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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明月本无心,行人自回首----1998年

已有 1578 次阅读 2018-9-17 10:03 |个人分类:往事钩沉|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博士后, 回忆, 记事

10年前的在读硕士生现在是在站博士后,这个跨度比正常长许多,因为我硕士毕业和博士入学中隔了六年半,似乎践行着孔夫子“困而再学”。10年前的新郎现在已经有了女儿,年内满七周岁,秋季将升小学三年级。住在博士后公寓里,平型关路旁的一栋老公房的顶层6楼两室无厅套间,五月妻子和女儿从鞍山搬入。这一年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在上海安家了。

 

交大的博士算彻底修成正果。327日参加颁发学位证仪式。披袍登台,行礼如仪。证书签发日期恰是我34周岁生日,要等3个月异议期满才颁发学位证。看到不止一位上台领硕士学位证的女生留下泪水,心中大骇。领到学位证还要流泪,拿不到怎么办?其实硕士证是空白的,要与衣帽一起还回去;登台只是表演,她们就如此入戏,年青真好!当时自己觉得真是老了,心如古井,波澜不兴。没有穿着博士服带着博士帽拍张照片,好像也不觉遗憾。女儿毕业典礼后,勉强同意穿着硕士服拍照,却无论如何不肯带硕士帽子。其父其女,还是稍有进步。

 

安家

 

去年,我颇有感慨地在这个系列中写了《离鞍记》和《入沪记》。不论离开鞍山还是进入上海,都是个过程。这个过程在1997年启动,以户口迁入为标志在1998年完成,如果以购房为标志,要等到1999年了。我个人的离鞍入沪,是在上海安家的前提。

 

199710月到上海大学后,我就着手办理迁户口的事情。研究生部主管博士后的李老师告诉我,我的档案不转到上海大学,就不能办理上海户口。我只好又硬着头皮去找鞍山钢院领导,要求调出档案。前一年,人事处已经出具公函,“解除人事关系”。除了给交大一份外,我当时多要了一份留在手里。从法理上讲,没有道理不放出我的档案。但毕竟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我当然做不出与旧东家对簿公堂的事情。管理档案的人事处要等校领导决定。我打电话找隋有功书记。刚刚信誓旦旦地承诺学成归来,转身就要调出档案,真是有些尴尬。虽然保留双方颜面的回转余地已经很小,我还是尽了最大努力。我需要档案的理由是我要工资定级,这是真话,工资定级确实需要档案。我妻子女儿还在鞍山,住在学校的房子里。学校房子马上要卖给住户了,我没有到校工作期间,产权证由学校代为保管。这种幼稚把戏显然不能瞒过校领导,但至少是个托词,给双方留些颜面。领导同意放出档案。这样能在上海落户,我马上从鞍山迁出了户口。

 

上海的政策,博士后算是人才,家属也可以一起拿到上海户口。当年铁饭碗的观念很强,不论是妻子还是我自己,都觉得她调来的前提必须是有正式工作,我个人还是希望她当教师。那时网络还不很发达,至少我还基本没有用。我带着她的简历跑过上大延长校区附近的两个单位,铁道医学院卫校部和闸北区防疫站,但都没有成功。最后还是上大帮我解决困难,把她临时安排到学校卫生院,并且承诺,如果我博士后出站留校,她可以留在卫生院工作。

 

即使有这种安排,妻子仍然觉得贸然离开鞍山特别是放弃在鞍钢职工医学院的教职过于轻率。后来采取个万全之策。从鞍钢职工医学院申请,到上海医科大学进修。同时征得上医指导教师同意,进修期间基本上在校卫生院上班。如果需要去上医,跟卫生院领导请假。

 

这样,在五月,举家搬到上海。鞍山那边,正好学校调整住房。我已经是教授,住房略有改善。从6楼东西向的两室一厅,搬到同一栋楼3楼全朝南的两室一厅,面积好像也略有扩大。我们本来也不太想搬,但我们原来房子的新住户急着进来。我们把东西打包,最常用的运到上海,其他的先放在新居中,并没有在那里拆开。后来妻子回去,打包都运到上海了。

