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明月本无心，行人自回首----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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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住在徐家汇宜山路地铁站旁的小区。年内满45周岁，按照大陆或者至少是大陆学界的标准，意味着青年的结束。结婚20年。女儿满17周岁，10年那个来上海读小学的小孩，这年要在上海考大学了。高考是全家上半年的中心工作，结果很不理想，但也可以接受。在我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再有好运，十年前的在站博士后，继“杰青”之后又拿到了“长江”。虽然我也可以勉强说受之无愧，但确实是各方面综合努力的结果，更有非常大的幸运成分。
高考
18年后，又说高考。这次参加高考的不是我，而是女儿。令全家人牵肠挂肚，比我自己高考还费心。
高考的前哨站战绩平平。复旦、交大入围自主招生考试，但都没有进入面试环节。同济拿到张加5分的加分表。华东师大可以提前录取，但我们商量后决定放弃了。
高考的考场在上海师范大学旁，离住处不远。我骑电瓶车送她去考场。很不幸，电瓶车出了些状况，我们只好步行过去，打不到车。虽然未必对高考成绩有影响，但确实是有些意外。
考试过程基本正常。成绩公布后，分数很不理想。确切说，是合理范围之内的差，就是发挥正常的最低成绩。复旦交大当然不用想了，离同济的录取线也差了1分。最后还是进了华东师大，与华东师大真是有缘。好在总算还是985高校。
学的专业，如我们商量，先学数学。以后如果有感兴趣的再转。华东师大有副修或者第二学位，她选了商科，国际贸易。我觉得这也是挺合理的配置。
女儿的高考就这样结束了，结果差强人意，但也在情理之中。发挥不好，但不算失常。她的特点就是成绩波动大，如果按模拟考试的最好成绩，甚至有可能上复旦；如果是中位或者平均成绩，也能轻松进同济。
长江
现在人们诟病人才项目重复申报，或许包括“杰青”和“长江”，其实两者并不完全相同。就性质而论，“杰青”是基金委的人才项目，执行期4年的科研项目；如果按国际惯例，不应该印在名片上；“长江”是教育部的一个奖励计划，属于学术荣誉；相当于某种冠名教授，是种title，在合同期內可以也应该印在名片上。就入选人数而论，“杰青”和“长江”每年的人数差不多，但“长江”涵盖所有学科包括人文科学，“杰青”只涵盖理工科农医和社科中的管理，所以具体到理工类学科“长江”更少些；例如力学每年的“杰青”是5人，“长江”似乎是1到3人。从两者重叠性看，我比较笼统的感觉，在有“杰青”的学科，“长江”多数也是“杰青”，但也有不是的；两者都是的，至少超过半数的是先当“杰青”，其余的是先当“长江”；当然也有相当比例的“杰青”不是“长江”。从评审程序看，最本质的差别是“杰青”申报没有限额，而“长江”的申报有限额；函评环节“杰青”只有5位比较对口的同行，而“长江”的函评要多得多，对口程度也比较低；会评环节，“杰青”上会的比较少，专家回避得也比较严格，但通常只是有位院士作组长，候选人要到会答辩；“长江”上会的多，很长时间没有回避要求，但评委通常都是院士，过去候选人并不需要答辩。此外，评审“杰青”只考虑科研，而“长江”至少原则上也考虑教学。
“杰青”和“长江”的相对难度因人而异。我觉得对我而言，“杰青”相对容易些，至少可以一次次申报，重在参与。理工科的“长江”截止到45岁，所以那是我的末班车，“长江”对我而言只是在最后一年有一次机会。“长江”对我有利的是不需要答辩。
长江学者的申报在11月启动。学校同意我申报后，我就准备申报表。科研进展的总体框架与一年前报杰青时相同，那经过多次修改，堪称千锤百炼。只是具体成果和数据更新一下。撰写材料的工作量其实并不大。文献检索报告还是请戈新生教授帮忙，在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作。他是所在学校的图书馆馆长，也是专业对口。真正麻烦的是准备各种附件，有些证明材料真不太好找。材料网上提交也比较麻烦，当时并不常用。
按照教育部要求，学校应该组织个专家委员会讨论。人事处让我自己找本专业领域最有影响的专家。我请了闻邦椿院士、陈予恕院士、朱位秋院士、胡海岩院士、陆启韶教授和孟光教授，还有本校力学学科的资深专家戴世强教授。胡海岩院士为主任，毕竟他是校长。时间很紧，不可能请这些大专家到上海大学开会。在过去胡院士为我写过的推荐材料基础上，我起草个初稿，请胡老师修改定稿，并签名。然后用胡老师的改定稿，请每位专家签名认可。总体上很顺利，只有一点儿小问题。朱院士的邮箱正好被人盗号了，我发邮件过去，盗号者说他在美国开会被盗，让我给他汇钱。朱院士的电话设定了短信提醒，无法拨通。我当时还没有用手机，也不能发短信。我很怀疑是被盗号了，因为朱院士没有必要问我借钱。特别是收到我的慰问和询问的邮件后，盗号者跟我表示一定会还我钱。看来盗号者并不知道院士品牌在学界的价值。后来朱院士把号恢复了，一切回到正常轨道。
