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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本无心，行人自回首----1970年

已有 7492 次阅读 2020-7-19 10:45 |个人分类:往事钩沉|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1974, 回忆, 记事

1970年中我满了7周岁。跨越式成长，年初是幼儿园大班小朋友，秋季成了二年级小学生。全家住在鞍山市立山区太平村113栋35号，那栋楼现在已经拆掉了，在原址有中国三冶太平职工小区。

这一年，我的生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离开了幼儿园，插班进入街道办的抗大小学就读，然后随班升入了晓光小学。在升入晓光小学前，跟着母亲去了趟上海，大部分时间其实住在金山。不知道是因为我长大了，还是经历的事情比较特殊，这一年的事情许多都有清晰的记忆。当然，清晰的记忆未必就是正确。因为记忆比较清晰，过去回忆过一些，尤其在《忆往昔》系列中，具体有《吃在幼儿园及对老师失望》《吃在幼儿园续兼说家长老师》《幼儿园小朋友》《小学试读》《插班入学》《抗大小学》《不敢下山》《童年乘火车启示》。也有这个系列之外的，如《借宿康平路100弄》和《上海记忆之公园行》。这些回忆也不完全准确，以下有重复也有订正。与前面矛盾的叙述，以本次为准。本年开始，有比较多的鞍山生活场景介绍，我也确实是7岁左右才开始了解自己生活的环境。

我从网上地图看，太平村那一片完全变了。现在只有就读幼儿园还在，我们的家、我就读的抗大小学和晓光小学以及母亲上班的太平门诊部都没有了。从相对幼儿园位置，推断当时住处、母亲工作单位(太平门诊)、抗大小学和晓光小学几处原址，如下图所示

1970 a.jpg

路有变化，路名也改了。现在的鞍千路当时分为东建国路和鞍千公路，鞍千公路的零公路处还要往东而超出截图的范围。幼儿园东的南北向路现在叫平山街，当年叫曙光街。曙光街向北走，刚超出截图范围的地方，有当时的曙光俱乐部，主要在那里看电影。家西面南北向的路过去叫晓光街，现在是园林大道，包括过去的园林路、深沟寺路(我离开鞍山时的名称，小的时候还没有，现在又改名了)和晓光街。晓光街东就是在家和路之间，有个卖菜的商店。商店北北面，是家饭店，停煤气时去吃过一两顿饭，是我知道太平村唯一的饭店。从我们家窗口，可以看到商店和饭店的后院。太平门诊南第六幼儿园北那条路，过去一直向东与晓光街相交，曙光街和晓光街之间的路北有家百货商店，是“回”字形房子。百货商店西有家小邮局。邮局有位王姓工作人员，与母亲很熟，因为母亲每月去给祖母和外祖父汇生活费，每人25元还是30元，当年也是笔不小的款项。人不在，物亦非，真是回不去的故乡。

幼儿园补说

这一年，我离开了幼儿园，结束了幼儿园生活。可以说提前出园，也不妨说是中途辍园。幼儿园的事情，在1968年时说过些。这个阶段回忆比较难，能记住的事情不多，而且有些片段的记忆也不确定是哪一年。

从幼儿园有小班、中班和大班推测，我是在1967年入园。幼儿园是鞍钢在立山区太平村(唯一)的幼儿园，鞍钢第六幼儿园(我曾记得是鞍钢第十幼儿园，但妻子说我们女儿去的才是第十幼儿园)。幼儿园的当时的位置应该清晰而准确，靠近东西向的东建国路与南北向的曙光街交点处，在东建国路(现在与过去的鞍千公路统称鞍千路)北，曙光街(现在似乎叫平山街)西，与原来的曙光中学又称鞍山第五十中学(现在已经没有)隔曙光街相对。往西北方向不到两百米，就是我母亲上班的鞍钢立山医院太平门诊部(现在已经没有)。

《忆往昔》系列中回忆的《吃在幼儿园及对老师失望》《吃在幼儿园续兼说家长老师》《幼儿园小朋友》，应该都没有发生在1970年。因为这一年很早就离开了。幼儿园的最后日子大体上应该平平淡淡。几乎都适应了习惯了，就像人们现在对待新冠疫情。所以没有什么记忆。

难忘的只有对午睡的反感。下午强制性睡觉，所有小朋友都要在小窗上趟着，而且盖着夹被。我睡不着，还不许睁开眼睛。因此，老师来巡视时，赶紧闭上眼睛装睡觉。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是如何打发躺着的岁月。直到读小学后，我才能幻想自己在另一个世界，过另一种生活，如同现在所谓穿越。推测幼儿园时只能玩玩手指或者手绢。我一直不理解老师为什么要强制所有小朋友睡觉，直到我有了女儿。她睡觉时，父母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也可以休息。当然，我不否认儿童通常需要更多睡眠。

主要是因为不喜欢午睡，不愿意再呆在幼儿园。对父母积极些的要求，就是我想上学。如果追问为什么想上学，当年我或许会说，不愿意在幼儿园睡午觉。写了多年本子，现在我宁可说，不想在幼儿园虚度光阴了。

