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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娃河》已经写过两篇,《言不尽意》写背景和版本,《潜龙勿用》写故事。本文记录小说对人物的描写和剖析。主要是主人公龙在田师门中的三代人,导师袁逸儒,师兄弟张超和张超的学生卢强。总体上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与时偕行,但还是有江河日下之憾。
袁逸儒给人的印象是学术大师,待人谦和处事公正。如在龙在田失踪后,对他的朋友陶乐天说,“在田的才气是不用我多说的,虽然他过于恃才傲物,不合流俗,但毕竟人才难得。只是这样的人往往为世所不容。我是不知跟他说过多少遍,为文可以恃才,做人还须圆通。没有用。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你和在田是好朋友,你们哪天重新相见,我要让你转告的也依然是这么些话。有些东西是天性,教也教不会的。(p. 93)”在场的陶乐天女友很感动,但知道内幕的陶乐天就不以为然。后来龙在田对苏非分析了导师,“所谓生存竞争,在生存面前,活下去是最高的让一般人无法逾越的门槛。袁逸儒是想要自由、却又不得不吃饭的尴尬人,结果只好把自己的学生当饭票。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典故变成了心在曹营身向汉。心里想着天空和自由,但身体的需要却使他不得不低下头吃饭。有些事情可想不可做,比如自由;而有些事情又是可做不可想,比如吃饭和服从。(p.297)”“近十几年来,没有研究过一个问题,没有写过一篇文章,甚至没有认认真真地给学生好好上过一堂课,假如他那些应酬性的序言和所谓的学术报告之类可以忽略不计的话,你说,他靠什么活下去?靠没完没了的会议邀请,公费旅游,评奖,评职称,请客吃饭,互相吹捧,今天天气哈哈哈……你想想看,他此生就靠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写的两篇文章,整整过了一辈子。(p.322)” 袁逸儒似乎一直没有在有才华的龙在田和会做人的张超之间明确取舍。“有关袁逸儒的这种带学生方式,传说很多,但准确的却很少。有的说袁先生带学生看重学生的做人,有的说袁先生欣赏学生有才华,有的认为这种做人和才华并举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但张超心里却很明白,这是古老的平衡术:皇帝之于大臣,上司之于部下,历来如此。(p. 63)”“张超感到得意的是,他最后打破了这种平衡,使老头子的天秤不得不向他倾斜,从而最终把全部资源交到了他的手上,用另外一种说法则是,是他而不是袁逸儒的任何其他弟子成了老头子铁定的接班人。张超于此大获全胜。他不仅胜了同门师兄弟,而且胜了导师袁逸儒。因为老头子从来没有承认过张超是他最最得意的门生,从而动不动会把龙在田挂在嘴上。只是在接班问题上,老头子向他作了妥协。但正是这看上去很不重要的一个小小的妥协,使张超赢得了整个人生。(p. 64)” 在电子版中,袁逸儒的形象更为不堪,五六十年代主动把苏非母亲托他保管的日记上交给专案组。
张超更像现代的职业学者。他自己的家世没有说,但“老婆来自一个贵族之家,父亲是个著名诗人,母亲是更为著名的演员。他儿时看过很多她母亲演的电影,被她母亲的风姿迷得神魂颠倒。(p. 30)”他夫人以绘画为专业,但她更明白当时文学艺术的地位。“你真以为绘画是门什么艺术?不过是个服务行业而已。你看我爸写了那么多的诗歌,哪一行是为自己写的?我妈演了那么多的电影哪一部是为自己演的?(p. 32)”在岳父去世之前,张超在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不敢把勾搭的女生带回家。岳父去世后,他夫人只是要求不要把女生弄上他们卧室的床。就学者而言,“张超骨子里并不是一个擅长于标新立异的学者,相反,他把所有的标新立异都看作是一种猎取功名的手段。他内心深处从来不以什么终极关怀之类的东西为然,但他知道,有时候这些东西却很有市场价值。张超没有龙在田那样的才气,可以随便说出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但他却有龙在田所缺乏的兜售能力,抓住时机的能力,从而诉诸大众传媒的能力。有个师兄弟曾经说过张超,没有文学天赋,但有从政能力。张超听了很不是滋味,因为此话的潜台词无非是说他有政客品性。但他没有作声,因为此话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听懂的,且不说别人,就拿龙在田来说,就从来没有听懂过。龙在田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那些具有爆炸力的想法和观点随随便便地告诉张超,张超一次又一次地把它们扔到报刊杂志上,标上张超的印记,诉诸张超的方式。(p. 81)”他温和的风度也有所助益。“让张超更为庆幸的是,在这个国度里,由于人人知道出名的秘密。所以没有成名的新人出手都特别凌厉,出言不逊几乎是所有年轻的未成名的学者的共同特征。在张超挑起的有关理想和崇高的论争中,那些年轻人的文章凶狠得几近骂娘;这从另一方面又正好帮了张超的大忙,使对立的一方发现,张超是最温文尔雅的,具有这个国家早已丧失了的君子风度。除了张超本人,很少有人会发现,这种君子风度是伪装的。也许袁逸儒是清楚的,老头子一再地教导弟子们,要世事洞明,人情练达。(p. 82)” 他的缺憾是,这种学界操作法是门艺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虽然他自己玩弄的炉火纯青,但无法传授。“望着弟子屁颠屁颠远去的模样,张超感到一阵悲哀,比起导师袁逸儒,他就是招不到个把像样点的门生。看来在这上面超过老头子的希望是不大了。俗话说庙大才有大菩萨,老头子这庙虽说已经开始破败,但菩萨们却还是有模有样地站立在那里。(p. 61)”