我要提交时，本学科主持工作的郭兴明教授说，应该请钱伟长院士也为我背书，他可以帮我具体办理。这样，我的委员会是八位专家，毕竟教育部也没有规定专家人数要奇数。签名页，钱校长排在主任前面。当时校党委都排在钱校长后面，上海大学是在钱校长和校党委领导下，何况临时成立的专家委员会。
材料提交后，我的努力就基本完成。可以预料和想象，学校特别是学科会尽最大努力帮助我争取。在我之前，学校只有两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包括一位力学学科的。这也是贯彻钱先生十年前对我所说，“现在办什么事情都需要方方面面共同努力。”当时主管人事的吴松副校长，从上海交大调来，工作有魄力也有方法。我在十年前报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时，就是在吴校长领导下工作，他当时是交大研究生院的负责人，因此也算是我的老领导。不久后，吴校长就调到上海其他高校担任正校长。虽然与吴校长在上大的交集时间不长，他是对我帮助最大的领导。我拿到“长江”后，吴校长不止一次鼓励我争取更进一步。很惭愧，我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也不具有那么大的实力。
经过漫长的等待，2009年6月，入选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公示。虽然不是最后结果，我还是很高兴自己基本入选。正式入选在什么时候，我已经想不起来了。那一年，力学学科还有清华大学的冯西桥教授和湘潭大学的郑学军教授。很意外地注意到，同年入选的还有白敏冬教授。1984年，我本科毕业留校当84届新生班的班主任。班上有位女学生叫白敏冬。这个名字还算特殊，重名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又过了好几年，我们在南京的一个评审会上见面，就是当年班上那位学生与我同年获得“长江”。
如果说我得不得“杰青”和“长江”都在两可之间，“杰青”应该稍微偏向可以得，而“长江”更靠近得不到。得“杰青”我个人长期努力起的作用更大些，过程也曲折得多；拿“长江”更像命运对我的青睐，天时、地利、人和综合作用，一次就成了。如果我说受之有愧，那未免虚伪；但我确实由衷感谢所有支持我的人，他们的玉成，对我而言就是命运的馈赠。从实惠的角度，“长江”对我比“杰青”有用多了。当时学校对“杰青”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薪资待遇，“长江”是工资之外每年有教育部发的免税津贴十万和学校配的税前津贴十万。在十年前，对我而言这还是很有吸引力的薪资。因此为名为利，我都要尽力争取。除了超越性意义外，大学教师职业生涯无非是是“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为名忙为利忙忙中偷闲”。
教学
拿下“杰青”后，觉得需要休整一下，暂时稍微减少些研究，因此增加教学工作投入。这也是大学教授职业的吸引人之处，研而倦则教，教而厌则研。双重变奏，此消彼长。当年虽然又余勇可贾地报了“长江”，但教学还是比前些年多。
本科生授课方面，年初继续上前一年冬季学期开始的“振动力学(双语)”40学时，到3月结束。学生只有7 位，是2005届综合班力学专业的学生。随后的春季学期和秋季学期，分别给机械自动化学院2007届学生讲“工程力学(1,2)”各30学时，学生有百人左右。
研究生授课方面，硕士生有两门都是40学时的课“高等动力学”和“一般力学和基础力学选讲”都开在冬季学期，年初接着上一年的讲，年底开始讲等在下一年接。博士生有门40学生的“非线性动力学”开在秋季学期。学生都很少，1位或3位，主要都是学生自学。
9月硕士生胡超荣和张阿强入学，分别来自合肥工业大学和河南科技大学，都是土木工程专业。他们两人毕业后分别到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工作。3月硕士生陈浩毕业，他本科是上海大学力学综合班学生，留校在科研处工作。他2005年9月入学，在校期间获2017年硕士光华一等奖学金。2008年毕业时获上海市优秀毕业生，2009年获了上海市优秀硕士论文。
3月，第16位博士生唐有琦入学，他是第4位硕士应届生攻博，来自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硕士导师是我过去的博士生杨晓东。唐有琦很罕见的在博一就获得了博士光华二等奖学金。3月第10到14位博士生刘荣万、丁虎、丁洁玉、施沈阳和张丽俊通过答辩毕业。刘荣万是2002年9月以同等学力入学的定向生，取得博士学位用的时间最长。他入学时为韶关学院副校长，就读期间担任了校长，又正好赶上教学评估，非常忙，所以博士论文就拖了段时间。丁虎等4人都是2005年9月入学。丁虎是我第二位非定向的学生，本科和硕士都是合肥工业大学物理学院，硕士方向名义上是物理教育，实际上是编程做可靠性分析。他博士阶段最主要工作是实现了轴向运动结构的直接数值仿真，包括差分法和微分求积法，丰富了运动结构的研究方法，不仅能验证近似解析分析的结果，也能进行不同横向模型与耦合模型比较等工作，大大加强了课题组的研究能力。