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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本无心,行人自回首----1970年

已有 2969 次阅读 2020-7-19 10:45 |个人分类:往事钩沉|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1974, 回忆, 记事

1970年中我满了7周岁。跨越式成长,年初是幼儿园大班小朋友,秋季成了二年级小学生。全家住在鞍山市立山区太平村11335号,那栋楼现在已经拆掉了,在原址有中国三冶太平职工小区。

 

这一年,我的生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离开了幼儿园,插班进入街道办的抗大小学就读,然后随班升入了晓光小学。在升入晓光小学前,跟着母亲去了趟上海,大部分时间其实住在金山。不知道是因为我长大了,还是经历的事情比较特殊,这一年的事情许多都有清晰的记忆。当然,清晰的记忆未必就是正确。因为记忆比较清晰,过去回忆过一些,尤其在《忆往昔》系列中,具体有《吃在幼儿园及对老师失望》《吃在幼儿园续兼说家长老师》《幼儿园小朋友》《小学试读》《插班入学》《抗大小学》《不敢下山》《童年乘火车启示》。也有这个系列之外的,如《借宿康平路100》和《上海记忆之公园行》。这些回忆也不完全准确,以下有重复也有订正。与前面矛盾的叙述,以本次为准。本年开始,有比较多的鞍山生活场景介绍,我也确实是7岁左右才开始了解自己生活的环境。

 

我从网上地图看,太平村那一片完全变了。现在只有就读幼儿园还在,我们的家、我就读的抗大小学和晓光小学以及母亲上班的太平门诊部都没有了。从相对幼儿园位置,推断当时住处、母亲工作单位(太平门诊)、抗大小学和晓光小学几处原址,如下图所示

 1970 a.jpg

路有变化,路名也改了。现在的鞍千路当时分为东建国路和鞍千公路,鞍千公路的零公路处还要往东而超出截图的范围。幼儿园东的南北向路现在叫平山街,当年叫曙光街。曙光街向北走,刚超出截图范围的地方,有当时的曙光俱乐部,主要在那里看电影。家西面南北向的路过去叫晓光街,现在是园林大道,包括过去的园林路、深沟寺路(我离开鞍山时的名称,小的时候还没有,现在又改名了)和晓光街。晓光街东就是在家和路之间,有个卖菜的商店。商店北北面,是家饭店,停煤气时去吃过一两顿饭,是我知道太平村唯一的饭店。从我们家窗口,可以看到商店和饭店的后院。太平门诊南第六幼儿园北那条路,过去一直向东与晓光街相交,曙光街和晓光街之间的路北有家百货商店,是“回”字形房子。百货商店西有家小邮局。邮局有位王姓工作人员,与母亲很熟,因为母亲每月去给祖母和外祖父汇生活费,每人25元还是30元,当年也是笔不小的款项。人不在,物亦非,真是回不去的故乡。

 

幼儿园补说

 

这一年,我离开了幼儿园,结束了幼儿园生活。可以说提前出园,也不妨说是中途辍园。幼儿园的事情,在1968年时说过些。这个阶段回忆比较难,能记住的事情不多,而且有些片段的记忆也不确定是哪一年。

 

从幼儿园有小班、中班和大班推测,我是在1967年入园。幼儿园是鞍钢在立山区太平村(唯一)的幼儿园,鞍钢第六幼儿园(我曾记得是鞍钢第十幼儿园,但妻子说我们女儿去的才是第十幼儿园)。幼儿园的当时的位置应该清晰而准确,靠近东西向的东建国路与南北向的曙光街交点处,在东建国路(现在与过去的鞍千公路统称鞍千路)北,曙光街(现在似乎叫平山街)西,与原来的曙光中学又称鞍山第五十中学(现在已经没有)隔曙光街相对。往西北方向不到两百米,就是我母亲上班的鞍钢立山医院太平门诊部(现在已经没有)

 

《忆往昔》系列中回忆的《吃在幼儿园及对老师失望》《吃在幼儿园续兼说家长老师》《幼儿园小朋友》,应该都没有发生在1970年。因为这一年很早就离开了。幼儿园的最后日子大体上应该平平淡淡。几乎都适应了习惯了,就像人们现在对待新冠疫情。所以没有什么记忆。

 

难忘的只有对午睡的反感。下午强制性睡觉,所有小朋友都要在小窗上趟着,而且盖着夹被。我睡不着,还不许睁开眼睛。因此,老师来巡视时,赶紧闭上眼睛装睡觉。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是如何打发躺着的岁月。直到读小学后,我才能幻想自己在另一个世界,过另一种生活,如同现在所谓穿越。推测幼儿园时只能玩玩手指或者手绢。我一直不理解老师为什么要强制所有小朋友睡觉,直到我有了女儿。她睡觉时,父母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也可以休息。当然,我不否认儿童通常需要更多睡眠。

 

主要是因为不喜欢午睡,不愿意再呆在幼儿园。对父母积极些的要求,就是我想上学。如果追问为什么想上学,当年我或许会说,不愿意在幼儿园睡午觉。写了多年本子,现在我宁可说,不想在幼儿园虚度光阴了。