 

研究

 

博士后没有教学任务,全部精力用于研究。随着程昌钧教授正式成为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我入站时空白的Plan A也有了内容。程老师当时承担一个黏弹性结构()动力学行为及其稳定性控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我的工作就是分析和控制黏弹性结构动态行为。

 

黏弹性结构的控制方程是偏微分方程或偏微分-积分方程。我过去作的都是常微分方程,先要把问题变成自己能处理的形式,需要离散化。常用的方法是Galerkin方法,虽然真正搞结构振动的人有时不太相信低阶的Galerkin离散化。我先全面调研了Galerkin方法在黏弹性结构非线性动力学研究中的应用。写篇综述翌年在《自然杂志》上刊出。职业的研究都是从文献综述开始,虽然职业的往往不是一流更很少是超一流,但非职业的研究更可能不入流。不入流的或许喜欢自称原创,反正只要不知道别人的工作,尽可以想象自己天下第一。所有职业的研究要从调研开始。

 

程教授关注的黏弹性其实是特指积分关系,线性的Boltzmann本构或非线性的Leaderman本构。即使截断后,也是常微分-积分方程。这对我是个新问题。这个层面上的微积分我完全得心应手,很快就发现,如果松弛函数是指数函数,能转化为高一阶的常微分方程。3阶方程如果作近似解析分析多少有些难度,但数值上没有任何困难。这样我在当年就完成个非线性积分本构黏弹性板单模态截断后的混沌运动及其控制的工作,控制方法用的是输出变量反馈线性化。翌年发表于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解析的分析和两模态截断,后面也有些进展,明年再细说。至于更复杂的松弛函数是幂函数的情形,就是后来很热的所谓分数阶导数问题。虽然分数阶导数我在读博士前就看过论文,但并没有自己动手作过。线性情形,我导出了单自由度振子和梁的稳态解,2001年分别发表于《力学与实践》和《上海力学》。本意是可以为各种算法提供考题,至少线性稳态解应该要算对。可惜没有什么人注意,他引都是个位数。同行们好像也不看国内文献,如果还看文献的话。

 

这一年的三篇年度论文都是前一年博士期间的工作,我是第一作者,导师刘延柱教授是第二作者。第一篇是在博士后期间投稿,单位写上海大学;另两篇都是博士期间投稿,单位还是上海交大。第一个工作较有新意,基于国外学者针对一阶常微分方程描述系统提出的混沌开闭环控制思路,提出了二阶常微分方程描述的混沌振动的开闭环控制,比那种方法直接应用于振动系统少一半控制输入,论文发表于Physics Letters A。第二个工作是把控制混沌的参数开闭环控制应用于航天器姿态运动的模型,论文发表于《力学学报》。第三个工作是把以容易调整的瑞利数为控制输入,用精确线性化方法实现对Lorenz混沌的控制,英文版发表于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说点儿题外话。前述后两个工作都是我分别首次在《力学学报》和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发表论文,虽然我在1990年前应该就向这两个期刊投过稿。两刊拒我近十年,我投两刊意更坚。不离不弃确实是真爱呀!所以十几年后,这两个期刊找我当编委然后又当副主编。

 

3月,承担的冶金工业部应用基础研究项目“控制混沌问题研究”结题。结题报告基本上就是博士论文,把与航天器相关的内容都删掉了。按项目结题要求,请5位专家分别签署了《冶金部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函评意见书》,他们是上海交通大学刘延柱教授、上海大学程昌钧教、刘宇陆教授、朱正佑教授和东北大学王铁光教授。通过冶金部组织的评审,确定为“资助”项目,不用偿还研究经费了。

 

