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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是鲁迅第一部小说结集,收有小说14篇,包括通常认为(但也有争议)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的《狂人日记》和有广泛影响的《阿Q正传》等。《呐喊》1923年由北京新潮社出版,1924年第三次印刷起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本文所引用页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1卷)》。毫无疑问,《呐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界小说。但其中有些短篇小说的主人公是读书人,或至少读过书的人,在广义上勉强算学界小说。这类小说有六篇,《狂人日记》《孔乙己》《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端午节》和《白光》。重点说《狂人日记》《孔乙己》和《端午节》。前两篇内容丰富影响广泛,后一篇即使在较为严格意义上也可算是学界小说。事实上,该篇是最早一批较为严格意义上的汉语学界短篇小说,发表于1922年,在此之前有胡适的《一个问题(1919)》,之后有陈衡哲的《洛绮思的问题(1924)》,主人公的都是教师,故事的展开也有学校的背景。本文只说前述六篇。小说集中有些更广为人知的名篇,如《药》《风波》《故乡》《阿Q正传》等,主人公都不是读书人。
《狂人日记》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四卷五号,我似乎在中学语文课本中读过。记不准确是因为我在小学或刚上初中时就看过。该文堪称鲁迅的成名作,也是小说处女作。故事很简单,狂人是精神病患者,患有迫害狂。在他的认知中,周围所有人和部分动物,都在与他作对,那些人包括其亲人都是吃人者,想把他杀了吃掉。由于狂人是整个故事的叙述者,所以有些真假难辨。但仔细阅读,不难发现狂人思路跳跃和逻辑混乱,从而推断阴森恐怖的氛围其实只是狂人的臆想。小说中多有警策之语被广为引用。“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p. 447)”“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p. 449)”“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p. 451)”“‘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p. 453)”“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p. 454)”
《狂人日记》比较主流的解读,是作者借狂人之口,批判了传统礼法社会吃人的本质。因此狂人其实是精神文化界的先驱和战士。这当然也说得通。只是这样阐释,小说就有些时过境迁了,现实意义有限。更广泛些理解,不妨就把狂人就按字面解读为迫害狂,他从自己的视角曲解了现实世界,认为所有人都在与自己作对。这可能是种更深刻的隐喻。人人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踏入受迫害的思维误区,例如许多文人哀怨“怀才不遇”。正如钱锺书先生在评论《落日颂》时所讥讽,“英雄失路,才人怨命,Satan被罚,Prometheus被絷的情调”。“说文雅一些,是拜伦式(Byronic)的态度;说粗俗一些,是薛仁贵月下叹功劳的态度,充满了牢骚,侘傺,愤恨和不肯低头的傲兀。”学界中人也不乏这种倾向者,尤其在网上。或许也包括我自己,在较轻的程度上。罗素的话是良好的解药。“有阅历的人怀疑这种世道不公的说法。首先,记住你的动机并不如你想象的那样总是利他;第二,不要过高估计自己的优势;第三,不能期待别人对你像你对自己那样感兴趣;第四,不要想象绝大多数人会足够在意你,以至于有迫害你的愿望。(Experienced people therefore become suspicious of those who by their one account are invariably ill-treated by the world. …The first is: remember that your motives are not always as altruistic as they seem to yourself. The second is: don’t over-estimate your own merits. The third is: don’t expect others to take as much interest in you as you do yourself. And the fourth is: don’t imagine that most people give enough thought to you to have any special desire to persecute you.)”归根结底,迫害狂其实是自大狂,把自己当成了世界的中心。在这种广义解读下,把《狂人日记》中“仁义道德”换成SCI或“帽子”,就是学界小说了。故事梗概可以是,相信自己有天赋的狂人博士或教授,因为SCI的压力,或者/并且被有“帽子”者倾轧,不仅没有划时代的贡献(从他们自己角度看是已经有了但不被当代人承认),而且几乎无法维持教职;但他坚信自己的不凡,寄希望于年轻一代,认可他的贡献。事实上,学界有狂人气质的人或许不少,如某些人坚信自己献身事业的科学家、热爱学生的教书匠等。我觉得,狂人和阿Q,是鲁迅以其大师的笔力打造的镜子,人人都需要经常照照,包括但不限于学界中人。