 

小学旁听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觉得我父母很开明,特别是我小的时候。多数时候愿意听孩子的意见,也愿意跟孩子讲道理。既然我特别想上学,毕竟我年龄还小,能不能行,要试试才知道。据说幼儿园出来的孩子,在学校适应快。当时的说法,现在可能也成立。

 

父母让我先跟隔壁邻居王老师去她的班上听课。她任教的晓光小学,就在我们家楼下,楼门到校门,一百米左右,而且不用穿马路。正好教到汉语拼音。父母那代人没有学过拼音,他们就让我去旁听王老师的课,学拼音。王老师本来是体育老师,但当时在教语文课。也就是说,我最初的语文课,真是体育老师教的。

 

王老师领我到学校。安排我在教室第一排的空位置上坐下。听课没有什么,幼儿园应该也上过课。下课我去上厕所。可能是第一次用北方的旱厕,莫名惊诧。过去上公园可能也用过旱厕,但我没有印象。幼儿园是冲水厕所。小学那个厕所,又臭又脏,苍蝇乱飞,真是童年噩梦。

 

回到教室,更震惊地发现,我的座位被一个男生占了。当时我看真正的小学生,都很高大。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还是走过去,请他起来,说这是我的座位。那个男生看着我问,“你是谁呀?要干什么?”现在想想,这两个问题很哲学,真不太好回答。我当时想报出名字他也未必知道。因此直接回答第二个问题,“我就是来跟王老师学两个拼音呐!”那个男生听了似乎也有些懵,只是说那是他的座位。我怕没有座位不能上课,很着急,就动手拉他起来。我使出洪荒之力,他自岿然不动。我更着急了。顺便一提,稍微大些,听母亲读了《红楼梦》说其中句话,“拚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不相信。稍微大些的小学生就拉不动,很多事情非拼命就能成。

 

这时候,那个受王老师委托照看我的学生过来,把我领走了。原来我记错了教室。从厕所回来走到隔壁去了。王老师后来说我去打扰的学生真不错,我都动手拉人家了,也没有还手揍我一顿。真正读小学时我还专门分析过,当时为什么会看错教室。教室在平房中一字排开。我从山墙这边看过去,视角非常小,因此把第二和第三个教室搞混了。这或许与我在厕所受了惊也有关。

 

记忆中,我第二天就没有再去,但不肯定。不管怎样,我的小学旁听很快结束。结论我不知道。可能是父母觉得我连教室都找不到,不宜上学。也可能是王老师觉得我太丢人了,不带我去了。还可能是父母同意我上学了,但需要先读街道办的所谓抗大小学。我现在已经记不清这次旁听与后来读抗大之间隔多长时间。如果隔的时间长,就是1970年之前的事情了。我觉得隔的时间不长。

 

我自己对走错教室这个事故倒是不很介意。我从小就能原谅自己,所以不是有大出息的人。对于插班旁听没有任何抵触,也不觉得多么荣光。后来初中、高中和大学也都有插班旁听的经历。不知道“插班”与后来的“破格”是否有因果关系。不明觉厉,细思恐极。

 

抗大小学

 

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人们对未来预期向好,小孩出生比较多。我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比较多。小学校舍的容量不够。因此一年级不在正规小学读,在街道办的所谓“抗大小学”。当时不知道名称的由来,后来知道“抗大”是抗日军政大学的简称。在真正的延安抗大,讲课的是中央领导,听课有从前线归来的战斗英雄也有来自大都市的电影明星。那个借用名称多少有些滑稽,甚至是种讽刺,正如那时的生活。

 

晓光街道抗大小学在晓光街和曙光街之间,与我们家隔着晓光街,东西方向上大致在我们家和母亲上班的太平门诊部之间,但南北方向上不在一条直线,学校离东西向的东建国路更近些。从家里到学校正常步行大概五、六分钟,比去幼儿园稍微近些,到门诊更远需要十分钟。

 

父母同意我上学要求的时候,早过了秋季入学时间。春季学期开学已经两个来月,期中考试刚刚考过了,推测应该是705月上旬。我要上学,就是插班生。母亲领我去街道的抗大小学。当时好像也没有严格的学籍管理,老师说考试,如果合格就入学跟着读。

 

当场就考语文和算术两门课。似乎就是用班上才考过的期中考试的现成题目。成绩记不准了。语文好像是50多分,没有及格;数学60多分,算是及格了。成绩虽然不好,但老师觉得孺子可教,就同意收下我就读。这样我就开始上学了。现在想想,那位老师也是设定我人生轨迹的关键因素之一,这就是所谓《人生的敏感性》,但当时没有意识到。很多重要的事情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而有些当时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回头一看其实鸡毛蒜皮。

 

晓光街道抗大小学里老师好像只有一位,就是同意我入学的老师。姓刘,名字我忘记了,真不好意思。形象现在已经很模糊。从我尚有的依稀印象,应该是美女。刘老师是后来所谓的知识青年再后来的待业青年,因病没有下乡,属于街道管的人。可能是高中毕业生,就给街道里的孩子当一年级老师。刘老师多少有些公私兼顾,她弟弟就在班上,便于照看。