小学旁听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觉得我父母很开明，特别是我小的时候。多数时候愿意听孩子的意见，也愿意跟孩子讲道理。既然我特别想上学，毕竟我年龄还小，能不能行，要试试才知道。据说幼儿园出来的孩子，在学校适应快。当时的说法，现在可能也成立。

父母让我先跟隔壁邻居王老师去她的班上听课。她任教的晓光小学，就在我们家楼下，楼门到校门，一百米左右，而且不用穿马路。正好教到汉语拼音。父母那代人没有学过拼音，他们就让我去旁听王老师的课，学拼音。王老师本来是体育老师，但当时在教语文课。也就是说，我最初的语文课，真是体育老师教的。

王老师领我到学校。安排我在教室第一排的空位置上坐下。听课没有什么，幼儿园应该也上过课。下课我去上厕所。可能是第一次用北方的旱厕，莫名惊诧。过去上公园可能也用过旱厕，但我没有印象。幼儿园是冲水厕所。小学那个厕所，又臭又脏，苍蝇乱飞，真是童年噩梦。

回到教室，更震惊地发现，我的座位被一个男生占了。当时我看真正的小学生，都很高大。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还是走过去，请他起来，说这是我的座位。那个男生看着我问，“你是谁呀？要干什么？”现在想想，这两个问题很哲学，真不太好回答。我当时想报出名字他也未必知道。因此直接回答第二个问题，“我就是来跟王老师学两个拼音呐！”那个男生听了似乎也有些懵，只是说那是他的座位。我怕没有座位不能上课，很着急，就动手拉他起来。我使出洪荒之力，他自岿然不动。我更着急了。顺便一提，稍微大些，听母亲读了《红楼梦》说其中句话，“拚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不相信。稍微大些的小学生就拉不动，很多事情非拼命就能成。

这时候，那个受王老师委托照看我的学生过来，把我领走了。原来我记错了教室。从厕所回来走到隔壁去了。王老师后来说我去打扰的学生真不错，我都动手拉人家了，也没有还手揍我一顿。真正读小学时我还专门分析过，当时为什么会看错教室。教室在平房中一字排开。我从山墙这边看过去，视角非常小，因此把第二和第三个教室搞混了。这或许与我在厕所受了惊也有关。

记忆中，我第二天就没有再去，但不肯定。不管怎样，我的小学旁听很快结束。结论我不知道。可能是父母觉得我连教室都找不到，不宜上学。也可能是王老师觉得我太丢人了，不带我去了。还可能是父母同意我上学了，但需要先读街道办的所谓抗大小学。我现在已经记不清这次旁听与后来读抗大之间隔多长时间。如果隔的时间长，就是1970年之前的事情了。我觉得隔的时间不长。

我自己对走错教室这个事故倒是不很介意。我从小就能原谅自己，所以不是有大出息的人。对于插班旁听没有任何抵触，也不觉得多么荣光。后来初中、高中和大学也都有插班旁听的经历。不知道“插班”与后来的“破格”是否有因果关系。不明觉厉，细思恐极。

抗大小学

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人们对未来预期向好，小孩出生比较多。我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比较多。小学校舍的容量不够。因此一年级不在正规小学读，在街道办的所谓“抗大小学”。当时不知道名称的由来，后来知道“抗大”是抗日军政大学的简称。在真正的延安抗大，讲课的是中央领导，听课有从前线归来的战斗英雄也有来自大都市的电影明星。那个借用名称多少有些滑稽，甚至是种讽刺，正如那时的生活。

晓光街道抗大小学在晓光街和曙光街之间，与我们家隔着晓光街，东西方向上大致在我们家和母亲上班的太平门诊部之间，但南北方向上不在一条直线，学校离东西向的东建国路更近些。从家里到学校正常步行大概五、六分钟，比去幼儿园稍微近些，到门诊更远需要十分钟。

父母同意我上学要求的时候，早过了秋季入学时间。春季学期开学已经两个来月，期中考试刚刚考过了，推测应该是70年5月上旬。我要上学，就是插班生。母亲领我去街道的抗大小学。当时好像也没有严格的学籍管理，老师说考试，如果合格就入学跟着读。

当场就考语文和算术两门课。似乎就是用班上才考过的期中考试的现成题目。成绩记不准了。语文好像是50多分，没有及格；数学60多分，算是及格了。成绩虽然不好，但老师觉得孺子可教，就同意收下我就读。这样我就开始上学了。现在想想，那位老师也是设定我人生轨迹的关键因素之一，这就是所谓《人生的敏感性》，但当时没有意识到。很多重要的事情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而有些当时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回头一看其实鸡毛蒜皮。