顺便一提,那篇两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性价比挺高。不仅取得了学位,而且完成了冶金部项目,晋升了教授,争取到了博士后职位。虽然没有入选全国优博,但拿到了上海市优博,当时是评优博进入前200名但没有进入100名的给上海市优博,基本上相当于后来的提名奖。后来的上海市优博给所有国家优博入围论文,我那年是500篇。这些是后话。

 

3月,我以《粘弹性连续体复杂运动性态的抑制、镇定和控制》为题申请青年基金,未获资助。基金委给我的反馈意见,不资助的原因选了两点,“研究方法或技术路线不明确或存在错误”和“申请者或课题组的相关研究工作基础和积累不够”。我认为都很中肯。有意思的是,还有份综合意见综述:“申请者提出的粘弹性连续体运动性态的研究,涉及超混沌的抑制、镇定和控制。这是非线性动力学研究的前沿课题之一,对应用和发展控制混沌理论有意义。该申请项目立论依据较充分,对国内外学术动态也比较了解,研究目标明确,内容具体,研究方案合理,但对方案的可行性分析不具体。申请者对本项目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但课题组群体力量较弱(两位博士生不是申请者直接指导的学生)。综合以上意见,该项目可以资助。”悲剧的是,打印的最后七个字,被钢笔划掉了。导师刘延柱教授那年去参加了会评,见面只提前告诉我坏消息,没有说是否上会等细节。我现在推测,也许上会了,但没有通过。那是我可以申请青年基金的最后一年,就这样擦肩而过。所以后来陆续主持过面上项目、重大专项培育项目、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重点项目,作为第二完成人参加过重点项目和面上高技术探索项目,但没有主持或参加过青年基金。

 

没有得到基金是非常实质性的挫败。年内还有另一个挫败,多少与研究也有些关系。教授职称复议没有通过。虽然我的工资按教授发放,但我毕竟不是上海大学的教授。按照我对博士后相关规定的理解,可以要求进行职称复议。既然有这个机会,我就尝试一下。报到市教委学科评议组时,他们说我的身份不确定,不宜进入复议程序,没有进行表决。交大力学与建工学院院长刘正兴教授是评议组长,事后他先跟我导师说明了前述结果。更诛心而推测,导师一直希望我博士后出站到交大去,也未必愿意上大给我教授。力学所的刘宇陆教授也是评议组成员,事后也告知我相关情况。成与不成我都有思想准备,只是没有想到这个结果。当时还有些腹谤。觉得那种做法没有道理,人事部门上报了,就说明政策方面审查没有问题,学科评议组只是针对我的学术水平作出判断。我后来推测,也许是自己材料比较勉强,如果投票,也不能通过。不如这样处理,保全导师和我的面子。当然,这个推测无法查证,没有人会说,他不够教授,不要讨论了,只会直接说不讨论的原因。应该承认,这样既坚持了标准,也释放了善意。许多当时觉得没有道理的事情,后来想通了。这是一例。

 

还有个情理之中的挫折是,9月交大研究生院找我整理材料,报1999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紧张忙碌一阵子,最后没有成功。翌年又折腾,总算拿个上海市优博了事。

 

当然,多少总会有些正面结果。以“控制混沌及其在粘弹性结构动力学中的应用”为题成功申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我是普通一档一万元。经费与我结题的冶金部基础研究项目相同,是我第二个万元的项目。上海市科委也资助博士后,匹配一万元,算是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项目,需要另行申请,我用的题目是“粘弹性结构混沌运动的控制”

 

教材

 

3月中旬,96年开工的《振动力学》参照审稿意见完成修改交稿。当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列入“九五”教育部规划教材。教材出版后,清华大学丁文镜先生在《黄淮学刊》上发表书评。责编黄毅老师也在《光明日报》和《力学与实践》上发表介绍文章。该教材获1999年上海市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和2000年中国高校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后来出了第2版,列入21世纪教材和国家级规划教材;马上出第3版。现在我自己平心而论,在对内容的理解和洞察方面,教材有独到之处;但教学考虑方面,还是有一定欠缺。

 