 

印象最深的是学校没有桌椅。桌子是用水泥垒的方台子。事实上,我的记忆台子是泥的,黑乎乎,凉冰冰。但妻子说她记得是水泥,我们不是去的同一所学校。我刚入抗大时可能还分不清楚泥和水泥。凳子是学生自己从家里带。如果我没有记错,需要每天从家里带,而不是放在教室,因为教室有两个班分别在上午和下午上课。只在抗大呆两个多月,而且没有经历过冬天,想必少吃了些苦。

 

学习内容印象不深。算术我应该已经都会了,虽然入学考试也只是及格。具体学了什么,我现在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语文的课文没有印象,学过拼音,但据隔壁王老师说教得不准确,把不该出声的(类似于英语中清辅音) bpmf都发得很响。连体育老师都知道抗大小学语文教得不好。还能想起来的是朗诵“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我不知道别的同学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背诵下来很容易。那真是童子功。现在当然背不全了,但仍有许多片段能脱口而出。“老三篇”就是我们这代人的《论语》。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这代人都能熟背“老三篇”,就像古人也不是人人都能背《论语》。

 

我年龄小,入学又晚,所以同学中没有什么朋友。同学也记不住,除了三个打架大王。看来当王是容易被人记住,那怕是打架大王。杨文清是大王,住在我们家楼上。很少来上学,更像所谓的社会青年,虽然只是小学生。读小学时他仍然是同班同学,仍然不大来上学。二王是刘姓同学,名字我忘了,我们老师的弟弟,也是我们班长。后来升小学我们没有在一个班,所以印象不深。王敏胜是小王或者三王,我们副班长。他看上去有些文质彬彬,住在我们旁边的楼115栋。小学我们还是一班,他好像还是副班长。我们关系不错,在小学里还配合老师上演过一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戏,应该是成为典型的肇始,明年再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能称王。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三王打架,也许是我入学前已经抗大论剑,决出高低了。事实上,我不记得看到过任何人打架。我也不记得有任何人欺负过我,当然我也没有欺负过人家。总体上,就是与同学交往特别少。

 

读书之外的学校生活都记不住了,只是有一次刘老师领我们班上山印象很深。走十多分钟,就到最近的炮楼山下。山上有些碉堡工事,是钢筋水泥的方形掩体,有相当部分在地下,不是电影里看过的那种日军圆形炮楼。后来网上查些资料,才弄清楚工事的由来。碉堡群由日军建于1943年,是高射炮阵地,用于驱赶轰炸昭和制钢所的美军飞机。说“驱赶”是因为高炮射程远低于飞机的最高高度。阵地分地上和地下两部分。地上有三个高射炮炮台和一个探照灯台,地下是指挥所和弹药库。暗堡和各炮台之间由弯弯曲曲的坑道连通。顺便一提,鞍山有不少日军留下的碉堡群。从西沙河碉堡往东南,是立山水源地碉堡;再往东南,是凉亭山碉堡群;从凉亭山碉堡群向东,是孟家沟碉堡群;再向东,就是炮楼山碉堡群;从这里再向东南,是对炉山碉堡;再向南,就是玉佛山风景区碉堡群;再向东南,是铁架山碉堡;鞍山城区西部,从南向北,依次是红旗堡碉堡群,二台子碉堡,双龙山碉堡群。读高中时爬过的立山的凉亭山(在当时的立山公园内,现在叫孟泰公园),但记不准是否看过碉堡。

 

那次老师领我们上山后就要下山。我发现下山的路很陡,不敢走了。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很有道理。刘老师见我无论如何都不肯下山,只好背着我走。虽然我比同学小两岁,但是个胖子,体重相当可观。刘老师二十来岁女孩子,也真是不容易,想想老师真是好人。不敢下山,固然是胆小。但能说出来自己的害怕,未尝不是种勇敢。七岁看老,我现在可能也是,非常害怕物理方面的危险,但如果只是心理上的,就无所谓了。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虽然鞍山雨水比较少,但也赶上过放学时下雨。学校回家过去估计要五、六分钟。在母亲单位和我们家之间,但不正好在路上。母亲常讲的故事。一个下雨天,她中午回家吃饭,等我放学。等来等去也没有回来。因为下午还要上班,所以很着急。就迎出来,看到我的同学们,就问看见我没有,都是说在后面。迎出去好远,看见我在小心翼翼地淌水。母亲问,你怎么走得这么慢?我解释说,水下面有坏孩子挖的坑,因此我走每一步,都要先用脚探一下,免得落入陷阱。我一点儿也记不得这个事情,只是听我母亲说的。这确实符合我的性格,慢些没有关系,不落入陷阱就好。长大后回想起来,那简直是新人离开学校进入社会所产生恐惧的缩影,水浑坑深。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其实是想多了,水可能有些浑,但并没有坑。

 