在学期间获2007年博士光华一等奖学金。毕业时他可以跟随院士进行博士后研究，但我们综合考虑觉得留校直接工作更为合适。由于力学学科多年没有留自己的学生，因此阻力很大。除了我之外，学科同事无人充分认识到他的发展潜力，我也无力说服他们。只是我很少几件力排众议坚持的事情。好在我已经是“杰青”，领导们完全是从为我配助手的角度，推进他留校事宜。办理的很不顺利，从答辩毕业到入职，中间空了几个月，我从经费中给他发生活补助。丁虎2009年获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2010年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2011年入选上海市科委“启明星计划”，2015年获优秀青年科学基金，2018年获上海市教委“曙光学者”。从“帽子”判断，比我当年强多了，在他这个年龄，我还什么帽子都没有。他的社交能力、管理能力似乎也不错。十年前我是顶着压力，坚持让他留校；近几年是顶着压力，坚持不让他兼职行政工作。鼓励参与服务，但反对担任职务。丁洁玉是来自青岛大学的定向生，本科是青岛大学师范学院数学教育专业，硕士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数学专业，毕业后回青岛大学。她的博士论文工作是从事多体计算的敏感度分析，由在青岛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工作的师兄潘振宽教授和我共同指导。她现在是青岛大学数学系教授、工程计算研究中心主任。施沈阳和张丽俊都来自浙江理工大学，毕业后也回到浙江理工大学。施沈阳本科和硕士都学物理，分别毕业于湖州师范学院和浙江师范大学，研究分析力学中的离散对称性和守恒量的离散形式，有些工作是在傅景礼教授具体指导下完成。张丽俊本科和硕士都是学数学，分别毕业于山西大学和昆明理工大学，主要研究非线性波动方程的分岔等现象等，硕士生导师是知名前辈学者李继彬教授，最近到青岛的山东科技大学数学学院当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教学和教材研究方面，发表了教材研究文章《北美中等动力学若干新教材》，那是我出访合作研究期间，随便翻翻新教材的札记。为导师刘延柱教授的科普新著写了推介短文《《趣味刚体动力学》评介》。考虑开展理论力学的双语教学，发表了《关于理论力学的双语教学的思考》。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参加第三届“力学课程报告论坛”，张贴报告《关于理论力学解题的教学》。
当年没有获批作为负责人的教学项目。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申报双语教学示范课程“振动力学”，仍没有成功。7月，参与(排名第二)叶志明副校长主持申报的国家级教学团队“土木工程学科基础课程”，我基本上没有参与具体的申报工作。参与(排名第二)马杭教授负责的上海市精品课程“理论力学”，申报工作其实是我在操盘。
教学方面获两个很小的奖。1月，被评为上海大学理学院2006-2007学年优秀研究生导师。《理论力学》(教材) 11月获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2月报上海市教学成果三等奖，没有成功。力学系程昌钧教授负责的力学系实验方面的项目(我不是完成人)，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二等奖。
研究
研究方面，当时希望从轴向运动领域慢慢淡出。虽然仍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但已经毕业的博士生杨晓东和丁虎做得都很好，应该让他们去做。随后两年是不太成功的尝试。
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是受非线性边界边界约束结构振动的近似解析分析。这个问题的实际背景是原子力显微镜的动力学分析。实际问题的困难是非线性边界有时起作用有时脱开，所谓变拓扑结构问题。这样即使单纯数值计算，也不容易，更何况解析分析。我把问题简化为非线性边界持续起作用，这样就是非线性边界条件的处理了。Nayfeh的Introduction to Perturbation Methods中讨论过常微分方程的情形。核心是导出可解性条件。基本思想可以发展到偏微分方程。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多尺度分析和渐近分析。具体工作进展可能没有在当年完成，至少论文没有发表。这个工作虽然有一定难度，但毕竟过于技术性。简化的情形与原来的问题有些远，而不简化又无从下手。所以有初步结果后就放下了。