晓光街道抗大小学里老师好像只有一位，就是同意我入学的老师。姓刘，名字我忘记了，真不好意思。形象现在已经很模糊。从我尚有的依稀印象，应该是美女。刘老师是后来所谓的知识青年再后来的待业青年，因病没有下乡，属于街道管的人。可能是高中毕业生，就给街道里的孩子当一年级老师。刘老师多少也有些公私兼顾，她弟弟就在班上，便于照看。

印象最深的是学校没有桌椅。桌子是用水泥垒的方台子。事实上，我的记忆台子是泥的，黑乎乎，凉冰冰。但妻子说她记得是水泥，我们不是去的同一所学校。我刚入抗大时可能还分不清楚泥和水泥。凳子是学生自己从家里带。如果我没有记错，需要每天从家里带，而不是放在教室，因为教室有两个班分别在上午和下午上课。只在抗大呆两个多月，而且没有经历过冬天，想必少吃了些苦。

学习内容印象不深。算术我应该已经都会了，虽然入学考试也只是及格。具体学了什么，我现在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语文的课文没有印象，学过拼音，但据隔壁王老师说教得不准确，把不该出声的(类似于英语中清辅音) bpmf都发得很响。连体育老师都知道抗大小学语文教得不好。还能想起来的是朗诵“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我不知道别的同学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背诵下来很容易。那真是童子功。现在当然背不全了，但仍有许多片段能脱口而出。“老三篇”就是我们这代人的《论语》。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这代人都能熟背“老三篇”，就像古人也不是人人都能背《论语》。

我年龄小，入学又晚，所以同学中没有什么朋友。同学也记不住，除了三个打架大王。看来当王是容易被人记住，那怕是打架大王。杨文清是大王，住在我们家楼上。很少来上学，更像所谓的社会青年，虽然只是小学生。读小学时他仍然是同班同学，仍然不大来上学。二王是刘姓同学，名字我忘了，我们老师的弟弟，也是我们班长。后来升小学我们没有在一个班，所以印象不深。王敏胜是小王或者三王，我们副班长。他看上去有些文质彬彬，住在我们旁边的楼115栋。小学我们还是一班，他好像还是副班长。我们关系不错，在小学里还配合老师上演过一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戏，应该是成为典型的肇始，明年再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能称王。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三王打架，也许是我入学前已经抗大论剑，决出高低了。事实上，我不记得看到过任何人打架。我也不记得有任何人欺负过我，当然我也没有欺负过人家。总体上，就是与同学交往特别少。

读书之外的学校生活都记不住了，只是有一次刘老师领我们班上山印象很深。走十多分钟，就到最近的炮楼山下。山上有些碉堡工事，是钢筋水泥的方形掩体，有相当部分在地下，不是电影里看过的那种日军圆形炮楼。后来网上查些资料，才弄清楚工事的由来。碉堡群由日军建于1943年，是高射炮阵地，用于驱赶轰炸昭和制钢所的美军飞机。说“驱赶”是因为高炮射程远低于飞机的最高高度。阵地分地上和地下两部分。地上有三个高射炮炮台和一个探照灯台，地下是指挥所和弹药库。暗堡和各炮台之间由弯弯曲曲的坑道连通。顺便一提，鞍山有不少日军留下的碉堡群。从西沙河碉堡往东南，是立山水源地碉堡；再往东南，是凉亭山碉堡群；从凉亭山碉堡群向东，是孟家沟碉堡群；再向东，就是炮楼山碉堡群；从这里再向东南，是对炉山碉堡；再向南，就是玉佛山风景区碉堡群；再向东南，是铁架山碉堡；鞍山城区西部，从南向北，依次是红旗堡碉堡群，二台子碉堡，双龙山碉堡群。读高中时爬过的立山的凉亭山(在当时的立山公园内，现在叫孟泰公园)，但记不准是否看过碉堡。

那次老师领我们上山后就要下山。我发现下山的路很陡，不敢走了。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很有道理。刘老师见我无论如何都不肯下山，只好背着我走。虽然我比同学小两岁，但是个胖子，体重相当可观。刘老师二十来岁女孩子，也真是不容易，想想老师真是好人。不敢下山，固然是胆小。但能说出来自己的害怕，未尝不是种勇敢。七岁看老，我现在可能也是，非常害怕物理方面的危险，但如果只是心理上的，就无所谓了。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虽然鞍山雨水比较少，但也赶上过放学时下雨。学校回家过去估计要五、六分钟。在母亲单位和我们家之间，但不正好在路上。母亲常讲的故事。一个下雨天，她中午回家吃饭，等我放学。等来等去也没有回来。因为下午还要上班，所以很着急。就迎出来，看到我的同学们，就问看见我没有，都是说在后面。迎出去好远，看见我在小心翼翼地淌水。母亲问，你怎么走得这么慢？我解释说，水下面有坏孩子挖的坑，因此我走每一步，都要先用脚探一下，免得落入陷阱。我一点儿也记不得这个事情，只是听我母亲说的。这确实符合我的性格，慢些没有关系，不落入陷阱就好。长大后回想起来，那简直是新人离开学校进入社会所产生恐惧的缩影，水浑坑深。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其实是想多了，水可能有些浑，但并没有坑。