抗大小学新生入学应该是1969年秋季,我实际上是跳了约0.75级。后来女儿青出于蓝,完整地跳了一级,读完一年级第一学期,经过考试读二年级第二学期。我当时还没有到6周岁,比班上多数同学小一两岁。可惜辽宁的小学,一度把秋季班毕业改春季班毕业,后来又改回来。两次改我都赶上了,就多读了一年。虽然比身边的同学还是小一两岁,但跟南方的孩子基本上就同岁了。如果辽宁不折腾改学制,我在7915周岁上参加高考了,19周岁时毕业留校教书,60岁退休时从教已经满40周年。现在只能在从教第40年上退休。

 

虽然没有发现读书有多大意思(也不痛苦),也没有玩得来的小朋友,但上抗大小学仍很开心,主要是白天不用再睡觉了。我后来一直没有午睡的习惯。不用睡午觉,这是我通过考试入学才争取来的权利,当然不会轻易放弃。现在要是睡午觉,未免要感慨,辛辛苦苦五十年,一下回到上学前。当然,等我更老些,对睡午觉就也许就不那么排斥了。返老还童,大抵就是这个意思。

 

更广义些讲,在不到7周岁时,考试改变了我的生活。不需要再勉为其难地在幼儿园睡午觉了,而且在条件艰苦的街道抗大小学只呆了两个月。凭借考试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后面的人生之路从那时就露出了端倪。尽管我并不擅长应试,更不喜欢考试,但对我而言,真是没有其他比考试更快捷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愿望。成长并不是不再需要考试,而是对考试有了更广义的理解。有些学霸后来不太适应社会,除个别天才外,主要是不能与时俱进地拓广考试的含义。广义的考试就可以是学术工作,是现在正在作的事情。是否擅长不知道,至少自己还喜欢。不管主观好恶,客观地看,对个人而言,学术工作本质上与50年前的入学考试作用相同。所做的事情大概率不能改变世界,但使得不止我一人的个人愿望得以满足。

 

上海之行

 

我一直清晰地记得,1970年回上海一趟。有时候把70年和73年两次弄混,70年是母亲带着我去,没有拍照;73年是全家去,拍了许多照片。后来又意识到,带有推测的成分,70年去上海的时间应该是在暑假里,这样没有学校请假的问题。我们去时乘火车在天津换乘。到上海先住伯父家几天。然后在徐家汇乘长途客车到朱泾,住在阿姨家。在朱泾呆的时间比较长,具体记不准应该在一个月左右。回上海住在康平路二姑妈家。从那里乘火车在沈阳换乘回家。这里只说印象比较深的几件事情。

 

去程在天津换乘时,我看到一个鱼池,想停下来仔细看看。母亲让我赶紧走,说买了票再看。小时候比较听话尤其是出门在外,就没有停下。后来到窗口,果然是最后的票还是最后的座票,反正去晚了可能有麻烦。这件事情,母亲后来又提过好几次,想说明一定要听她话,如果不听话就不行了。我当时是听话了,但她在买了票之后并没有领我回去看。当然我也没有提出要求。这个童年经历,其实是后来很多事情的预兆。过于贪恋过程,动作慢了,结果方面可能会错过很多;过程太匆忙了,不论结果是否理想,难免还是感觉错过很多。这是人生的两难,真很无奈的事情。

 

到上海先住在南市区老西门方斜路的伯父家。那是典型的石库门房子。伯父家卧室是长长的一间,中间用些箱子做隔断,就可以算做两个房间。我们睡在里面的床上。伯伯和伯母睡外面。厨房在楼的天井另一侧,没有窗,烧煤球炉。马桶也在厨房里。当时自来水龙头在楼下的天井里。同层楼上还有奶奶家和大姑妈家。奶奶住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在伯伯家厨房隔壁,门对着伯伯家的门,但走过去经过悬空在天井中的木天桥。大姑妈家在伯伯家这侧,是个套间,在小门厅烧饭,门厅旁有个小储物室,过去是佛龛。门厅还有楼梯上去,有个大晒台。晚上有人在上面纳凉。

 

伯父过去在天津海关当会计,退休后仍然保持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每天晚上都要记账,并把钞票粮票等按某种顺序整齐地叠放在一起。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长子去了长春光机所,后来在激光界有些名气。次子在上海某纺织厂当工程师,年龄职级都跟我父亲差不多,但上海工资高,所以实际月收入多几元。女儿在贵州遵义工作。我去的时候,长春那个堂哥把儿子小龙放在上海他爷爷家。虽然他叫我小爷叔,其实我们年龄差不多。都说北方话,真是一见如故,一起玩得很开心。堂姐也把大女儿钱虹放在上海她姥爷家。她四岁左右,喊我小娘舅。小龙和我都不很待见她,玩不到一起去,还经常要哭,小女孩真麻烦。记得她成天用上海话喊,“外婆呀,外婆!”小女孩也有性格差别。三年后再去上海,又碰到钱虹,那次还有她妹妹,也是四岁左右,就没有那么爱哭。大龙别后断了音讯。钱虹在武汉读本科和硕士毕业后,在上海高校任教;又在上海大学读了在职博士;然后当了教授,是校核电仪控专业负责人。除了跟小龙在家里疯跑外,母亲伯父伯母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去趟西郊公园看动物。母亲说过多次,钱虹常让她外婆抱;母亲看嫂子年纪比较大,只好勉为其难替她抱;这时候我就开始闹人,也说走不动了,要求抱。这很反常,除非发高烧没有力气,我不喜欢人家抱着走。这个事情我印象不深,但能理解自己那时的心情,是帮母亲维权。就像在1966,母亲拿烟给父亲同事抽,我试图维护父亲产权而大喊,“那是我爸的!”不同只是人长大些做得更有效。推测当时内心的逻辑是这样,游公园应该自己走,不想走让她自己姥姥抱跟我没有关系,但让我妈妈抱不公平。