张超在课堂教学上和操控话术上还是有过人之处。例如他讲结构主义。“他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基本公式‘什么由什么构成’对学生大声说道,记住,这是结构主义的基本公式之一。有人认为人文科学没有公式可言,这是错误的。没有公式怎么能建立规范?不建立规范又怎么会有科学?没有科学又哪里来的学术精神?没有学术精神又怎么抵达终极关怀?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推理过程,其中少了一个环节都会出问题。(p. 35)”引起广泛关注的终极关怀讨论更是成名之战。“记得他第一次听龙在田谈论终极关怀时,他甚至觉得有点可笑。关怀就是关怀,还他妈终极,终极什么?直到他在一家著名刊物上主持终极关怀的讨论时,他都没弄明白什么叫做‘终极关怀’,而且他也不想去弄明白;重要的是,他发起了一场讨论,不管终极关怀是什么,但讨论是他张超发起的;因此,人们一说起终极关怀,首先想到的不是关怀什么,而是谁在关怀?而答案又是明明白白地放在那里的:不是别人,是他张超在关怀。这就够了,至于终极是什么意思,关怀又该怎么关怀,这些问题全都留给别人去争论,从而在争论中获得解决或不解决。即便以后龙在田来谈论终极关怀,也是在谈论他张超说过的终极关怀。张超一想到这些,总忍不住要为自己感到骄傲;同时为自己处在如此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度感到幸运,任何学问,只要抓住口号就成了,根本用不着花功夫潜心研究,也不需要天赋的才华,别人的东西拿来就行,当年那个新文化的主将不也说过拿来主义么?倘若有人问张超到底信奉什么,他肯定回答:拿来主义。(p. 81)”张超更把这种讨论引向对权力的献媚。“不要以为现在全都自由了,可以为所欲为了;不要以为现在争相下海了,可以不顾良心了;不要以为现在都在赚钱了,可以不要学问了;不要以为现在是后现代的时代了,可以不要规范了,不要道德纪律了,不要天伦王法了,从而可以无法无天了!……不再有人会为了崇高的理想站出来说话。抬起你们的头颅,看看吧,理想主义的旗帜依然在高高飘扬,那是人的精神,精神的人。我们累死累活,劳苦一生,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伟大的理想么?不就是远大的目标么?难道说连这个也要动摇么?先生们哪,小姐们哪,女士们哪,你们谁愿意承认,活着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没有一点哪怕是一点道德的理想和理想的道德?(p. 69)”于是,“崇高,理想,终极关怀,价值重建……诸如此类的词儿像春天里的花絮漫天飞舞,如秋天里的落叶纷纷扬扬。作家学者突然发现原来他们并没有过时,没有被大众传媒所冷落,一个个兴高采烈地卷入论争,并且唯恐去晚了赶不上趟。(p. 80)”顺便一提,真有这么场终极关怀讨论,被王朔讥讽为太监教人ML,当然小说故事可能纯属虚构。
更年轻的就是张超学生一代,感觉作者描写有些漫画笔法。当然,也可能他们本来就是那样可笑。其实二十多年前,我刚会浏览网页,看得比较多,也看些所谓文学批评或者文化批评的帖子。或许作者就是所谓第五代,其思想迂腐和态度蛮横让我有些意外,严重怀疑他们的真诚,因为骗子傻子都不至于到那种程度。或许本质上,第五代与多数前辈或同辈都没有什么差别,都是急于在社会上出头的人。“这位第五代学者认为,什么是文学?文学就是成功的人生,就像那些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或者就像我们的张超老师。第五代学者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张超的这个得意门生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就是懂得对什么人说不,对什么人说是,最后对自己说不是。永恒之天狗,引导我们前行。这位名叫卢强的学生由于成功地改编了歌德的这句格言,被公认为是第五代学者的代表兼发言人,近半年来,声誉鹊起,似有超过其导师张先生的趋势,致使张超每见到他一次,就要告诉他一遍,谦虚永远是一个学者的美德,不管属于第几代。尽管如此,卢强还是获得了‘伍学者’的光荣称号,成了这一代学者的象征。(p. 60)”小说给出个讨论会的实例。“一个在文坛上有五十多年成名历史的老作家刚刚作完有关崇高和理想已经变得没有意义的发言,马上遭到了年轻人的激烈抨击。张超教授的那个叫卢强的学生几乎是跳起来说道:怎么能解构崇高呢?怎么能抛弃理想呢?当年的青春万岁到哪里去了?难道你们玩够了崇高和理想就可以把她们扔在一边了?你们可知道我们还没玩过呢,至少大家玩玩对不对?哪有像你们这么霸道的?(p. 37)”说穿了,只是文人版的杀人放火受招安。“在当今中国,先锋的小说家都唱红脸,青年诗人唱白脸,一个做了作家协会的乖孩子,一个做了江湖上的坏孩子;一个说闹革命我妈都会,不就是举着小旗帜上街么?但小说不是谁都能写的;一个说不弄点调皮捣胆的事情出来,谁来注意我们,谁来关心我们,做诗人容易吗?他们其实都是党的好儿女。(p.348)”