《孔乙己》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四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我记得选入过中学语文课本。小说以鲁镇镇口的咸亨酒店小伙计“我”的视角,记录了潦倒的读书人孔乙己在酒店出现的场景。孔乙己其实不是姓名,只是绰号。“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p. 458)”当时的酒店顾客也分阶层,穿短衫站着喝酒,最多加盘一文钱的茴香豆;穿长衫的要酒要菜,坐着喝。孔乙己介于两者之间,当时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应该坐着喝酒,但穷困潦倒的经济地位只能站着喝。“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p. 458)”关于孔乙己窘境的由来,“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吃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钞书的人也没有了。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p. 458)”尽管如此,孔乙己本人对自己的“回字有四样写法(p. 459)”这类知识非常自负,还要教小伙计,结果被人鄙视,“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p. 459)”结局很悲惨。孔乙己偷有权势者东西被抓住,打断了腿。仍来过酒店喝酒,并赊了账。最后终于没有还账,推测是去世了。
在作者塑造的人物中,孔乙己无疑是最知名的读书人。知名度上或许仅次于阿Q,但阿Q不是读书人。孔乙己或许成了潦倒读书人的典型,既不善于读书,却又拙于谋生。从小说中看,他的优点或许仅有与人为善。如果说与小伙计分享他的知识多少有些炫耀的成分,给围着他的小孩子分茴香豆,堪称是纯粹的慷慨了,虽然也许有无奈的成分。小说的悲剧结局让人有些怅然,虽然也知道那其实是必然。孔乙己的社会成因很复杂,既有华夏教育传统本身的问题,也有那种传统走向没落时的问题。传统科举导向的教育,能通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光宗耀祖。但对选拔中的落败者而言,教育并没有增加他们的多少实际谋生能力,好的出路也只是依附在教育系统内当教师。除此之外,如果没有遗产,生计便成问题。就个人原因而言,孔乙己的主要问题就是小说中所谓的“坏脾气”,“好吃懒做”。他意志薄弱,读书似乎也没有读通,否则不至于连秀才也考不中。现代教育其实也可能造就孔乙己这类人物,除了解题什么都不会,除了上网什么都没有学到,只是学界小说中还未见很出色形象的展示。或许更有普遍意义的是,他人对失意者的态度,在眼前时嘲弄,不在眼前时忽略。这其实是非常有现代性的文学作品主题,“他人就是地狱”。
《一件小事》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北京《晨报·周年纪念增刊》。我似乎在小学语文课本中学过。作文时套用过该文的句式,“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p. 482)”虽然我其实没有“皮袍”可穿。而且还记得老师说过,鲁迅文章中的话不是都合适写进作文里,不合适的例子,就是该文中“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p. 481)”故事很简单。似乎是读书人(从其复杂的心理活动推断)“我”乘人力车,车夫途中意外带倒位老妇人。在“我”看来,妇人并无大碍,但她坚持说自己受伤了。车夫不顾“我”的劝阻,带着老妇人去警署报案。于是“我”的心灵受到了震撼。“我”出场最多,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形式上的主人公,虽然实际的主人公是车夫。在小学学该文时,就觉得这篇除了个别词语古怪外基本上就是学生作文,现在也还是看不出特别高明之处。小说的主题是歌颂世俗意义上的卑微者内在灵魂的高尚。这其实也是个不论中外都很俗套的话题。西方许多作品歌颂所谓“高贵的野蛮人”,“五四”时代作品鼓吹“劳工神圣”。在那个谱系中,《一件小事》似乎只是很寻常的一篇。
《头发的故事》发表于一九二〇年十月十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这篇在鲁迅小说中不是很知名。作者在形式上有新的尝试,通篇小说都是对话,发生在1913年第二个到1920年之间的某个双十节(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对话者是在学校教书的“我”和前辈先生N。“这位N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p. 484)”其实主要是N在说,与其说是对话体,不如说是独白体。“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p. 484)”小说中议论的主题是头发。宏观上,满人入主留辫子、长毛之乱留头发、民国革命剪辫子,再后来的妇女解放剪头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p. 485)”就个体而言,N先生留学时剪辫子受非议,回国装假辫子被旁人冷笑,索性不带辫子了被路人笑骂,后来手里拿只手杖一路拼命打过去,就渐渐不骂了。