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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中我满了8周岁。全家住在鞍山市立山区太平村113栋35号,那栋楼现在已经拆掉了,在原址有中国三冶太平职工小区。就读于离家百米左右的鞍山市立山区晓光小学,现在似乎也不存在。当年上学真是方便,马路都不用过。
那一年学校里发生了件很不寻常的事情。暑假时,二年级居然没有结束。暑假结束秋天返校,继续读二年级,新增加了第三学期。原来辽宁的中小学从当年开始把秋季毕业改为春节毕业,所有在校生都多读半年书。当时并没有在意这个事情,反正上学,二年级和三年级没有什么差别。不过,现在看71年改过去,74年改回来,小学多读了一年。这样大学就晚读了一年。这多少影响了我的职业发展,例如35岁档和40岁档的人才项目,一个也没有拿到。
1971年或许对国家来说是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我当时知道的是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在太空播放《东方红》乐曲,还知道林彪出走机毁身故。不知道的是北京华盛顿秘密外交接触,启动了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但对我来说,1971年基本上是无足轻重的一年。以至于回忆时只能想到些无足轻重的琐事。
到学校学习的内容我完全想不起来了。抗大小学还能记得背诵《老三篇》。对我而言,上学并非学知识,那些知识我自己早已经学会了。只是通过上课积极发言,卖弄或者更正面些说印证自己对知识的掌握。这种小学时的观念,先入为主,后来一直没有改变。因此我乐于去学校,虽然不认为学到了什么。
小伙伴张炳伟
读抗大和刚读小学时,同学中没有在一起玩的小伙伴。那时候课后主要与邻居的同学一起玩,而且在学校基本上互相不搭理,多数是女同学。第一位不是邻居的同学玩伴是张炳伟。
张炳伟住在旁边的115栋。不知道在抗大小学时,我们是不是同学,至少我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他是那种非常文弱白静的男孩子,头发长长的快要赶上女生的短头发。他父亲据说是鞍山市交通大队的队长,家庭经济情况应该不错。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可能还有位姐姐,我不确定。他的家是三楼的两室,但记不准是不是套间,但有我们家没有的平台。我们成为小伙伴后,我去过他家,只在一间房间玩,另一间门用锁头锁了。这提醒了我父母,有小朋友来时,把我们家套间的里屋也用锁头锁了。我手里有钥匙,没有人时,我就把锁打开。
具体玩什么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总体上,我们的关系比较对等。一方面,与他一起玩,有些像与女生玩,完全不会感受到威胁;另一方面,他也不听我的,我占不到明显的主导地位,但也不会被他支配。他甚至有信息方面的优势。林彪的事情就是在正式传达之前,他先告诉我的。我回想一下,在小学和初中的伙伴关系中,我多数是处于主导地位,玩什么怎么玩我说了算。原因主要是我通常并不需要小伙伴,因此如果不是特别满意,就自己玩好了。还可能是我提出的玩法对方通常也愿意接受。
与张炳伟的关系,开始时很火热,慢慢也有些小的摩擦。双方处理分歧时都不够灵活,因此一些很小的矛盾,会持续挺长的时间。后来关系变得比较冷淡了。由好朋友重新成为路人,多少会有些尴尬,至少我这样觉得。幸运的是,张炳伟家不久后就搬走了。
最初结交的小伙伴,没有到一年就相忘于江湖。
小伙伴冯宝东
来往时间最长的小伙伴是冯宝东。整个小学阶段,我们都是好朋友,当然有些短时的中断。中学仍然是同学,不过有些渐行渐远。最后的记忆,重视学习了,他也想好好学,找我帮他补课数学,好像是因式分解。我小时候非常好为人师,因此乐于帮忙,虽然我们的关系已经很疏远。不过讲过一两次后,他就放弃了。