抗大小学新生入学应该是1969年秋季，我实际上是跳了约0.75级。后来女儿青出于蓝，完整地跳了一级，读完一年级第一学期，经过考试读二年级第二学期。我当时还没有到6周岁，比班上多数同学小一两岁。可惜辽宁的小学，一度把秋季班毕业改春季班毕业，后来又改回来。两次改我都赶上了，就多读了一年。虽然比身边的同学还是小一两岁，但跟南方的孩子基本上就同岁了。如果辽宁不折腾改学制，我在79年15周岁上参加高考了，19周岁时毕业留校教书，60岁退休时从教已经满40周年。现在只能在从教第40年上退休。

虽然没有发现读书有多大意思(也不痛苦)，也没有玩得来的小朋友，但上抗大小学仍很开心，主要是白天不用再睡觉了。我后来一直没有午睡的习惯。不用睡午觉，这是我通过考试入学才争取来的权利，当然不会轻易放弃。现在要是睡午觉，未免要感慨，辛辛苦苦五十年，一下回到上学前。当然，等我更老些，对睡午觉就也许就不那么排斥了。返老还童，大抵就是这个意思。

更广义些讲，在不到7周岁时，考试改变了我的生活。不需要再勉为其难地在幼儿园睡午觉了，而且在条件艰苦的街道抗大小学只呆了两个月。凭借考试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后面的人生之路从那时就露出了端倪。尽管我并不擅长应试，更不喜欢考试，但对我而言，真是没有其他比考试更快捷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愿望。成长并不是不再需要考试，而是对考试有了更广义的理解。有些学霸后来不太适应社会，除个别天才外，主要是不能与时俱进地拓广考试的含义。广义的考试就可以是学术工作，是现在正在作的事情。是否擅长不知道，至少自己还喜欢。不管主观好恶，客观地看，对个人而言，学术工作本质上与50年前的入学考试作用相同。所做的事情大概率不能改变世界，但使得不止我一人的个人愿望得以满足。

上海之行

我一直清晰地记得，1970年回上海一趟。有时候把70年和73年两次弄混，70年是母亲带着我去，没有拍照；73年是全家去，拍了许多照片。后来又意识到，带有推测的成分，70年去上海的时间应该是在暑假里，这样没有学校请假的问题。我们去时乘火车在天津换乘。到上海先住伯父家几天。然后在徐家汇乘长途客车到朱泾，住在阿姨家。在朱泾呆的时间比较长，具体记不准应该在一个月左右。回上海住在康平路二姑妈家。从那里乘火车在沈阳换乘回家。这里只说印象比较深的几件事情。

去程在天津换乘时，我看到一个鱼池，想停下来仔细看看。母亲让我赶紧走，说买了票再看。小时候比较听话尤其是出门在外，就没有停下。后来到窗口，果然是最后的票还是最后的座票，反正去晚了可能有麻烦。这件事情，母亲后来又提过好几次，想说明一定要听她话，如果不听话就不行了。我当时是听话了，但她在买了票之后并没有领我回去看。当然我也没有提出要求。这个童年经历，其实是后来很多事情的预兆。过于贪恋过程，动作慢了，结果方面可能会错过很多；过程太匆忙了，不论结果是否理想，难免还是感觉错过很多。这是人生的两难，真很无奈的事情。

到上海先住在南市区老西门方斜路的伯父家。那是典型的石库门房子。伯父家卧室是长长的一间，中间用些箱子做隔断，就可以算做两个房间。我们睡在里面的床上。伯伯和伯母睡外面。厨房在楼的天井另一侧，没有窗，烧煤球炉。马桶也在厨房里。当时自来水龙头在楼下的天井里。同层楼上还有奶奶家和大姑妈家。奶奶住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在伯伯家厨房隔壁，门对着伯伯家的门，但走过去经过悬空在天井中的木天桥。大姑妈家在伯伯家这侧，是个套间，在小门厅烧饭，门厅旁有个小储物室，过去是佛龛。门厅还有楼梯上去，有个大晒台。晚上有人在上面纳凉。