五一长假开始写研究生教材《非线性动力学》。这部书获得上海市研究生重点教材的立项支持。不论是项目申报,还是教材撰写,完全由我完成。刘老师本来说我是第一作者。后来刘老师说还是他为第一作者更合适。我推测主要是我离开交大了,刘老师可能觉得上大作为第一单位不太合适。我当时就认为,刘老师为第一作者也完全合理。品牌是种无形资产,我当时还不具备。有名出名,有力出力,是双赢的合作。当然,我很少做只出品牌的合作,这并非出于合作公平性的考虑,而是对自己品牌的爱护。

 

九月为本科生写《非线性动力学基础》,是范钦珊教授主编《高等工程力学》而向刘老师的约稿。刘老师找我合作完成。我起草初稿,刘老师把关,我是第一作者。刘老师自己有独立撰写的另外一章。但这本书拖了很长时间后,最终没有出版。

 

除教材外,也有过一点儿教学任务。受合作导师程昌钧教授之命,为本科生的《力学与实践》课,讲一次2学时“航空与航天工程中的力学问题”。这个真有些勉强,但还是完成教学计划。

 

交流

 

博士后已经可以算专业研究人员。学术交流是专业研究人员不可或缺的工作。从这一年开始,每年都参加些学术会议。

 

71720日,在江西庐山参加第8届全国非线性振动暨第5届全国非线性动力学和运动稳定性学术会议,还被安排作大会报告,讲混沌输运控制的研究进展。不过,那是我表现最差的会议。开会前没有准备好投影胶片,准备用论文稿件到会场现打印。结果带的当时那种3吋软盘读不出来,我报告时就什么都没有。我可以讲自己的工作,但听的人肯定不得要领。那是我职业生涯中空前尴尬的时刻。从那时起,我开始重视会议报告,虽然做报告一直不是我的强项。非线性动力学的名家陈予恕、徐建学、朱位秋、胡海岩等教授都参加了。交大也去不少人。导师带着夫人参加,洪嘉振教授带着女儿参加,已经毕业的师兄顾晓勤带着儿子参加。在那个会上,导师告诉我申请的基金青年项目上会但没有获批,但也没有太影响我游玩的心情。

 

869日,在大连参加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Vibration Engineering (ICVE’98),做分组口头报告,讲航天器混沌姿态运动的逆系统控制。我开始专门制作投影胶片,而不是简单把论文打印到胶片上。还担任了分会场主持,这是我第一次在学术会议上主持分会场,先前国内会议也没有干过。会上见到闻邦椿、陈予恕、胡海岩等名家,还见到东工关立章教授的硕士生当时在加拿大当教授的于树栋。在交大的老朋友戈新生也参加会议。在90年北戴河讲习班上见过的张义民教授也参加会议。他是吉林工业大学陈塑寰教授的博士,跟闻邦椿院士做博士后。马上要出站,吉林工业大学和东北大学都请他,认定了他博导资格,他还没有选定,但两校教授博导的名片都印好。戈新生称他“双博导”,我们对此很膜拜。他在两校间犹豫不决,两校都给他教授博导,我其实也在交大和上大之间犹豫,但两校都没有给我教授。这就是差距!他后来在东北大学当长江学者,现在沈阳另所大学当副校长。

 

81720日,在上海大柏树的宝隆宾馆参加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onlinear Mechanics,做分组口头报告,讲混沌振动的开闭环控制。我报告后,梁以德(Leung AYT)教授提了问题。对梁教授的捧场,我很感谢。更令我我感动的是,已经高龄的钱伟长院士全程参会,不过他在开幕式上发言已经不说英语,而是用翻译。在会议上,联系导师程昌钧教授把我介绍给钱先生,钱先生带着慈祥甚至神秘的微笑与我握手时,跟我说了句话,“现在办什么事情都需要方方面面共同努力。你说是不是?”我一时语塞,钱老又问,“你说是不是?”我只能说“是是是,对对对。”虽然当时觉得莫名其妙,后来越想越有道理,这也正是我的弱项。钱老真是神一样的存在。导师刘延柱教授做了大会报告,讲航天器动力学中的分岔和混沌研究进展。论文集中论文是全面的综述,不限于刘老师的工作,论文由我完成,我为第二作者。报告是刘老师自己准备,主要是讲他的课题组的工作。随便一提,ICNM参与情况也反映我职业成长。85年的ICNM-1我不知道会议消息,93年的ICNM-2我投稿,但被会议拒绝了。98年的ICNM-3我做了分组报告,并起草大会邀请报告。2002年的ICNM-4,我在国外没有参加,我的硕士生作了分组报告。2007年的ICNM-5我做了大会邀请报告。