他的家庭背景与张炳伟截然不同。他的母亲生了三男一女,他有两位哥哥一位妹妹。父亲是鞍钢某厂的车间主任,据说是上过报纸。他母亲上吊身亡后,父亲又找了位年轻的继母,生了一儿一女,我们认识时弟弟妹妹都很小。他家也在113栋,但是旁边楼门的一楼。家里一间屋,基本上都是床。中间拉个布帘,父母和最小的弟弟妹妹在一边,他们亲兄妹四人在另一边。小的时候我不懂,后来想想两代八口人,一间房,住房条件真是很差了。
冯宝东是那种浓眉大眼的英俊。脾气也很好。他有位高我们一两年的邻居温姓男孩,两人一起玩时,给他一个大耳光。那个耳光如此之响,以至于我在二十多米外的二楼家里都听得很真切。他后来依然与那个温姓男孩一起玩。当然,这种好脾气也可以理解为不长记性。我记性很好,任何人,只要有一点点要对我动手的意思,我以后就会总躲开他。这或许是我在同龄小孩中跑得比较快的原因。
与冯宝东一起玩过很多东西,也不止在这一年中。《忆往昔》系列博文中提到他的有《地震亲历记2》《养鸟》《白日说梦》;另有《下象棋:童年篇》。如前所述,上中学后两人疏远。最直接的原因或许是《1975年》那次恶作剧因为他而快速败露,简直是猪队友。那让我朦胧地认识到,“无友不如己者。”这话很晚才在《论语》中读到。以后也许还会提到冯宝东,今年只说说拾粪。
拾粪
小学有所谓冬季积肥活动。小学生们到处找各种粪便,然后堆到学校门内的空地上。有位贫下中农根据质量和数量发放粪票,作为交过肥料的凭证。到假期结束后,根据粪票的多少,表彰积肥积极分子,还会有些文具等纪念品。我见过,忘记是谁的,有个笔记本,上面写着积肥积极分子。
这种事情,其实根本没有必要搭理。我虽然没有想过当积肥积极分子,但觉得自己完全不拣也不好。“从众”在我看来是很大的智力缺陷和道德缺陷,所以《旧约·出埃及记》神叮嘱,Thou shalt not follow the multitude for evil (23:2)。不过那时候我还小,糊涂地认为有必要去拣粪,也是可以理解。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拣粪的最基本装备是装粪的容器和把粪装进去的工具。装粪通常可以用垃圾盆。当时住地的民俗,每家门外有个破盆,垃圾装在里面。悲剧的是,我们家没有。我们家用铁撮子装垃圾,而且好像是放在房门里面。不过破盆还是有的。拣粪的工具,只好用小煤铲。
工具有了,人工倒是现成的,就是我的小伙伴冯宝东。冯宝东不跟我玩,我一点儿也不介意,但他不跟我去拣粪,可能就没有办法了。
拣粪的首选是马和驴的粪,牛的粪也凑合,都不臭。当时鞍山街上还跑着马车,驴车和牛车倒是不常见。问题是马未必在我们看见时排泄,而且马屁股上都带着所谓马粪兜,把拉出来的粪接起来。就算有没有兜住的粪,街上还有其他拾粪者,我们未必枪得到。我们在马路上走来走去,毫无收获。如果没有记错,我端着破盆,他拿着小煤铲。
冯宝东有个主意,我们去猪圈里起猪粪。我们住的房子附近,有好几栋单身宿舍。与单身宿舍配套,有个大食堂。食堂的后院里,养着些猪。我们真找到了猪圈,也捡到些猪粪。猪粪看起来比马粪脏,但也不是很臭。在猪粪中掺入一些炉灰碴。那种炉灰碴是工业废料,块挺大,蜂窝状。掺进去前先要弄碎。搬家后我再没有见过,也不知道正式名称。
我们把那盆猪粪送到学校。管事的估算后,给我们十斤粪票。粪票上盖有生产队还是大队的红色章子,写着“十斤”。这算是我完成的任务。好像后来就再也没有去拾过粪。这也说明,如果压根就不理睬,其实也没有关系。
顺便一提,我妻子童年也有冬天拾不到粪的烦恼。我还以为只有我就读的城乡结合部的学校才有拾粪任务。不同的是,我们学校发粪票的真是贫下中农,而她的学校则是学生干部,那样关系好的也可以随便发些。
拾粪是很短暂而独特的人生经历。如果说从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不值得做的事情其实不用做。这或许是重要的人生启示,有些布置的任务,其实并不需要完成,更不需要认真完成。把事情做好是能力,知道该不该做是智慧。许多完成各种任务都很出色的学霸,如果能早些认识到这一点,或许更有作为。
“自我批评”
在我学生生涯中,多数时候都不是班上的好学生。所谓好学生,是指那些听老师话配合老师做事的学生。非好学生有两种,一种是调皮捣蛋与老师对着干,还有一种是自行其是不太在意老师的要求。绝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后者。