除了这些学者外,或许还有位与袁逸儒同辈的章老先生值得一提。老先生研究《易》,似乎未来的先知,当时并不泄露天机。“只有一次谈到过国运,说是否极泰来,长远来看是在慢慢转好。(p. 243)”但他建议陶乐天或出国或经商不要留校,似乎认为大学不可救药,不知道是不是矛盾?既然国运向好,大学也应该向好。他属于隐士。“君子有二类,一类是有所不为,一类是有所必为;章先生说他认领了第一类,而龙在田属于第二类。在无所不为的小人之中,第一类成了隐士,第二类成了战士。(p.323)”“知道太多的人就什么都不想做了呀,人们之所以有做事情的冲动是因为他们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假如他们全都知道了所以然,就会什么事情都不想做的。……中国为什么老是不发展?就因为中国古代高人太多,知其所以然的人太多。他们之中很少肯出来做事的,偶尔有个把出山,又恰逢时运不济。要成大事,天时地利人和,少了一个都不行。(p. 244)”章老先生认为只有三位半个学生,一位自然是男主人公龙在田,一位是他自杀的师兄弟凯方,还有位是龙在田的同居女友米娜因为没有成为精神伴侣而分手。
小说当然是虚构,但人物未必没有原型,因此索隐是低级但有趣的智力活动。男主人公的原型就是作者自己。袁逸儒与作者导师钱谷融的类似之处(外人可见)较少,似乎只有“文学是人学”的学术主张,以及晚年疏于著述。张超的原型似乎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接掌导师钱谷融学术权力的王晓明,比较明显的类似之处是发起人文精神讨论,倡导“终极关怀”,此外还有文坛名宿的加持,只不过不是岳父,父亲王西彦曾任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母亲周雯是话剧演员。还有几位相对次要人物的原型比较明显。老一辈中,陶乐天的导师是施老先生,“施老先生的声望远在中文系最为德高望重的袁逸儒之上,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蜚声中国文坛。与袁逸儒不同的只是,施老先生远离学校的种种纷争,淡然独处,不问世事。作为施老先生的关门弟子,他在系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尊敬。(p. 23)”如章老先生所谓“施先生是得庄子真传的高人。(p.235)”无疑是施存蜇,最早听说大名是他与鲁迅关于《庄子》和《文选》的论战,早先还看过他选的《晚明二十家小品》。小说中说“崇高和理想已经变得没有意义”的“五十多年成名历史的老作家”显然是王蒙。同辈的有同门师兄凯文,纸质版小说只说他有“死志”,电子版是跳楼自杀,原型是胡河清。还有出场不多的作家“大头匡亮”,其实是评论家吴亮,后来写了长篇小说《朝霞》,当时还只是评论家。顺便一提,我当文学青年时,就对评论不太感兴趣,但知道当时评论的名家匡亮和程培德,作者李劼过去倒是并没有注意。匡亮对大学有尖锐的议论,“别呆在那个死人学校里了,匡亮对他说,[脏得像个大粪坑,有才华的好人一个都没好结果,死的死,失踪的失踪,前面等着你的还不知是什么倒霉事呢;]我看你还是出来吧,出来做什么都比留在那该死的地方强(p. 90)”方括号中仅见于电子版。在电子版中,匡亮还说,“现在的教授跟当年的工农兵学员不一样么?早晚会成为耻辱标记的。……现在凭什么当教授么?……就凭谁比谁更无耻,然后选出最无耻的当最大的教授,叫作博士导师。”过于偏激,纸质版删去了。其实文人喜欢惊人之语,也可以理解。
作者李劼,本名陆伟民,1955年出生于上海市。1973年中学毕业下乡,1978年考入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获得学士学位后到郊区某中等师范学校任教。1984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攻读现代文学研究生。1987年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两年后被捕入狱,次年被释放返校,继续教书。1998年赴美参加学术会议,随后在科罗拉多大学做访问学者半年。1999年在纽约任《明报》编辑,至2001年。2001年至2004年在纽约城市大学贝鲁克学院教中文。出国前的著作主要是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前不久听过《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出国后有解读和翻译的中国古典著作。著有多部长篇小说,其中有自传三部曲,另有长篇小说《爱似米兰》也有些自传性,属于较广义的学界小说。
附:已经贴出学界小说丛谈
今朝放荡思无涯—学界小说丛谈之《方方文集·白梦》(非学界故事)
休对故人思故国—学界小说丛谈之《悬空的十字路口》
艰难苦恨繁霜鬓—学界小说丛谈之《方方文集·白梦》(力学家故事)
“我们”与“我”及其超越—学界小说丛谈之《精神隧道(下):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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