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从小学升入中学。仍住在鞍山市太平村135栋35号，两室套间。小学就读鞍山市立山区晓光小学，从家步行两分钟可到。秋季升入初中，鞍山市立山区第三十中学。学校比较远，几乎在郊区了，靠近当时的鞍千公里零公里处，上学要步行30分钟左右。小学毕业时，对口的中学是第三十中。有些同学父母托人去了五十中，离家近些，而且是往市内方向走。父母应该有能力托人帮我进五十中，但他们没有做，我也没有要求。父母是万事不求人。

小学里的恶作剧

小学最后一年，搞了次不大不小的恶作剧。真没有恶意，只是好玩。

冬天里，我与小伙伴冯宝东到校园里玩。以科学的态度，研究鞭炮能不能炸碎玻璃，在自己班级的窗户上做了实验。很不幸，实验表明，鞭炮能炸碎玻璃。仍没有尽兴，又做个实验。把鞭炮掰断，用里面的黑色火药向玻璃喷火，只是把玻璃熏黑些。当时如果一走了之，事情也许就过去了。

我们可能主要是我忽发奇想，要与老师斗智一番。于是，我们制造个假现场，让玻璃不像是用我们的方式弄碎的。又编个故事，其中我们是目击者，看到别人来把玻璃如何搞碎了。后来等老师出场，我们就把故事演绎一番，似乎也没有什么破绽。

老师到底是老师，把冯宝东和我分开问话。这就有些囚徒困境的意味。据冯宝东后来说，老师告诉他，我已经说了实话，于是他也说了实话。其实我什么也没有说，但或许给故事增加了当初没有商量到的细节，因此最终总要露馅。班主任老师也不承认冯宝东的说法。她跟我说，她只是告诉他，我家长来了，总会说出实话的。

我对自己的失败有些不服气。写检讨书，引用毛主席的语录是，“不搞逼、供、信”。老师找家长到学校，陪了块玻璃。撤掉了我班级学委的职务。我父母如何批评我已经不记得了，这与我自己的挫败感相比，真是无足轻重。

事情过去，冯宝东和我仍是好朋友。我一向体谅智商不足的人(包括我自己)，这其实是好教师的必要条件。

当时我对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内疚，但很有些挫败感。反思之后，我得出几点结论：1 不要干坏事。2 如果非要干坏事，不要与别人一起干。3 如果与别人一起干了坏事，就要准备好承担败露的后果。

后来我多次想过为什么要搞这种恶作剧，但没有想清楚。我从来不是捣乱的人，虽然有些自行其是。感觉那位老师还是或曾是喜欢我的，她一定很意外。她的挫败感，甚至会比我更强。

小伙伴们

快要毕业时，我才发现原来小学同学就分好几伙。好同学和差同学不在一起玩。似乎也谈不上仇视，只是彼此敬而远之。所谓好和差的判据，大概是与老师关系(例如合作态度)和个人学习成绩的微妙组合。尽管我捣了前述乱，总体上仍然是好同学中一员。冯宝东似乎从来都属于差同学了。男女生也不在一起玩。我偶尔与女生在家里玩，但从不在学校里玩。

所谓的的男生好同学中，还分派。我本来也是不知道，直到有个叫沈岩的同学，跟周思铁说他压力太大坚持不住，以后不跟他在一起了。我这时候才意识到，只有我一个人跟周思铁玩。他的对立面是张鹏高，在小学时我好像不太认识这个同学。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感受到任何压力。也许这种帮派游戏只是在特定小圈子里，而我还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圈子外面的人，在里面的人眼里看来就微不足道了。当然，也可能是我过于迟钝没有感觉。

进初中换了部分同学。小学同学初中仍同班的有同楼的女生于影(副班长)、周思铁(体育委员)、张鹏高(劳动委员)、沈岩、罗俭等。新同学有万鑫(班长，后来的团支书)、谷安凯(中队长)，也是同一小学但不同班。冯宝东也在三十中，但不在一班，来往就少多了。同楼的另位女生王艳也不同班。小学的另外两位美女同学，先后当过班长的李俊萍和李威都不在这所中学。