伯父过去在天津海关当会计，退休后仍然保持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每天晚上都要记账，并把钞票粮票等按某种顺序整齐地叠放在一起。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长子去了长春光机所，后来在激光界有些名气。次子在上海某纺织厂当工程师，年龄职级都跟我父亲差不多，但上海工资高，所以实际月收入多几元。女儿在贵州遵义工作。我去的时候，长春那个堂哥把儿子小龙放在上海他爷爷家。虽然他叫我小爷叔，其实我们年龄差不多。都说北方话，真是一见如故，一起玩得很开心。堂姐也把大女儿钱虹放在上海她姥爷家。她四岁左右，喊我小娘舅。小龙和我都不很待见她，玩不到一起去，还经常要哭，小女孩真麻烦。记得她成天用上海话喊，“外婆呀，外婆！”小女孩也有性格差别。三年后再去上海，又碰到钱虹，那次还有她妹妹，也是四岁左右，就没有那么爱哭。大龙别后断了音讯。钱虹在武汉读本科和硕士毕业后，在上海高校任教；又在上海大学读了在职博士；然后当了教授，是校核电仪控专业负责人。除了跟小龙在家里疯跑外，母亲伯父伯母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去趟西郊公园看动物。母亲说过多次，钱虹常让她外婆抱；母亲看嫂子年纪比较大，只好勉为其难替她抱；这时候我就开始闹人，也说走不动了，要求抱。这很反常，除非发高烧没有力气，我不喜欢人家抱着走。这个事情我印象不深，但能理解自己那时的心情，是帮母亲维权。就像在1966年，母亲拿烟给父亲同事抽，我试图维护父亲产权而大喊，“那是我爸的！”不同只是人长大些做得更有效。推测当时内心的逻辑是这样，游公园应该自己走，不想走让她自己姥姥抱跟我没有关系，但让我妈妈抱不公平。

在上海的时间应该不长。伯伯和伯母按年纪更接近父母的长辈，母亲住在自己妹妹家更安心些。上海到朱泾有长途汽车和江轮两种方式。其实我更喜欢江轮，但母亲觉得乘汽车快。当时金山大桥还没有建，长途汽车需要摆渡。我们一大早就去了在徐家汇的长途汽车站。排的人很多，估计有几十甚至过百，但都是等有位置的坐票。母亲归家心切，买了站票，价钱相同，我们排在站票的最前面。这时候我注意到离排队的地方不远，有个小吃店，卖小馄饨。就问母亲要钱去吃。如果车来了，随时就回去上车。上海那种几乎没有馅的小馄饨，汤很好喝，一角左右(到底是一角多还是不到我记不准了)一碗。免费的辣椒水，我放得有些多，辣得满头大汗。吃完车还没有来。车来后，等座位坐满了，我们首先上车，站到司机后面，有横杆可以扶手。发车时站着的人很少，但后来陆续有人上来，车也变得很拥挤。好在我们的位置前面只有司机，没有顾客，还不是太挤。到渡轮时都下车，车与人分开摆渡。重新上车时，没有最前面的站位。好在摆渡后离朱泾镇已经不远了。事后反思，当时方便快捷，买了站票，后来人多了挤得挺难受。不如开始多等一会儿，排座位。这就是老子所谓“多易必多难”，不可不察。

在朱泾，我们住在母亲的大妹妹家。她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当年二妹妹在江西，其他弟弟妹妹都在朱泾。外公还健在，但不住在一起。阿姨姨夫都是普通政府工作人员，不是领导干部，但我们住的地方据说是县委大院，其实是过去当地大户的房子。白墙黑瓦，房间又高又大，很气派。但生活并不舒服。房间里没有煤气也没有下水。烧饭炒菜用煤球炉，大小便用马桶。房子外面有公共厕所。房子比较特殊的是屋顶上有窗，就是开着天窗。

或许是暑假，表哥也不上学，可以陪我玩。有次表哥捉到几只知了，放在一个特殊的盒子里，那个盒子原来可能是放钟用，盖子顶面是玻璃。这样盖着盖子仍可以看盒子里的知了。不幸的是，几只知了很快就死了，像没有生命的东西般在盒子里滑来滑去。表哥和我以为盒子里没有空气，把知了闷死了。就打开盒盖，想看个仔细。不料那些知了居然振翅飞起，从天窗逃了出去。30年后，女儿在小学四年级时，也有类似的经历。记录下来，在《当代学生》上发表作文习作《捉蝉·看蝉·放蝉》。与表哥也有怄气的时候，或许一两次吧，原因已经记不清了。但有次阿姨因为我们不和她自己哭了，当时我真是莫名惊诧。

常言道，“七岁八岁讨狗嫌”。虽然我觉得自己算是很乖的孩子，也未能免俗。阿姨比较怕我在床上跳。鞍山都是铁床，坚固结实，别说小孩，就是大人在上面折腾也安然无恙。南方都是棕床，不是很结实。我玩得高兴了，就从地上跳上床，跑着从床另一侧跳到地上。阿姨白天要上班，不能总看着床。就把褥之套布撤掉，剩下棉花胎放在床上，以起警示作用。是否有效，我不记得了。

虽然我小，但偶尔也口吐金句。亲戚们都能记住我当年的名言，“凡是梳小辫子的可以欺负。”当年家里还梳着辫子的有小阿姨和表姐，母亲和阿姨都没有辫子。这或许是我对女性分类的第一次尝试。推测我说那话是鼓励表哥，不要怕她们。我并不会欺负人，而且那时候也没有受过欺负。因此不过是说说而已。就像尼采说，“Du gehst zu Frauen? Vergiss die Peitsche nicht! ”也只是出语惊人，过过嘴瘾。