在轴向运动结构横向振动研究方面，我们课题组已经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文章发得相对容易，而且引用也不错，有些组跟着我们做，虽然其中并没有特别强的课题组。这个方向我们当时研究运动铁摩辛柯梁，先考虑弹性梁。有意思的是，运动铁摩辛柯弹性梁和静态铁摩辛柯黏弹性梁，横向位移和转角都是可以解耦的，因此与欧拉梁相比，并没有特别大的难度。后来这方面发了几篇文章。不过，后来研究运动铁摩辛柯黏弹性梁，情况不同，位移与转角不能解耦。那时需要对分析方法有所变化，本质上是把分析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的方法发展到分析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组，等明年再说。
按惯例选一下当年的3篇年度论文。一个工作是把国外学者对静态结构非线性振动分析的一种渐近方法发展到运动结构，开始只考虑了弦线，论文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Science。另一个工作是证明了连续陀螺体多尺度分析中的可解性条件，其实是提出了一个多尺度分析的理论框架，论文发表于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还有个工作是比较弦线横向非线性振动的Mote模型和Kirchhoff模型，数值结果表明，后者更接近平面耦合模型，论文发表于Archive of Applied Mechanics。这个期刊曾是德国最有影响的工程期刊，导师刘延柱教授喜欢在上面发表论文，这是我在该刊上的第一篇论文。
3月，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近空间飞行器关键力学问题”重大专项的培育项目，并获得批准。其基本思想是用非线性陀螺连续体的理论研究受气动力作用结构，因为气动力有陀螺项。同时，也把弦线和梁的工作，扩展到板。
12月，参加钱跃竑教授领衔的教育部创新团队申报。经给艰苦的努力，包括汪敏副校长带队到北京答辩，吴松副校长也施予援手，终于获得成功。我个人贡献非常有限，团队主攻方向与我们课题组有一定差别，参与主要是提供一顶“帽子”。
7月，继2006年申报入选后备队后，第二次申报上海市领军人才。这次获得了批准，虽然证书翌年一月才拿到。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上海市的人才项目。可能是上海最高的人才项目，因为是市委组织部的项目，但钱并不多。这既是个人才项目，也是种荣誉，甚至还是种身份(专家类别)，有体检之类待遇。
11月，申报上海市自然科学牡丹奖，没有成功。这是为45岁以下科学家申请的人才类奖项。我并不觉得我应该得，但最后一年有资格，重在参与。这样就当了次分母。
1月，因前一年成功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2007年(首届)理学院院长奖。这不是很大的荣誉，但按理学院的标准，奖金还算丰厚，1万元。
服务
继续担任中国力学学会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般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一般力学专业委员会非线性动力学与运动稳定性专业组组长，中国振动工程学会非线性振动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继续担任《力学与实践》《动力学与控制学报》《力学进展》《应用数学和力学》、《应用力学和数学(英文版)》和Cognitive Neurodynamics编委。
完成大量审稿工作。期刊包括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 ASME Journal of Vibration and Acoustics,《振动与冲击》《力学学报》，Acta Mechanica Sinica, Archive of Applied Mechecinao ，Nonlinear Dynamics, 《固体力学学报》《工程力学》《应用数学和力学》《机械强度》《航空学报》，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ation, Modern Physics Letters B, Chniese Physics Letter,《物理学报》，Chinese Physics，《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等
评阅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9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3项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2项。
评阅多篇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并参加答辩。
交流
随着研究经费的充裕，学术交流活动也显著增加。每年出国参加会议，也多次参加国内的会议。