帮派游戏仍然继续。这次周思铁是多数派了，张鹏高是少数派。不过，我仍然是少数派，包括谷安凯、张鹏高、罗俭和我。因为是小派，所以内部比较平等，相对而言，张鹏高和我更有主导性些，谷和罗比较随和，也就是听我们的。派系之外，我与万鑫、周思铁关系其实也不错。因此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参加那派，只是平时不喜欢与许多人玩。我后来想过周、张为什么如此对立，其实因为他们有许多类似之处，都拜师傅学过武功，还都喜欢画画。如此类似，难怪互相排斥。罗也喜欢画画。美术作业和考试主要是他帮我写的。罗后来也离开我们去另一派了，又有个从郊区新转来的同学加入，名字我忘记了，但他坚持认为按辈分谷安凯是他舅舅。现在回想，我们三人都没有平等地对待这个新同学，有些恶劣。

下面两张合影不能确定是1975年还是1976年，而且实在找不到第三张照片了。

与张鹏高(中)和谷安凯(右)合影

与万鑫(左)合影

老师们

升入初中后，班主任刘汉老师让我当班级学委。刘老师应该不到五十岁，作为班主任，也教我们政治课，还兼着教物理，但忘记了是不是第一学期开。传说他原来学俄文。刘老师显得有些暴躁，似乎准备动手打不听话的学生。不过对我还算和气。显然他知道我在小学被撤职查办的事情，因为说过犯错误没有关系，改了就好之类的话。不知道是老师口头介绍的，还是写入学生档案这类文字材料。现在想想，那个学校真是差，学生干部都找不到人，还要用个有前科劣迹的。

数学老师李敬子是位年轻的鲜族女老师，先生也是学校的老师，但不教我们，他们还没有小孩。李老师文静和善，对我尤其好。我后来体会，刘老师对我好，是信任，放手让我做事情。李老师对我好，似乎更多是赏识，主要或许还不限于老师对优秀学生的欣赏，或许多少也有些那种母亲对孩子、姐姐对弟弟那种对家人的优待。

美术老师是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似乎也姓刘，小刘老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兼我们副班主任，但除上课外很少打交道。音乐老师也是位年轻女老师，体育老师是中年男老师，两位老师也是别的班的班主任。两位女老师的姓氏忘记了，体育老师好像姓王。语文老师我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化学似乎没有在第一学期开。

校内校外

仿佛记得，语文、数学、物理我学得不错，音乐、美术就不行了。初中是我整个学生生涯中最像好学生的时期。在当年十月，班级第一批就加入了“红卫兵”，人数大概不到20%，但多于10%。我们摘下红领巾，带上了红袖标。我也积极申请入团，但在75年还没有入。

在家里玩些什么一点儿记不住了。学校里的小伙伴好像也不招到家里玩，至少不经常。邻居能玩的男生只有冯保东。和女生好像也不在一起玩了。

自己看的书可能主要是《十万给为什么？》文革版，封面是工农兵。反复在看。四卷本《毛泽东选集》也反复看，尤其对各种注解感兴趣。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最初都是从那上面学的。还有父母的专业书。父亲的建筑书有些很漂亮的图画。房间设计之类，当时简直觉得遥不可及，其实可能还不如现在住的房子。母亲的书《赤脚医生手册》和《工人医生手册》等，也有很好玩的内容，如战地包扎抢救等。

上学路上的情形印象还比较深。我在小学毕业前已经学会了自行车，但我通常不骑。我的车太好太新，26型立凤，当年结婚时的最高配置。我不喜欢过于张扬、过于高调。好车不如无。通常与小伙伴们一起步行上学。有时候有顺路的马车，车老板允许，就乘马车。其实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乘马车，有种不安全感，但小伙伴喜欢。

小学高年级和初中我很快乐。学习压力不大，也不像小时候那样受人欺负，长大以后的事情还很遥远。以带来挫败感的恶作剧开始的1975年，后来就懵懵懂懂快快乐乐地过去了。

过去已经写过七篇的链接

明月本无心，行人自回首----1964年

明月本无心，行人自回首----1965年

明月本无心，行人自回首----1974年

明月本无心，行人自回首----1984年

明月本无心，行人自回首----1994年

明月本无心，行人自回首----2004年

明月本无心，行人自回首----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