多”，与胡适《差不多先生传》中批判的个人敷衍了事不同，是群体行为方式的类似。小说还有突出的特点，是方玄绰对自己行为每每有深刻的反省。例如对“差不多”论，“他这样想着的时候，有时也疑心是因为自己没有和恶社会奋斗的勇气，所以瞒心昧己的故意造出来的一条逃路，很近于‘无是非之心’，远不如改正了好。(p. 560)”“这不过是他的一种新不平；虽说不平，又只是他的一种安分的空论。他自己虽然不知道是因为懒，还是因为无用，总之觉得是一个不肯运动，十分安分守己的人。(p. 561)”“可见如果将‘差不多说’锻炼罗织起来，自然也可以判作一种挟带私心的不平，但总不能说是专为自己做官的辩解。只是每到这些时，他又常常喜欢拉上中国将来的命运之类的问题，一不小心，便连自己也以为是一个忧国的志士：人们是每苦于没有‘自知之明’的。(p. 563)”对于自己不参与讨薪，他也有所反省。“他最不敢见手握经经济之权的人物，这种人待到失了权势之后，捧着一本《大乘起信论》讲佛学的时候，固然也很是‘蔼然可亲’的了，但还在宝座上时，却总是一副阎王脸，将别人都当奴才看，自以为手操着你们这些穷小子们的生杀之权。他因此不敢见，也不愿见他们。这种脾气，虽然有时连自己也觉得是孤高，但往往同时也疑心这其实是没本领。(p. 563)”这种自省的深刻程度，为多数学界小说主人公难以企及。按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所云，“这是小说，却颇多有自叙的成分，即是情节可能都是小说化，但有许多意思是他自己的。(《呐喊衍义七十三》)”，首善学校就是作者兼着讲师的北京大学。

《白光》发表于《(上海)东方杂志》一九二二年第十九卷第十三号(七月十日)，可能是鲁迅最不出名的短篇小说之一。故事发生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废除科举之前。五十多岁的老童生陈士成第十六次参加考试，仍未能考取秀才。在此之前，他的梦想完全破灭，“隽了秀才，上省去乡试，一径联捷上去，……绅士们既然千方百计的来攀亲，人们又都像看见神明似的敬畏，深悔先前的轻薄，发昏，……赶走了租住在自己破宅门里的杂姓—那是不劳说赶，自己就搬的，—屋宇全新了，门口是旗竿和扁额，……要清高可以做京官，否则不如谋外放。(p. 570)”他家里过去阔过，所以有大宅子，只是现在败落了，有许多外人住进来。他私塾授课为生。落榜归来，先给七个学生下了课。然后想到祖母曾听她祖母说，过去家里是巨富，埋藏了金银给有福气的子孙，于是又想前几次落第后那样挖地找传说中的金银。精神崩溃，处于疯癫状态。家里找不到，在白光引导下，去山里找。结果落水身亡。标题“白光”有些费解，最直接的解读是清冷的月光，也可能是陈士成疯癫后虚幻出地下宝藏发出的白光。我觉得是种象征，读书中举光宗耀祖的虚妄，近于引人走上绝路的白光。陈士成的人物形象与孔乙己有些类似，走完了“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全程。该小说把陈士成五十来年尤其是近二十年的酸甜苦辣，压缩到考试发榜后的几个小时，尤其是发疯出走前很短暂的时刻，便是完全不同的故事。

众所周知，鲁迅对历史有个他自称“直捷了当的说法”“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坟·灯下漫笔》)。《呐喊》所反映的时代处于新旧过渡中，在老派读书人眼中，就是礼崩乐坏的乱世，属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小说出版四年后，学术大师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鲁迅以其如椽巨笔，塑造了那个时代几位读书人的经典形象。孔乙己和陈士成是科举时代的旧读书人，N先生和方玄绰是废科举之后的新读书人，而狂人则在不同时代的读书人中都可能出现。时至今日，也不难遇到狂人或孔乙己或方玄绰，当然不会像鲁迅笔下的那样典型。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1881年(光绪七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入南京水师学堂，翌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物铁路学堂，学开矿，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毕业。同年到日本公费留学，入弘文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速成学习日语，1904年(光绪三十年)结业。同年入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现东北大学)，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弃医肄业，将学籍列入东京德语协会的学校，学习德语和俄语，并进行译著。1909年(宣统元年)，回国任浙江、杭州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师并兼任植物学日本教师的翻译。翌年，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学监。1912年(民国元年)应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不久后升任教育部佥事(略高于科长的中级官员)。1920年(民国九年)，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1923年(民国十二年)底，又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1925年(民国十四年)，被教育总长章士钊解除佥事职务，新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中国大学讲师，黎明中学教员，不再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1926年(民国十五年)，年初行政诉讼胜诉复职教育部佥事，八月辞去教育部佥事和各校兼职，到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年底辞职。1927年(民国十六年)，年初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四月辞职，十月到上海，后来再没有任教职，主要是自由撰稿人。十二月应国民政府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院长蔡元培之聘请，任特约著述员，不用上班没有具体任务但支薪的职位。1928年(民国十七年)，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蒋梦麟任部长，特约著述员改任特约编辑，薪酬不变。1931年(民国二十年)，行政院长蒋介石代理教育部长，以填补前一年底蒋梦麟辞职的空缺，在年底裁撤特约编辑职位。此后完全是自由撰稿人。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10月19日病逝。除《呐喊》外，小说结集还有《彷徨》和《故事新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