那次去朱泾，姨夫不在家。后来知道，他“受冲击”，在学习班里，或许接近后来的“隔离审查”以及再后来的“双规”。舅舅带着表哥和我去探望过一次。似乎在条船上干活。水上有种浮着的植物，据说捞起来可以喂猪。大人没有解释，我并不清楚姨夫的处境。当时只是觉得有船有水，挺好玩。

乘车回鞍山前，先要在上海落落脚。我们去住康平路100弄的二姑妈家。应该说是表姐和表哥的二姑妈。后来知道二姑妈与我母亲也有某种我弄不清楚的亲戚关系。我很意外，那意味着阿姨和姨夫是远亲结婚。那里的房子都比较大，一个单元有四、五个卧室，卫生间有两间，其中一间有浴缸。后来读王小鹰的小说，其中有即将结婚的上海女青年，想象把朋友家的卫生间改造成婚房，我就想到二姑妈家的卫生间，好像真可以。徐汇区康平路的住房和南市区方斜路的住房，就是我对上海所谓“上只角”和“下只角”的最初直观印象，虽然南市区的石库门房子比闸北的棚户区还是要好多了。当时除了二姑妈，单元里还住着另外一家。房间怎么分的不清楚，阳台上横着拖把，算是两家阳台的分界，印象比较深。反正我们到后好多人睡在地板上，很热闹，也觉得挺有意思。在那里第一次吃了膨化的年糕片，但是70年还是73年我记不准了。膨化年糕片很香，后来吃炸虾片，总便让我想起那时吃的膨化年糕片。

当时还小，不懂事。后来知道，二姑父在文革中也“受冲击”，在学习班不能回家。房子也被人家占去一部分。我们去的正是时候，求助变成了支持，无意中站对了队。二姑妈认为我们在他们困难的时候，没有与他们家划清界限，是正派的人。这样无意之间成就了患难之交。真是好人当得全不费功夫。顺便一提，我一直对所谓好人缺乏敬意，因为我觉得自己就是好人，干不了坏事的人。在二姑妈心目中，我还有勤奋好学热爱劳动等优秀品质。不仅以后随时都欢迎我们去了，而且后来提供给我大量当时鞍山不容易买到的书，如全套17本上海科技版《数理化自学丛书》，4册Essential English by C.E.Eckersley和4册New Concept English by L.G. Alexander。

返程火车在上海真如车站始发，我们乘到沈阳，但记不准沈阳是不是终点。晚上开车，两夜一天，36个小时。或许记得不准，反正时间很长。表姐和二姑妈的女儿(我称为狄坤姐姐)送我们。她们还带了只西瓜让我们在车上吃。狄坤姐姐后来到东北插队，随着他父亲“解放”，她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读书，毕业后留在同济教书，力学教师，是我的同行。在东北农村，与也是上海知青的资本家儿子恋爱。非常曲折的故事，后来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婚去了香港。2002年她已经移民加拿大，我去过她家。那是最好次见面，她也到过上海，但我没有见到。言归正传说归程，我们有坐位，刚上车时人不多，大家照顾一下小孩，我还可以躺在椅子上睡觉。等我们想吃西瓜时，西瓜熟透烂得都是水了，据说是在火车上振动催熟了。后来火车就变得非常拥挤，站满了人。晚上椅子下面都有人趟着睡觉。好像上厕所都去不了。

第二天晚上，车路过沟帮子。那里的烧鸡很有名。母亲买了只，推测本来是就要在车上吃的，但我说带回家跟爸爸一起吃。长期乘车，很饿，也很馋。那只鸡更是格外香。我就跟母亲说，我先尝点儿。尝了，更想吃。先是吃条鸡腿，然后又吃其它部分。后来我说给爸爸留只鸡大腿让他尝尝就可以了。等仅剩下鸡大腿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想吃。终于全部吃掉了。等鸡都没有了，想到自己留烧鸡给爸爸吃的愿望完全落空了，我就哭起来。妈妈问我哭什么，我没有好意思说吃完鸡后悔了，只是说想爸爸了。她当时还很奇怪，出来一直不想，快要回家了怎么还哭了。其实我哭的是自己如此地不争气，至少在潜意识中，极为沮丧地意识到，那些善良愿望、坚定承诺、对父亲的爱甚至尊严体面，通通都加起来，居然都敌不过一只烧鸡的诱惑。那是种极其令人绝望的挫败感。长大后读到朱熹诗，“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深以为然。在火车上被烧鸡挫败时是七岁。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自己不是那种有本事逆转人性的人。既然经不起诱惑，只能远离诱惑。

非常奇怪，回上海一趟，居然没有照片，真是不寻常。推测原因是这样，母亲不碰照相机，上海只有堂哥(伯伯在上海的儿子)拍照，但他没有与我们一起出去玩。朱泾要不就没有人拍照，要么就是姨夫拍照但在学习班不能回家。

晓光小学

秋季学期开学，升入晓光小学。刚进小学的事情已经记不清了，至少没有闹出走错教室那种笑话。有些能想到的事情似乎发生得比较晚，留待明年后年再说吧！这里只说说小学位置等背景，以及老师和同学的概况。