在咸老师治下,我做过件本质上是好学生该做的事情,配合老师进行了“自我批评”。在二年级第二学期,咸老师在班级搞自我批评活动,我们小学生不太明白。于是老师要找两个同学,作为典型,进行示范。被选中的是王敏胜和我。王敏胜住在115栋,与张炳伟同一个楼门。我们抗大小学时就是同学,他是班上的小王,副班长。升入晓光小学后,他还是副班长,但是不是小王就不知道了。我跟王敏胜的关系一直平平常常,没有什么过节,但也不密切,例如不记得他到我家里玩过。
咸老师把我们两个同时叫到办公室谈话。先肯定我们都是表现不错的同学,但不久前发生了“烫伤事件”。要我们严格要求自己,检讨自己的不足,在班级同学面前做自我批评。
所谓“烫伤事件”,是我的小手指被热的炉钩子烫了。有天早上,王敏胜等在鼓弄教室中取暖的炉子。我进教室也凑了过去。忘记了因为什么事情,似乎与王敏胜有些争执。他挥舞一下手中的炉钩子。我几乎下意识反应抓了一下。那炉钩子捅过炉子,还是热的。我发现热赶紧撒手,小手指还是烫起个泡。我们读小学时,这种轻微伤不是什么事,过去就过去了。
第二天上课时,我们按照老师布置的口径,在班级进行了自我批评。具体怎么说的,我想不起来了。这或许有种微妙的记忆抑制机制起作用,觉得羞耻的事情不容易记住。说完后的感觉还有些印象。明明是老师前一天教的话,说过好像发自内心,自己都挺感动的。王小波把这种为别人说的话称为“语言捐”。
那种上档次到肉麻程度的公开自我批评,后来再没有过。时常反思发现自己的缺点不足,也不介意对相关者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没有这种示范性的公开自我批评。这种表演的本质是,通过否定自己获得别人肯定。在这方面,真是出道即高峰。
小人书
当时把连环画称为小人书。我有几十本小人书,都是上海寄来的。现在回忆起来,都是完全符合当时的标准,没有所谓“封资修”的内容。就是没有外国童话等,没有古代故事,都是国内战争时期和当代的故事。
故事比较雷同,因此多数都记不住了。有印象的当代故事是打豹记,讲豹子进村伤人,最后被一位英雄打死了。画面有豹子后脚立起如与人摔跤。战争故事有乘木板帆船的解放军,消灭了国军的炮舰,他们先潜伏在船舱里,等靠近军舰时突然开火。这两个故事的名字都记不住了。
印象比较深的还是外国电影改编的连环画。如《阿尔巴尼亚译制片》的《海岸风雷》和《地下游击队》,前者是电影照片版,后者是很少见的钢笔画风格的连环画,与通常的线条图相比,有阴影的明暗对照。还有苏联译制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都是寻常的连环画。
小人书在给我阅读快感同时也带来麻烦。这就是《左传》所谓“象有齿以焚其身”。周围的小朋友多数没有什么小人书,因此想看我的小人书。我的原则是小人书绝不外借,而且不是人人都可以进我家。这样就有些小朋友找我麻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受到霸凌,至少是有受到霸凌的危险。如何保护自己,是我当年面临的主要peer pressure,毕竟那时候学习没有什么压力,我也不太介意人家是否搭理我。不过,这个问题主要在稍大些的时候,明年再说如何应对。
除了小人书外,我开始看《参考消息》。不确定是不是1971年开始看,但印象比较深的事情已经在1971年年底和1972年,所以也明年再说。
这一年的照片很难找。勉为其难找到两张。事实上不肯定是否是1971年的,但可以肯定在《1970年》贴出照片后面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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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1-20 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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