这让N先生想到,“我在留学的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的事;这位博士是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人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p. 487)”难怪《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也带着手杖。N先生在师范学校当学监,劝阻学生剪辫子以免麻烦。学生不听,果然被学校除名,直到一年后民国建国。N先生到北京,还是有人笑骂,直到笑骂的人被警察剪去辫子。他自知到乡村去可能还是有人笑骂。N先生对妇女解放的剪短发也有了保留。“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p. 487)”但还是愤慨民族的惰性。“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p. 488)”该故事以小见大,从头发的变迁以及人们对这种变迁的态度,折射了历史的变化及其相应的文化心理演变。也说明了变革先驱者的困扰和无奈。
《端午节》发表于《(上海)小说月报》1922年13卷9期。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比较明确,在1920年《尝试集》出版之后到1922年该小说发表之间,教师“索薪”请愿被打发生在1921年端午节前不久。这是鲁迅笔下最典型的学界故事。主人公方玄绰是北京首善学校的教师,又是政府某部门的公务员。顺便一提,鲁迅非常熟悉这种生活,在给郁达夫信中“……同唱戏的一样,每天总得到处去扮一扮。上讲台的时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又非得扮官不可。”其实说得不准确,当时的惯例,兼职只能是讲师,所以在辞去教育部佥事去厦门大学当教授之前,鲁迅在北大等校都是讲师。只是方玄绰远没有作者那样左右逢源,他经济拮据,因为要养家包括付孩子的学费。拮据的原因是欠薪,学校欠薪,部里也欠薪。教师集会讨薪他没有参加。发薪后学生总会要求扣除教师罢课期间的薪水,虽然并没有落实。同僚集会讨薪他也没有参加。发薪后,组织讨薪的人先是要不给没有参加讨薪的同僚发薪,后来又要求本人去领,最后也不了了之。这些让方玄绰都感到困扰。他是老派文人,“他是自从出世以来,只有人向他来要债,他从没有向人去讨过债,所以这一端是‘非其所长’。(p. 563)”薪水不能按时拿,在家里的权威都受到挑战。面对这些经济压力,译书写稿的挣钱方式都不容易。方玄绰只能读《尝试集》以逃避。
小说颇有意思的是方玄绰的“差不多”论。“他最初说的是‘都一样’,后来大约觉得欠稳当了,便改为‘差不多’,一直使用到现在。(p. 560)” “譬如看见老辈威压青年,在先是要愤愤的,但现在却就转念道,将来这少年有了儿孙时,大抵也要摆这架子的罢,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又如看见兵士打车夫,在先也要愤愤的,但现在也就转念道,倘使这车夫当了兵,这兵拉了车,大抵也就这么打,便再也不放在心上了。(p. 560)”“现在社会上时髦的都通行骂官僚,而学生骂得尤利害。然而官僚并不是天生的特别种族,就是平民变就的。现在学生出身的官僚就不少,和老官僚有什么两样呢?‘易地则皆然,思想言论举动丰采都没有什么大区别……(p. 560)”这种观点强调不同的人有着类似的深层文化心理,因此在相同位置上都有“差不多”的行为。同样是“差不多”,与胡适《差不多先生传》中批判的个人敷衍了事不同,是群体行为方式的类似。小说还有突出的特点,是方玄绰对自己行为每每有深刻的反省。例如对“差不多”论,“他这样想着的时候,有时也疑心是因为自己没有和恶社会奋斗的勇气,所以瞒心昧己的故意造出来的一条逃路,很近于‘无是非之心’,远不如改正了好。(p. 560)”“这不过是他的一种新不平;虽说不平,又只是他的一种安分的空论。他自己虽然不知道是因为懒,还是因为无用,总之觉得是一个不肯运动,十分安分守己的人。(p. 561)”“可见如果将‘差不多说’锻炼罗织起来,自然也可以判作一种挟带私心的不平,但总不能说是专为自己做官的辩解。只是每到这些时,他又常常喜欢拉上中国将来的命运之类的问题,一不小心,便连自己也以为是一个忧国的志士:人们是每苦于没有‘自知之明’的。(p. 563)”对于自己不参与讨薪,他也有所反省。“他最不敢见手握经经济之权的人物,这种人待到失了权势之后,捧着一本《大乘起信论》讲佛学的时候,固然也很是‘蔼然可亲’的了,但还在宝座上时,却总是一副阎王脸,将别人都当奴才看,自以为手操着你们这些穷小子们的生杀之权。他因此不敢见,也不愿见他们。这种脾气,虽然有时连自己也觉得是孤高,但往往同时也疑心这其实是没本领。(p. 563)”这种自省的深刻程度,为多数学界小说主人公难以企及。按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所云,“这是小说,却颇多有自叙的成分,即是情节可能都是小说化,但有许多意思是他自己的。(《呐喊衍义七十三》)”,首善学校就是作者兼着讲师的北京大学。
《白光》发表于《(上海)东方杂志》一九二二年第十九卷第十三号(七月十日),可能是鲁迅最不出名的短篇小说之一。故事发生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废除科举之前。五十多岁的老童生陈士成第十六次参加考试,仍未能考取秀才。在此之前,他的梦想完全破灭,“隽了秀才,上省去乡试,一径联捷上去,……绅士们既然千方百计的来攀亲,人们又都像看见神明似的敬畏,深悔先前的轻薄,发昏,……赶走了租住在自己破宅门里的杂姓—那是不劳说赶,自己就搬的,—屋宇全新了,门口是旗竿和扁额,……要清高可以做京官,否则不如谋外放。(p. 570)”他家里过去阔过,所以有大宅子,只是现在败落了,有许多外人住进来。他私塾授课为生。落榜归来,先给七个学生下了课。然后想到祖母曾听她祖母说,过去家里是巨富,埋藏了金银给有福气的子孙,于是又想前几次落第后那样挖地找传说中的金银。精神崩溃,处于疯癫状态。家里找不到,在白光引导下,去山里找。结果落水身亡。标题“白光”有些费解,最直接的解读是清冷的月光,也可能是陈士成疯癫后虚幻出地下宝藏发出的白光。我觉得是种象征,读书中举光宗耀祖的虚妄,近于引人走上绝路的白光。陈士成的人物形象与孔乙己有些类似,走完了“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全程。该小说把陈士成五十来年尤其是近二十年的酸甜苦辣,压缩到考试发榜后的几个小时,尤其是发疯出走前很短暂的时刻,便是完全不同的故事。