 

101522日,在湖南长沙参加第6届全国一般力学学术会议暨分析力学发展研讨会。其实分析力学发展研讨会先开,一起去了衡山。梅凤翔先生给我们讲了他研究分析力学的经历,特别提到,是朱照宣先生建议他研究分析力学,还告诉他四个字,“填平补齐”。多少有些困惑的是,在早先的通信中,朱先生并不鼓励我从事非完整分析力学的研究。会议由时任湖南大学科研处长的赵跃宇教授策划组织。参加研讨的不仅有研究分析力学梅先生、罗绍凯、郭永新等,还有张伟、曹庆杰等研究非线性的专家。

 

在那次会上,我见到了神交已久的罗绍凯教授,我们还共用一个标准间,卧谈一夜。他给我出很多建议,听得我热血沸腾,可惜过后就想不起来了。翌日人家叫他大仙,我也跟着成了半仙。他的大仙是真的,给赵跃宇看手相,准确预测了他当副校长和校长。我这半仙是假的,只是被大仙的仙气薰了一夜,第二天有些迷糊。下了衡山,我就“泯然众人矣”。本质上,我们是两类人,借用孔子的话,“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他是前者,我是后者。

 

接着开一般力学学术会议,开幕式居然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召开。我作个混沌振动反馈精确线性化控制的分组报告。一般力学的诸多前辈参加了会议,除了导师和梅先生外,还有陈滨教授先生、陈予恕先生、洪嘉振先生等。师兄顾晓勤和陈力以及还在读的师弟成功都到会,到会的同门还有刘老师的高访戈新生。

 

1120日在宝山钢铁公司钢专参加第三届上海青年力学会议,作大挠度非线性黏弹性梁动力学建模和简化的报告。获上海市力学学会颁发的优秀青年论文二等奖,该文翌年在《上海力学》上刊出。我当时感慨良多的是,二等奖有500元奖金。我在辽宁时得过几个省学会或者科协的论文二等奖,从来没有领过奖金奖品。只有一次例外,首届省优秀论文评选,竞争激烈,结果总算发套不锈钢餐具,据说市场价70元左右。会后还参观了宝钢某个生产部门,可惜我忘记具体部门了。

 

阅读

 

发现力学专业期刊有些文章很可读,简直都可以在厕上看。例如Appl Mech Rev的两篇文章,一篇是G Batchelor的回忆,Research as a Life Style,另一篇是鲍亦兴的鸟瞰式概述,Applied Mechanic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还读了些轻松的数学读物。Cook很简明的《现代数学史》,波利亚名著Mathematical Discovery的部分通论性章节,还看了克莱因的《数学:确定性的丧失》部分章节,略去的似乎与他的《古今数学思想》多少有些重复。还看了本研究指导性质的Graduate Research: A Guide for Students in the Scinece

 

当时对复杂性很感兴趣,核心是要理解秩序自发形成的机制包括条件。看了些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包括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和一组记不住名字作者的《重申自由主义》。哈耶克真是博大精深的思想家,也不是通常的诺奖获得者可以比。因为多少涉及经济学,还买了套熊彼特三卷本《经济分析史》,不过后来并没有看。

 