晓光小学原址的位置如开篇的地图标注所示，现在已经开发为住宅小区。学校其实在太平村的边缘，也是立山区的边缘，几乎可以说是城乡结合部。北面和东面都是农田，百米左右都有条水沟。那是鞍山城区立山区和郊区千山乡的界河。沿着界河往南几百米，有座桥连接当时的东建国路和鞍千公路，也是鞍千公路零公里处。后来就读的三十中学在郊区，就沿着鞍千公路往千山方向去，靠近鞍千公路一公里处。

七十年代还有些“武斗”的遗风。我所在的地方就是太平村，也许还有其他名字，我不知道。水沟对岸的区域，我们叫地号(音)，不知道是不是种蔑称。太平村与地号的孩子们处于战争状态。在东建国路南侧区域，叫作道南。道北与道南的孩子们也处于战争状态。三足鼎立，类似当年的中国与美帝和苏修关系。这种相互间的恐惧和陌生，要用当今世界的国家类比，我能想到的只有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我们不去道南，所以没有什么矛盾冲突。北面水沟对岸也有所小学，太平小学，现在还在。隔河遥遥相望的两所小学，简直是两座兵营，刺激着对方。小孩子们向对方射弹弓扔石头，其实对方远在射程之外。只是那时候小孩子还单纯质朴，没有在自己人中揪内奸。后来我也朝水沟对岸扔过石头，基本上相当于体育锻炼。但没有射过弹弓，怕不小心打了人家眼睛。我父母教育我的要点包括，不要伤了人家，要赔很多钱。我们家应该算是当时当地的高收入，很怕被别人讹上。其实我很文弱而且笨拙，没有被别人伤着多少有些幸运。

那所学校主体是南北向东西延伸的三排红砖瓦房。每排房子中间有拱形门道可以穿过。门道两侧都是办公室，门开在门道里。那些办公室都是比较重要的部门，例如工宣队师傅的办公室(大致相当于校长办公室)和红小兵大队部(相当于现在的团委或者学生会)等，当时的教务处叫什么我忘记了。其他的房子门开在外面，朝南开，都是教室和教研室。学校正门在南面。正门和从南数第一排房子之间有块空地，冬天拣粪的时候堆着学生交的粪。从南数第三排或从北数第一排的北侧，有个操场，可以开运动会。操场南面对着房子的门道处，有领操台。大约在中间排房子的东面几十米，有旱厕所，学校唯一，师生共用。前面说插班试读，就是在中间排房子东面第二间教室。东面和北面都是农田，好像也没有墙。西面是住宅区，对着115栋和117栋，我家所在113栋在学校西南。南面外面有块空地，然后是个澡堂和当时所谓房产处，负责我们所租公房的维修。

说句题外话，那个澡堂我们家人从来没有去过。澡堂每周四天对男士开放，另外三天对女士开放。我曾对小朋友冯宝东说，男的多一天说明男的脏，要经常洗。他反驳我说，是女的脏，他听澡堂工人说女的洗过后清理澡堂太麻烦，所以少开放一天。我竟无言以对。后来我自己看科学哲学，提到证据污染，就是理论框架影响实验解释，马上想到小时候那段对话。不过这段话不会在1970年，我们刚同班，彼此还不熟悉。

学校里编班学军事化管理，叫x连x班，但具体的数字我记不住了。按照军队建制，应该是x连x排。假如那样的话，班长就叫排长，班主任老师要叫排主任老师了。我印象中并非如此。

班主任好像同时讲语文和算术，常识、体育、美术、音乐有专门的任课老师。刚去好像还没有常识课。其余几位任课老师完全没有印象了。我们的班主任是咸老师，如果我没有记错叫咸玉兰，但不是很肯定。姓咸非常肯定，因为四年级时我们换了班主任，叫闫老师。有次我突然有了灵感，大喊“咸盐”，被闫老师批评了。因为批评反而牢记。咸老师是高大结实的中年女性，神情严肃，不怒自威。看不出喜欢那位学生，至少不能算喜欢我，当然也不至于讨厌我。幼儿园的老师都喜欢我，后面的闫老师也喜欢我，小孩子有自己的感觉。不介意他人喜欢不喜欢，但并不意味着不知道。四年级前在咸老师班上，我能想到的事情都是与小朋友玩，课堂学习有关的事情极少。四年级后在闫老师班上，还能想起好多课堂上的事情。不知道主要是我长大了，还是与两位老师有关。当然，在闫老师班上我也捣过些乱，包括1975年制造起“爆炸案”。孔子说小人难养，也不无道理，“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闫老师“近”而咸老师“远”，我或许有些“不逊”，但好像并没有“怨”。