众所周知,鲁迅对历史有个他自称“直捷了当的说法”“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坟·灯下漫笔》)。《呐喊》所反映的时代处于新旧过渡中,在老派读书人眼中,就是礼崩乐坏的乱世,属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小说出版四年后,学术大师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鲁迅以其如椽巨笔,塑造了那个时代几位读书人的经典形象。孔乙己和陈士成是科举时代的旧读书人,N先生和方玄绰是废科举之后的新读书人,而狂人则在不同时代的读书人中都可能出现。时至今日,也不难遇到狂人或孔乙己或方玄绰,当然不会像鲁迅笔下的那样典型。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1881年(光绪七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入南京水师学堂,翌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物铁路学堂,学开矿,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毕业。同年到日本公费留学,入弘文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速成学习日语,1904年(光绪三十年)结业。同年入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现东北大学),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弃医肄业,将学籍列入东京德语协会的学校,学习德语和俄语,并进行译著。1909年(宣统元年),回国任浙江、杭州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师并兼任植物学日本教师的翻译。翌年,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学监。1912年(民国元年)应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不久后升任教育部佥事(略高于科长的中级官员)。1920年(民国九年),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1923年(民国十二年)底,又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1925年(民国十四年),被教育总长章士钊解除佥事职务,新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中国大学讲师,黎明中学教员,不再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1926年(民国十五年),年初行政诉讼胜诉复职教育部佥事,八月辞去教育部佥事和各校兼职,到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年底辞职。1927年(民国十六年),年初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四月辞职,十月到上海,后来再没有任教职,主要是自由撰稿人。十二月应国民政府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院长蔡元培之聘请,任特约著述员,不用上班没有具体任务但支薪的职位。1928年(民国十七年),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蒋梦麟任部长,特约著述员改任特约编辑,薪酬不变。1931年(民国二十年),行政院长蒋介石代理教育部长,以填补前一年底蒋梦麟辞职的空缺,在年底裁撤特约编辑职位。此后完全是自由撰稿人。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10月19日病逝。除《呐喊》外,小说结集还有《彷徨》和《故事新编》。
附:已经贴出学界小说丛谈
今朝放荡思无涯—学界小说丛谈之《方方文集·白梦》(非学界故事)
休对故人思故国—学界小说丛谈之《悬空的十字路口》
艰难苦恨繁霜鬓—学界小说丛谈之《方方文集·白梦》(力学家故事)
“我们”与“我”及其超越—学界小说丛谈之《精神隧道(下):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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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1-20 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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