 

在上海的时间应该不长。伯伯和伯母按年纪更接近父母的长辈,母亲住在自己妹妹家更安心些。上海到朱泾有长途汽车和江轮两种方式。其实我更喜欢江轮,但母亲觉得乘汽车快。当时金山大桥还没有建,长途汽车需要摆渡。我们一大早就去了在徐家汇的长途汽车站。排的人很多,估计有几十甚至过百,但都是等有位置的坐票。母亲归家心切,买了站票,价钱相同,我们排在站票的最前面。这时候我注意到离排队的地方不远,有个小吃店,卖小馄饨。就问母亲要钱去吃。如果车来了,随时就回去上车。上海那种几乎没有馅的小馄饨,汤很好喝,一角左右(到底是一角多还是不到我记不准了)一碗。免费的辣椒水,我放得有些多,辣得满头大汗。吃完车还没有来。车来后,等座位坐满了,我们首先上车,站到司机后面,有横杆可以扶手。发车时站着的人很少,但后来陆续有人上来,车也变得很拥挤。好在我们的位置前面只有司机,没有顾客,还不是太挤。到渡轮时都下车,车与人分开摆渡。重新上车时,没有最前面的站位。好在摆渡后离朱泾镇已经不远了。事后反思,当时方便快捷,买了站票,后来人多了挤得挺难受。不如开始多等一会儿,排座位。这就是老子所谓“多易必多难”,不可不察。

 

在朱泾,我们住在母亲的大妹妹家。她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当年二妹妹在江西,其他弟弟妹妹都在朱泾。外公还健在,但不住在一起。阿姨姨夫都是普通政府工作人员,不是领导干部,但我们住的地方据说是县委大院,其实是过去当地大户的房子。白墙黑瓦,房间又高又大,很气派。但生活并不舒服。房间里没有煤气也没有下水。烧饭炒菜用煤球炉,大小便用马桶。房子外面有公共厕所。房子比较特殊的是屋顶上有窗,就是开着天窗。

 

或许是暑假,表哥也不上学,可以陪我玩。有次表哥捉到几只知了,放在一个特殊的盒子里,那个盒子原来可能是放钟用,盖子顶面是玻璃。这样盖着盖子仍可以看盒子里的知了。不幸的是,几只知了很快就死了,像没有生命的东西般在盒子里滑来滑去。表哥和我以为盒子里没有空气,把知了闷死了。就打开盒盖,想看个仔细。不料那些知了居然振翅飞起,从天窗逃了出去。30年后,女儿在小学四年级时,也有类似的经历。记录下来,在《当代学生》上发表作文习作《捉蝉·看蝉·放蝉》。与表哥也有怄气的时候,或许一两次吧,原因已经记不清了。但有次阿姨因为我们不和她自己哭了,当时我真是莫名惊诧。

 

常言道,“七岁八岁讨狗嫌”。虽然我觉得自己算是很乖的孩子,也未能免俗。阿姨比较怕我在床上跳。鞍山都是铁床,坚固结实,别说小孩,就是大人在上面折腾也安然无恙。南方都是棕床,不是很结实。我玩得高兴了,就从地上跳上床,跑着从床另一侧跳到地上。阿姨白天要上班,不能总看着床。就把褥之套布撤掉,剩下棉花胎放在床上,以起警示作用。是否有效,我不记得了。

 

虽然我小,但偶尔也口吐金句。亲戚们都能记住我当年的名言,“凡是梳小辫子的可以欺负。”当年家里还梳着辫子的有小阿姨和表姐,母亲和阿姨都没有辫子。这或许是我对女性分类的第一次尝试。推测我说那话是鼓励表哥,不要怕她们。我并不会欺负人,而且那时候也没有受过欺负。因此不过是说说而已。就像尼采说,“Du gehst zu Frauen? Vergiss die Peitsche nicht! ”也只是出语惊人,过过嘴瘾。

 

那次去朱泾,姨夫不在家。后来知道,他“受冲击”,在学习班里,或许接近后来的“隔离审查”以及再后来的“双规”。舅舅带着表哥和我去探望过一次。似乎在条船上干活。水上有种浮着的植物,据说捞起来可以喂猪。大人没有解释,我并不清楚姨夫的处境。当时只是觉得有船有水,挺好玩。

 