整个小学期间多数同学没有变，虽然有些转学走了，也有些转学进来，转进来的更多。班上同学有些是抗大小学的同学，如二王杨文清和三王王敏胜，杨还是不大来上学，王还是副班长。同学基本上是我们那个房区就是113栋、115栋和117栋，都是三层混凝土结构红砖楼。我所在113栋是东西向一字形楼，中间和两侧二三层门朝东开，两侧一楼门分别超南北开。旁边的115栋，是L型楼，有朝西的中楼门和朝北的东楼门以及朝东的北楼门。117栋似乎也是L型楼，具体记不准了。我有些印象多数是一起玩过的同学。杨文清、王艳和汪艳在113栋中楼门的三楼，于影一楼，我们家在二楼。冯宝东家在南楼门一楼。115栋中楼门同班同学有张柄伟、张朋高、许云峰、白朋、邹广文和名字忘记了的高姓男生。东楼门只记得周思铁。北楼门有于晓光、姜文茂、关立杰、曹宏光和韩姓男生。117栋的同学只记得罗俭和何跃安，不知道具体住在什么位置。

也说说没有一起玩过的女同学。咸老师当班主任时班长是住117栋的李俊萍，我们坐过同桌。她父母都是我母亲不同科室的同事，后来她本人也是我母亲同科室的同事，因此最早她可能也来家里玩过。后来我们的关系就不好了。另有位同桌是王姓女生名字记不准了，似乎叫王秀萍。其他女生都是后两年才认识，因为闫老师当班主任后我当班级的学习委员，后来因为1975年“爆炸事件”被免职。闫老师当班主任是住115栋的李威。李威和我都是后来闫老师喜欢的学生，我们两人有工作关系但不记得打过什么交道。我似乎有些烦她，诛心而论，应该是有些竞争或者争宠。我认真反思过，有这种接近妒忌的情绪只有两次，还有次是1978年初中快毕业时。能想到的女生还有高年级时与我一起当班级学习委员的曹素娟，她负责收发作业之类日常学委工作，我没有被免职时好像也没有什么具体事情，可能有些类似助教的工作。女生班干部还有欧玉娟，初中也是同班同学，那时打交道更多些。

简单说说与同学的关系，以后或许还会说到。张柄伟是我最初的好朋友，后来搬家转学走了，走之前已经只是普通同学了。姜文茂曾经是好朋友，但后来反目成仇了。于晓光和周思铁一直是不错的朋友，但算不上最好的。张朋高升入初中后关系很好，1976年那篇说过。后来在学校军乐队，于晓光和何跃安是大鼓手，关立杰和曹宏光是号手，都可以算同学兼同事，但八位铜鼓手的女生有没有同学，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曹印象比较深，是少有的没有什么过节但就是不喜欢的同学。许云峰同学两次让我感到意外：一次是读《红岩》其中的重庆工委书记名字完全相同；另一次是听说的悲剧，马车爆胎，他正从旁边经过，被弹出什么东西正击中头部，不治身亡。白朋在同学中有些足智多谋的意思，象棋下得比我好，一起玩过，我们从来不是朋友。邹广文本来也想没有什么印象，只是咸老师有次在班上批评他，“邹广文最近有点......水。”意思推测是说他自由散漫，这是我专属的缺点。那个“水”字用得让我难忘。随便一提，只有朋友才给签证，可以到我家里玩。同楼的或许是例外，同楼的男女同学都来家里玩过。不是同楼的女生可能只有李俊萍来过，但次数不多，而且很早，所以也不很肯定。

升初中时，有部分同学去了离家更近而且在市区的五十中，多数同学包括我去了一公里外在郊区的三十中。前面提到的于影、冯宝东、张朋高、白朋、邹广文、周思铁、罗俭、欧玉娟还是同班同学，王艳同校但在体育班。

整个小学期间，都是上半天课，叫二部制。因为教室少，两个班合用教室，放学时要把书包文具等都拿走。上午上学和下午上学过段时间轮换，至于轮换的间隔是周还是月，现在想不起来了。这样才有了课外生活，有了交往和玩耍的小朋友。

顺便一提，我升入小学时，仍有人记得我旁听的事情。在学校里，有些高年级的学生见了我，就八卦说，“那个学拼音的小孩儿又来了！”当时还没有上演样板戏《沙家浜》，不然我可以对句胡司令的台词，“这回来了就不走了！”

照片

也许是因为我上了小学，11月生日前半个月，父母领我去趟二一九公园。本年度的三张照片都是那次拍摄。因为是父亲拍照，所以没有与他的合影。照片中的灯芯绒夹克是在上海买的童装。当年鞍山的衣服都非常单调，从来没有见过别人穿种异类的衣服。我小时候居然曾在着装上如此时尚！会不会如钱锺书在《围城》中所讥讽，“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手里拿的手枪我还记得，是所谓喷火手枪，里面有电石，扣动扳机能发出火花，但晚上才能看清楚。也是从上海买的玩具。带的领袖像章，是当时时尚，未能免俗。带的臂章，是“红小兵”臂章，到了小学才能加入，但似乎是人人都加入了，所以没有印象，前面说小学时也没有提到。初中的“红卫兵”似乎是分批加入，我在第一批，班上有十多个人。因为稀缺，所以还有些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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