复杂性也体现在生物学。看了些生物学通俗读物,如《野兽之美》《自达尔文以来》《达尔文的黑匣子》。戴森的《全方位的无限:生命为什么如此复杂》尤其精辟,后来我去在美国时还买了该书的原版。看了他的自传《宇宙波澜》

 

读了些传记。八百余页的Bertrand Russell: A Life很有吸引力,我在外文书店买的原版。只是我多少有些意外的发现,罗素子女教育并不成功。原来我一直很服膺他的《教育论》,反复在看,当年重点在看六到十四岁部分。我觉得他的主张还是好的,只是他四场婚姻,无数情人,实在没有时间实践自己的主张。正如钱锺书所谓,“理论都是不实践的人制订的。”《斯蒂芬·霍金的科学生涯》也很好,购书后到后半夜一气读完。还读了房龙的两卷本《名人传》。

 

也读些历史书。读了布尔斯廷三卷本《美国人》,该书对深入理解美国很有帮助。非常细致的生活史,摒弃了宏大叙事,例如第三册讲民主进程,说得是邮购之类的生活细节。读了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和《中国大历史》,但都远逊于他的《万历十五年》,我反复读的书。还看本关于鸦片战争的书《昨天》(借阅)

 

读了当时颇有争议的《科学的终结》。对后现代主义解构一切的勇气颇为佩服。虽然该书说得似乎头头是道,二十年过去,科学远没有终结。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对科学狭隘和传统的理解已经终结,科学主要不是衣食无忧感兴趣者的智力游戏,而是现代社会建制的一部分。这一点,许多科学界内部的人也没有充分理解。

 

读得最轻松愉快的还是小说和散文。继《小世界》之后,终于读了大卫·洛奇“校园三部曲”的后两部《换位》和《美好的工作》,还读了写博士生的《大英博物馆在倒塌》。这些书对我理解学术职业很有帮助。小说还有程乃珊《双城之恋》,杰罗姆的Three Men in a Boat和一部驳杂的古典小说《野叟曝言》(借阅)。散文读了《钱锺书散文全编》,后来也反复读。还读了北大在读研究生的《火与冰:一个北大怪才的抽屉文学》和《铁屋里的呐喊》。杰罗姆的随笔《闲人遐想录》也很有意思。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基本上收集齐了王小波当时出版的所有书。这在上海不是难事,与当年在鞍山不同。新增加的是他的《黑铁时代》和《天长地久》,都读了。新买的《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反复读了。很喜欢,但说实话没有什么收获。他说的基本我都同意,反而没有思想的碰撞。

 

购买了三联版《金庸全集》,可惜后来发现是盗版。也懒得再找正版了。年内重读了重读《鹿鼎记》。

 

旅游

 

我们的休闲向来单调。除了读书,就是走路。

 

8月利用开会之机,全家游庐山。女儿体力甚好,满山疯跑。从照片上看,她还自己背着包。到底去了哪里有些记不清了,至少应该去了五老峰、三叠泉、芦林湖和鄱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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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在庐山芦林湖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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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女儿在庐山五老峰某个峰顶合影

 

10月到长沙开会,去了衡山。山顶有火神庙,香烟绕绕,人气很旺。在长沙似乎只看了岳麓书社。

 

学校推荐后当选上海市博士后联谊会理事。108日在中科院上海冶金所开大会。1022日至28日参加第四届上海市博士后联谊会理事会会议(上海市人事局博士后考察团),去陕西游了西安和延安。先从上海飞西安,当年还是用虹桥机场一号航站楼。西安除了大雁塔等市内景点外,还等了华山。借助缆车,登上华山山顶。遐想金庸笔下的三次华山论剑,从五绝论剑到独尊大侠,其实是江湖退化史,也体现所谓国民性。乘大巴从西安去延安,路况很差,漫天黄土。让我更难忘的是,因枣子吃多了,肚子不好。于是在车上考验括约肌,下车匆忙找厕所,幸好没有出大丑。顺路看了黄帝陵。在延安看了窑洞和枣园,自然还有宝塔山和延河。让我吃惊的是,延河其实已经干涸,当时是人工灌水。去山西,在山西一侧看黄河源头壶口瀑布。远望平常,近看非常可观。顺便一提,当年在陕西境内吃饭,质量差价格高,到山西马上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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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壶口瀑布