乘车回鞍山前,先要在上海落落脚。我们去住康平路100弄的二姑妈家。应该说是表姐和表哥的二姑妈。后来知道二姑妈与我母亲也有某种我弄不清楚的亲戚关系。我很意外,那意味着阿姨和姨夫是远亲结婚。那里的房子都比较大,一个单元有四、五个卧室,卫生间有两间,其中一间有浴缸。后来读王小鹰的小说,其中有即将结婚的上海女青年,想象把朋友家的卫生间改造成婚房,我就想到二姑妈家的卫生间,好像真可以。徐汇区康平路的住房和南市区方斜路的住房,就是我对上海所谓“上只角”和“下只角”的最初直观印象,虽然南市区的石库门房子比闸北的棚户区还是要好多了。当时除了二姑妈,单元里还住着另外一家。房间怎么分的不清楚,阳台上横着拖把,算是两家阳台的分界,印象比较深。反正我们到后好多人睡在地板上,很热闹,也觉得挺有意思。在那里第一次吃了膨化的年糕片,但是70年还是73年我记不准了。膨化年糕片很香,后来吃炸虾片,总便让我想起那时吃的膨化年糕片。

 

当时还小,不懂事。后来知道,二姑父在文革中也“受冲击”,在学习班不能回家。房子也被人家占去一部分。我们去的正是时候,求助变成了支持,无意中站对了队。二姑妈认为我们在他们困难的时候,没有与他们家划清界限,是正派的人。这样无意之间成就了患难之交。真是好人当得全不费功夫。顺便一提,我一直对所谓好人缺乏敬意,因为我觉得自己就是好人,干不了坏事的人。在二姑妈心目中,我还有勤奋好学热爱劳动等优秀品质。不仅以后随时都欢迎我们去了,而且后来提供给我大量当时鞍山不容易买到的书,如全套17本上海科技版《数理化自学丛书》,4Essential English by C.E.Eckersley4New Concept English by L.G. Alexander

 

返程火车在上海真如车站始发,我们乘到沈阳,但记不准沈阳是不是终点。晚上开车,两夜一天,36个小时。或许记得不准,反正时间很长。表姐和二姑妈的女儿(我称为狄坤姐姐)送我们。她们还带了只西瓜让我们在车上吃。狄坤姐姐后来到东北插队,随着他父亲“解放”,她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读书,毕业后留在同济教书,力学教师,是我的同行。在东北农村,与也是上海知青的资本家儿子恋爱。非常曲折的故事,后来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婚去了香港。2002年她已经移民加拿大,我去过她家。那是最好次见面,她也到过上海,但我没有见到。言归正传说归程,我们有坐位,刚上车时人不多,大家照顾一下小孩,我还可以躺在椅子上睡觉。等我们想吃西瓜时,西瓜熟透烂得都是水了,据说是在火车上振动催熟了。后来火车就变得非常拥挤,站满了人。晚上椅子下面都有人趟着睡觉。好像上厕所都去不了。

 

第二天晚上,车路过沟帮子。那里的烧鸡很有名。母亲买了只,推测本来是就要在车上吃的,但我说带回家跟爸爸一起吃。长期乘车,很饿,也很馋。那只鸡更是格外香。我就跟母亲说,我先尝点儿。尝了,更想吃。先是吃条鸡腿,然后又吃其它部分。后来我说给爸爸留只鸡大腿让他尝尝就可以了。等仅剩下鸡大腿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想吃。终于全部吃掉了。等鸡都没有了,想到自己留烧鸡给爸爸吃的愿望完全落空了,我就哭起来。妈妈问我哭什么,我没有好意思说吃完鸡后悔了,只是说想爸爸了。她当时还很奇怪,出来一直不想,快要回家了怎么还哭了。其实我哭的是自己如此地不争气,至少在潜意识中,极为沮丧地意识到,那些善良愿望、坚定承诺、对父亲的爱甚至尊严体面,通通都加起来,居然都敌不过一只烧鸡的诱惑。那是种极其令人绝望的挫败感。长大后读到朱熹诗,“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深以为然。在火车上被烧鸡挫败时是七岁。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自己不是那种有本事逆转人性的人。既然经不起诱惑,只能远离诱惑。

 

非常奇怪,回上海一趟,居然没有照片,真是不寻常。推测原因是这样,母亲不碰照相机,上海只有堂哥(伯伯在上海的儿子)拍照,但他没有与我们一起出去玩。朱泾要不就没有人拍照,要么就是姨夫拍照但在学习班不能回家。

 

 

晓光小学

 

秋季学期开学,升入晓光小学。刚进小学的事情已经记不清了,至少没有闹出走错教室那种笑话。有些能想到的事情似乎发生得比较晚,留待明年后年再说吧!这里只说说小学位置等背景,以及老师和同学的概况。

 

晓光小学原址的位置如开篇的地图标注所示,现在已经开发为住宅小区。学校其实在太平村的边缘,也是立山区的边缘,几乎可以说是城乡结合部。北面和东面都是农田,百米左右都有条水沟。那是鞍山城区立山区和郊区千山乡的界河。沿着界河往南几百米,有座桥连接当时的东建国路和鞍千公路,也是鞍千公路零公里处。后来就读的三十中学在郊区,就沿着鞍千公路往千山方向去,靠近鞍千公路一公里处。

