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春江水暖鸭先知》所述，小说中的九州大学在上海。这里说说上海被认为比较独特的文化现象，对外地人的看法。总体上，在大学中，对外地人接纳得比社会上好。我在交大读博士期间，许多老师是上海人，但并没有地域差别的感觉。到上海大学工作后，同事中上海本地人反而很少。《大学之林》与我自己的经验不同。这或许正是读小说的必要性所在。

小说中，院长俞道丕的话为“小地方人”定了性。“小地方人就是目光短浅，哪里晓得有了学问才有安身立命的资本(p.11)”他虽然是特指，而且还是误会，但确实为全书的描写定下了基调。薛人杰在收到留校博士送的大礼盒包装的雀巢咖啡后，也觉得“小地方来的人办事习惯与大城市人不同(p.179)”。在小说中，所有的非上海中国人，只有叶纷飞还算不错，但她是“外地人”。在上海人的词汇用法中，“外地人”基本等于“小地方人”，但毕竟还有所差别。

来自安徽大别山的韩松，先在专科学校当几年教师，然后考入九州大学的研究生。“因年纪稍大，待人处世比学弟学妹成熟，有时也能为导师干点杂务，尽管学业不十分出色，还算能得到导师的器重。(p.55)”读研是他第一次来到上海，“感到实在挡不住大都市真实生活方式对自己心灵的冲击。他发誓这辈子不再回老家工作，他要在上海留下来，下半辈子做个名副其实的上海人。(p.56)”事实上，他做到的更多，他成了在团中央工作的北京人。他参加团市委组织的社会调查活动，还是校“邓研会”会长，被团中央的副部长看中，举荐到团中央所属部门工作。于是，他面对着下跪的妻子和幼儿不为所动，坚决地离了婚。上网买论文事发后，“这个对跪地求他的发妻毫不动情的男人，此时毫不犹豫地跪倒在导师跟前(p.58)”，“像女人一样撕心裂肺地痛哭(p.59)。”导师让他向参加答辩的每位教授检讨要求重新答辩，“韩松不但向每位教授作了深刻的检讨，而且无一例外都下了跪。韩松跪在俞道丕院长面前的时间最长，拉他都不肯起来。(p.59)”于是，他涉险过关了。耐人寻味地是，分管学位的研究生院副院长居然说，“这个学生要真能在团中央机关工作，对九州大学也不是件坏事，至少他得念着母校对他的宽大之恩吧。(p.60)”我想，这样的厚黑之人想必大有发迹希望，n年后，他在大会上高谈阔论时，不知是否会记得这段往事。

还有在小地方折腾到30岁才因为考上博士生到上海的洪俊花。“内心一直很满足，满足到想给导师和九州大学磕头的地步。是他们让她有机会来上海这样一个地方读博士，而且只要咬紧牙关苦读3年，她完全有可能让自己变成名副其实的上海人，再也不回老家那个小县城去。(p.120)”可惜，她的满足感不能持久。“这一天洪俊花无意中窥视到一个上海年轻女人的生活侧面，水清清随意买零嘴吃的花销就超过了洪俊花全月生活费，两个女人的生活质量，由此可以推断出高低落差究竟有多大。(p.122)”物质欲望让她贪污薛人杰的科研费，被抓住把柄。后来按导师的意思在学术会议上对薛人杰的报告发难，事后又向薛人杰告密供出导师。然后她留校当了辅导员，“从此走入上海的大街小巷，不再有客居他乡的感觉。她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人，而且她的子子孙孙也有权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p.179)”最后她居然被薛人杰选为副手，成了副院长。

还有些着墨不多的更次要角色。学费无着的贫困生小蔡，贩卖黄盘和盗版书事发；其母亲来学校对院长“朝地下磕了几个响头，肉体撞击地板的声音听起来让人心颤”，而且保证，“哪怕拆房毁灶也得变出钱来供娃念完书(p.148)”；回家休学一年的小蔡临别时说，“我攒够了学费马上回来，我生生死死都要做上海人，真正的上海人。(p.148)”与有妇之夫同居的外地女生，上海女生劝辅导员，“人家辛辛苦苦想当上海人，又没有别的途径，连最原始的本钱都拿出来投资了，你就高抬贵手吧，君子成人之美嘛。(p.183)”这段话确实很“上海”。

我这种所谓“新上海人”对这些描写感觉有些复杂。未必是作者说的不对，但作为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她不应该这样说，政治不正确。当然，我本人并不主张“政治正确性”。作者无疑应该是精明的上海女人，她多处写道“名副其实的上海人”，表现出的地域优越感是否太强了？当然，或许作者只是将心比心，用当年上海人在西洋东洋洋插队的苦楚，来想像外地人在上海的处境。诛心而论，或许作者或许像许多上海人一样，对“外地人”特别是“小地方人”加入他们生活竞争有种潜意识里的恐惧。这些“外地人”更能吃苦，而且可能坏得失去分寸。如张爱玲所说，“上海人坏，但坏得有分寸。”

本博文的目的其实是反躬于己，作为上海人，虽然是新上海人，更顾及外来者后来者的感受，给他们充分甚至过分的尊重。海纳百川，彰显海派文明的力量，接纳和同化和平的闯入者，而不是排斥和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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