 

女儿

 

女儿在我们生活中极为重要。在与女儿相处中,我自己学到很多,简直可以说是共同成长。以往谈得不多,从今年开始加强。

 

女儿在鞍山的最后一战是跳级考试。只读了一年级上学期的她,被校长安排到二年1班。监考老师宣布,有一年级学生来考试时,班上孩子都莫名惊诧,窃窃私语“她能会呀?”女儿个子小小,因为比正常一年级学生还小1岁,坐在讲桌前答卷。先考数学,她用一半时间就交了卷。校长和教导主任看过都吃惊。考试成绩,数学满分,语文97分。当然,她不是所谓的好学生。她学习只是让父母开心,这样父母可以陪她玩。她自己也有想做的事情。如提出要写本“书”,起名《雯雯的故事》,其实是自画插图的日记,童趣盎然,只是写了没有多少页。

 

在上海安家,除了要解决妻子工作外,还有解决女儿的入学。博士后期间是集体户口,在延长校区,对口的小学是大宁路小学,在校区西面。还有和田小学,在校区南面。同事孩子往往择校和田小学,说是大宁路小学民工子弟比较多。我们刚到上海,与民工其实相同,只多个户口。因此也没有考虑择校的事情。

 

进大宁路小学也不容易。先到市还是区教育主管部门办个手续,然后带着批文之类的文件去大宁路小学。校长看了材料,说手续齐备,可以入学,但通常都是新学年开始时入学,不能插班,免得孩子跟不上,也影响班级教学。我跟他解释,妻子在上海有了工作,马上要过来,孩子不可能留在鞍山。在鞍山有限的生活经验让我推测,校长是不是想要些好处。不过,他的话否认了我的猜想。我有时会享受自己的预想被否定,这是一例。校长说,博士后是引进的人才,生活有困难,单位应该协助解决;你自己反复跑不合适,应该是上海大学派人来跟我们协调。

 

我回学校后,找到当时的师资课邢守信科长,转达了小学校长的意见。虽然上海大学几乎所有打过交道的师资科长对我都很关照,但考虑到当时我只是刚入职的青椒,邢科长的与人为善和尽力帮忙仍给我留下难忘和美好的印象。这也是上海大学行政机关给我的最初印象。邢科长找力学所办公室的钟汉民主任帮我办理。钟主任和我又去大宁路小学。路上钟主任跟我说,人事科应该派人,但他们没有人,邢科长跟他很熟悉就推给他了;他还很不屑地说,大宁路小学,上大老师的孩子都不要去。钟主任与那位校长一通上海话,不清楚说了什么。结果就是入学前测验一下,通过就可以插班。测验我倒是一点儿不担心。女儿要考满分或许不容易,可能马虎,考八九十分还如探囊取物。后来果然顺利通过了。

 

来上海后,女儿就在大宁路小学上学。她刚过七岁,读小学二年级,因为在鞍山时跳了一级。入学就读后考试成绩并不理想。特别是语文,绝对成绩也能在90分之上,但常低于班级平均分。数学也不总是满分。

 

每天我送她上学,接她放学。妻子要到嘉定校区的卫生院。赶校车,早出晚归,很是幸苦,特别是开始不太适应。工作本身倒不是很忙,主要是单位远。偶尔也去医科大学,见指导教师。总之她多数时候不在家。开始时,延长校区东面有个小门,女儿和我就在校区里穿过,从西边的门出去。后来那个小门封闭了,我们就沿着广中路走,略远些。路上我们背英语单词、古诗还有英语短诗,忙得不亦乐乎。女儿古诗还是有童子功,后来《长恨歌》《琵琶行》这种长诗也是张口就背。高中有段对填词感兴趣,长调写得也像模像样,或许主要就是小学时古典诗词的根底。