 

七十年代还有些“武斗”的遗风。我所在的地方就是太平村,也许还有其他名字,我不知道。水沟对岸的区域,我们叫地号(),不知道是不是种蔑称。太平村与地号的孩子们处于战争状态。在东建国路南侧区域,叫作道南。道北与道南的孩子们也处于战争状态。三足鼎立,类似当年的中国与美帝和苏修关系。这种相互间的恐惧和陌生,要用当今世界的国家类比,我能想到的只有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我们不去道南,所以没有什么矛盾冲突。北面水沟对岸也有所小学,太平小学,现在还在。隔河遥遥相望的两所小学,简直是两座兵营,刺激着对方。小孩子们向对方射弹弓扔石头,其实对方远在射程之外。只是那时候小孩子还单纯质朴,没有在自己人中揪内奸。后来我也朝水沟对岸扔过石头,基本上相当于体育锻炼。但没有射过弹弓,怕不小心打了人家眼睛。我父母教育我的要点包括,不要伤了人家,要赔很多钱。我们家应该算是当时当地的高收入,很怕被别人讹上。其实我很文弱而且笨拙,没有被别人伤着多少有些幸运。

 

那所学校主体是南北向东西延伸的三排红砖瓦房。每排房子中间有拱形门道可以穿过。门道两侧都是办公室,门开在门道里。那些办公室都是比较重要的部门,例如工宣队师傅的办公室(大致相当于校长办公室)和红小兵大队部(相当于现在的团委或者学生会)等,当时的教务处叫什么我忘记了。其他的房子门开在外面,朝南开,都是教室和教研室。学校正门在南面。正门和从南数第一排房子之间有块空地,冬天拣粪的时候堆着学生交的粪。从南数第三排或从北数第一排的北侧,有个操场,可以开运动会。操场南面对着房子的门道处,有领操台。大约在中间排房子的东面几十米,有旱厕所,学校唯一,师生共用。前面说插班试读,就是在中间排房子东面第二间教室。东面和北面都是农田,好像也没有墙。西面是住宅区,对着115栋和117栋,我家所在113栋在学校西南。南面外面有块空地,然后是个澡堂和当时所谓房产处,负责我们所租公房的维修。

 

说句题外话,那个澡堂我们家人从来没有去过。澡堂每周四天对男士开放,另外三天对女士开放。我曾对小朋友冯宝东说,男的多一天说明男的脏,要经常洗。他反驳我说,是女的脏,他听澡堂工人说女的洗过后清理澡堂太麻烦,所以少开放一天。我竟无言以对。后来我自己看科学哲学,提到证据污染,就是理论框架影响实验解释,马上想到小时候那段对话。不过这段话不会在1970年,我们刚同班,彼此还不熟悉。

 

学校里编班学军事化管理,叫xx班,但具体的数字我记不住了。按照军队建制,应该是xx排。假如那样的话,班长就叫排长,班主任老师要叫排主任老师了。我印象中并非如此。

 

班主任好像同时讲语文和算术,常识、体育、美术、音乐有专门的任课老师。刚去好像还没有常识课。其余几位任课老师完全没有印象了。我们的班主任是咸老师,如果我没有记错叫咸玉兰,但不是很肯定。姓咸非常肯定,因为四年级时我们换了班主任,叫闫老师。有次我突然有了灵感,大喊“咸盐”,被闫老师批评了。因为批评反而牢记。咸老师是高大结实的中年女性,神情严肃,不怒自威。看不出喜欢那位学生,至少不能算喜欢我,当然也不至于讨厌我。幼儿园的老师都喜欢我,后面的闫老师也喜欢我,小孩子有自己的感觉。不介意他人喜欢不喜欢,但并不意味着不知道。四年级前在咸老师班上,我能想到的事情都是与小朋友玩,课堂学习有关的事情极少。四年级后在闫老师班上,还能想起好多课堂上的事情。不知道主要是我长大了,还是与两位老师有关。当然,在闫老师班上我也捣过些乱,包括1975制造起“爆炸案”。孔子说小人难养,也不无道理,“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闫老师“近”而咸老师“远”,我或许有些“不逊”,但好像并没有“怨”。

 

整个小学期间多数同学没有变,虽然有些转学走了,也有些转学进来,转进来的更多。班上同学有些是抗大小学的同学,如二王杨文清和三王王敏胜,杨还是不大来上学,王还是副班长。同学基本上是我们那个房区就是113栋、115栋和117栋,都是三层混凝土结构红砖楼。我所在113栋是东西向一字形楼,中间和两侧二三层门朝东开,两侧一楼门分别超南北开。旁边的115栋,是L型楼,有朝西的中楼门和朝北的东楼门以及朝东的北楼门。117栋似乎也是L型楼,具体记不准了。我有些印象多数是一起玩过的同学。杨文清、王艳和汪艳在113栋中楼门的三楼,于影一楼,我们家在二楼。冯宝东家在南楼门一楼。115栋中楼门同班同学有张柄伟、张朋高、许云峰、白朋、邹广文和名字忘记了的高姓男生。东楼门只记得周思铁。北楼门有于晓光、姜文茂、关立杰、曹宏光和韩姓男生。117栋的同学只记得罗俭和何跃安,不知道具体住在什么位置。