 

女儿在学校也很开心。虽然她比同学小一两岁,但并不受欺负。在上海同学中,她显得很彪悍。我跟女儿说,“东北虎,西北狼,南方人是群大绵羊”。她就信以为真。其实她还不会说上海话,在一起玩的都是民工子弟,并非上海人。有位叫邰亚兰,她给人家讲鬼的故事,她家里看动画片《猫和老鼠》有集有鬼故事。吓得邰亚兰晚上睡不着觉,让她妈背着她在外面走。一起玩的还有位叫什么海燕(姓忘记了),比女儿高一头,她抓着人家衣领使劲晃,人家见了家长告状。老师显然不喜欢她。数学老师在给家长的《联系册》上赫然写着,“建议降级。”女儿心大,也不介意,反而是该老师因此成为她的嗤笑对象。我对她学业还是有些担心,数学和英语没有问题,语文还是需要好老师。

 

周末跟女儿户外运动。我们到校园南北大楼之间的草坪上玩。那个草坪当时并不开放。时任常务副校长的方明伦教授有时候亲自出马把草坪上的人赶走。不过周末没有人管,上面有许多人。虽然我是博士,规则意识还是比较差。没有人管就从众进了草坪。女儿有个足球,我俩在草地上踢着玩。女儿在路上还捡了几个网球。力学所下面有个网球场,有的球打到外面就不要了。我们也在草坪上扔网球。女儿大笑着,奔跑着,那是她初到上海的童年。虽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房子,收入在上海人眼中也很微薄,但穷孩子也可以有快乐的童年。

 

成年

 

35岁生日前夕,我进行番长时间的思考,回顾与展望,在我个人日志中称为“卅五长考”。除工作去向、研究方向等具体事宜外,总的评价,“回首三十五年,我觉得自己还没有达到少年时梦想的高度,这当然不重要。重要的是,似乎也没有取得我的能力和素质应该取得的成绩。然而,若把自己当作80年考入鞍山钢院的一员,我做得似乎已足够好。……若把自己当作86年考入东工的一员,做得似乎也可以,至少在及格线之上。如果简单化地给自己评个等级,我想应该是‘良’。今后十或十五年也许尚有机会争‘优’。”20年后回首,10年后确实可以给自己一个“优”,不过我打分向来比较宽。另一方面,现在还是“没有达到少年时梦想的高度”。

 

那次长考形成了随后几年的愿景,“打破僵局,走出低谷。”在这个过程中完成“职业化”。当时的理解,“所谓职业化,含两方面的意思。其一,学术工作首先是受劳动纪律约束的谋生手段,其次才可以是(也可以不是)由兴趣驱动的智力游戏或由理想驱动的精神追求;其二,学术工作主要是规范化、专门化、精细化的研究。”我准备改变以往不乏自知之明但也很无奈的定位,“自由读书人,写稿爱好者,职业教书匠,业余科学家。”

 

“卅五长考”其实也意味着青年时代的结束,我成年了。一定程度上可以随心所欲的青年时代结束,要做个负责任的中年人。于是,由探索者和批判者变成建设者和经营者。当然,那其实也是随了大陆读书人的主流,从广场到岗位。随后十几年的生活态度,可以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我个人认为,这也可以是钱伟长校长为上海大学定的校训“自强不息”的一种理解。

 

应该指出,上述对“职业化”的认识仍有含混和狭隘之处。在前述第一方面,学术工作受到的约束远不仅是“劳动纪律”,更是行业规范甚至包括潜规则,毕竟学术工作不仅是饭碗,更是品牌。此外,“兴趣”或“理想”等超越现实利害的因素,是学术工作的竞争优势,而非前提条件。例如,一个项目正常报价是十万,感兴趣的人也许八万就愿意作。因此,“兴趣”等是作好的动力,而非不作的理由。在前述第二方面,学术工作不仅是研究,而且也包括研究条件的创造和研究结果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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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本无心,行人自回首----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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