 

也说说没有一起玩过的女同学。咸老师当班主任时班长是住117栋的李俊萍,我们坐过同桌。她父母都是我母亲不同科室的同事,后来她本人也是我母亲同科室的同事,因此最早她可能也来家里玩过。后来我们的关系就不好了。另有位同桌是王姓女生名字记不准了,似乎叫王秀萍。其他女生都是后两年才认识,因为闫老师当班主任后我当班级的学习委员,后来因为1975“爆炸事件”被免职。闫老师当班主任是住115栋的李威。李威和我都是后来闫老师喜欢的学生,我们两人有工作关系但不记得打过什么交道。我似乎有些烦她,诛心而论,应该是有些竞争或者争宠。我认真反思过,有这种接近妒忌的情绪只有两次,还有次是1978初中快毕业时。能想到的女生还有高年级时与我一起当班级学习委员的曹素娟,她负责收发作业之类日常学委工作,我没有被免职时好像也没有什么具体事情,可能有些类似助教的工作。女生班干部还有欧玉娟,初中也是同班同学,那时打交道更多些。


简单说说与同学的关系,以后或许还会说到。 张柄伟是我最初的好朋友,后来搬家转学走了,走之前已经只是普通同学了。姜文茂曾经是好朋友,但后来反目成仇了。于晓光和周思铁一直是不错的朋友,但算不上最好的。张朋高升入初中后关系很好,1976那篇说过。后来在学校军乐队,于晓光和何跃安是大鼓手,关立杰和曹宏光是号手,都可以算同学兼同事,但八位铜鼓手的女生有没有同学,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曹印象比较深,是少有的没有什么过节但就是不喜欢的同学。许云峰同学两次让我感到意外:一次是读《红岩》其中的重庆工委书记名字完全相同;另一次是听说的悲剧,马车爆胎,他正从旁边经过,被弹出什么东西正击中头部,不治身亡。白朋在同学中有些足智多谋的意思,象棋下得比我好,一起玩过,我们从来不是朋友。邹广文本来也想没有什么印象,只是咸老师有次在班上批评他,“邹广文最近有点......水。”意思推测是说他自由散漫,这是我专属的缺点。那个“水”字用得让我难忘。随便一提,只有朋友才给签证,可以到我家里玩。同楼的或许是例外,同楼的男女同学都来家里玩过。不是同楼的女生可能只有李俊萍来过,但次数不多,而且很早,所以也不很肯定。


升初中时,有部分同学去了离家更近而且在市区的五十中,多数同学包括我去了一公里外在郊区的三十中。前面提到的于影、冯宝东、张朋高、白朋、邹广文、周思铁、罗俭、欧玉娟还是同班同学,王艳同校但在体育班。


整个小学期间,都是上半天课,叫二部制。因为教室少,两个班合用教室,放学时要把书包文具等都拿走。上午上学和下午上学过段时间轮换,至于轮换的间隔是周还是月,现在想不起来了。这样才有了课外生活,有了交往和玩耍的小朋友。

 

顺便一提,我升入小学时,仍有人记得我旁听的事情。在学校里,有些高年级的学生见了我,就八卦说,“那个学拼音的小孩儿又来了!”当时还没有上演样板戏《沙家浜》,不然我可以对句胡司令的台词,“这回来了就不走了!”

 

照片

 

也许是因为我上了小学,11月生日前半个月,父母领我去趟二一九公园。本年度的三张照片都是那次拍摄。因为是父亲拍照,所以没有与他的合影。照片中的灯芯绒夹克是在上海买的童装。当年鞍山的衣服都非常单调,从来没有见过别人穿种异类的衣服。我小时候居然曾在着装上如此时尚!会不会如钱锺书在《围城》中所讥讽,“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手里拿的手枪我还记得,是所谓喷火手枪,里面有电石,扣动扳机能发出火花,但晚上才能看清楚。也是从上海买的玩具。带的领袖像章,是当时时尚,未能免俗。带的臂章,是“红小兵”臂章,到了小学才能加入,但似乎是人人都加入了,所以没有印象,前面说小学时也没有提到。初中的“红卫兵”似乎是分批加入,我在第一批,班上有十多个人。因为稀缺,所以还有些印象。

 

 1970 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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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的回忆就到这里。这一年可能在我童年最重要,或者说是童年结束,少年的开始。春天还是幼儿园小朋友,秋天已经抗大小学毕业,成为二年级小学生。还有若干清晰记忆片段的上海之行。从回忆看,已经有了自己日后行为模式的雏形。七岁看老,“古人不余欺也!”

 

 

过去已经写过40篇的链接

 

明月本无心,行人自回首----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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