当年出国参加会议是八月下旬的第22届世界力学家大会(XX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Mechanics)，这个翻译是四年后在北京举办时的正式译名。在四年前华沙的会议期间的委员会会议上，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战胜了北京，夺得主办权。当时上海还没有直飞阿德莱德的航班，要在悉尼或墨尔本换乘。按规定，可以在换乘地住一夜，休息观光。当时年轻，也没有到处拍照的爱好，所以都没有停留。现在想想挺可惜。我们去时一行4人。博士后的师弟张能辉教授与我同住，以减少开支。同行的还有上大力学的同事张俊乾教授和复旦大学力学系的霍永忠教授。到底是在墨尔本还是悉尼换乘我记不准了，但航班延误了。张俊乾和霍永忠两位教授都是洪堡学者，有丰富的国际旅行经验，知道航空公司应该提供午餐，便去讨要。每人发了张餐卷，可以吃顿简餐。到了预定的宾馆，居然被告知，我们预定的房间没有了。我们四人，张俊乾和霍永忠拿到最后一间。张能辉和我就没有房间了。宾馆方提出让我们去一个稍远些的宾馆，到会场需要乘免费的公交车。我们表示拒绝，如果更近些的可以考虑。宾馆方又提出，如果去他们推荐的宾馆，给我们两人免费早餐。我们有些动摇，还是没有同意。宾馆方又提出，额外送我们瓶红酒，我们看对方确实有难处，就同意了，虽然我并不喝酒。后来参加会议就很顺利。做了分组口头报告Nonlinear parametric vibration of axially moving beams。
秋天东北西北开会转一大圈。7月下旬到从上海到沈阳，在辽宁大学参加第八届全国分析力学学术会议，做大会报告《陀螺连续体多尺度分析的可解性条件及其应用》；会议期间还为梅凤翔教授庆祝他的七十华诞。随后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参加第八届全国动力学与控制学术会议，担任会议学术委员会委员，并主持大会报告。随后八月初从哈尔滨经成都去峨眉，参加中国数学物理力学高新技术交叉研究第12届全国年会，主持大会报告，并致闭幕词。从峨眉返上海。
九月下旬经南京到西安，在陕西师范大学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第二届全国动力学与控制青年学者研讨会，做大会特邀报告《轴向运动黏弹性梁的横向非线性振动》。先在南航参加胡老师的博士生答辩，然后同去西安。作为院士的随行人员，走VIP通道，我还是第一次。
十月下旬，到石家庄铁道学院，参加石家庄铁道学院非线性动力学研究中心成立暨学术研讨会，做邀请报告Modeling,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of transverse vibration of axially moving viseoelastic beam，并主持其他报告。
4月中旬，在上海大学参加上海市非线性科学研究会2008年第三届理事会换届会员代表大会，我似乎被当选为理事(也可能是常委理事，记不准了)。11月上旬，到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参加工程力学系五十周年系庆庆典活动，只是观众；搭张俊乾主任便车，提前回。
家事
家里最大的事情无疑是高考，前面已经说过了。女儿的事情基本结束了。首先，她读大学了；其次马上要到18周岁，有完全自主民事行为能力。父母的事情估计快要来了。虽然这一年只是在春节和十一来小住，累计也不到一个月。最开始他们用主卧，我们睡书房，生活完全乱套了。后来就是我们在主卧不动，他们用女儿的房间，女儿在客厅睡沙发。女儿还是挺通情达理。感觉父母年事渐高，生活能力有所下降，因此我们马上要承担养老的责任。比较幸运的是，下有小与上有老，两个峰值基本错开。
父亲精神状态尚好。我送他台报废的笔记本，他玩得不亦乐乎。下棋翻牌等，但水平不行，象棋从来就下不过机器，五子棋非常偶尔地能胜一局或平一局。在我们家小住时，我教他挖雷。其实我也不是高手。只是读博士时，偶尔玩玩。父亲的问题是身体比较弱，家务能力也差，所以他需要人照顾，虽然并不难照顾。自己在阳台看外面的小汽车，就挺开心。另外，他在朱泾还上老年大学，学习书法绘画等。他手抖，因此书法绘画也自成一体，振动派。
母亲本来是家务的主力。但那年发现她已经有阿尔茨海默病在早期症状，主要是健忘。但更麻烦的其实还不是健忘，而是对他人的恶意，总把别人往坏里想。随着智力的退化，丧失了反思自己言行的能力和愿望。因此有种我所谓愚昧的独断论。那就是，自己就是正确，凡有不同意见都是与自己作对。再加上她没有感兴趣的事情做，因此只能以论断他人为消遣。在家里小住时，坐便器卫浴洗手池样样不如她家里的好。她们九点睡觉后，我们只好躲在主卧或者书房，不然会影响她休息。我们平时洗澡用客卫，那些天只能用主卫。他们自己在朱泾住时，父亲发烧生病，母亲便训斥所有的人，当面训父亲，电话里训我们。这也确实是我们家的传统，生病一直被看成一种错误。
早几年，我曾出钱为他们请个家政。后来被父母辞了。说是没有什么事情让她做，而且她的退休工资比我父母还高。这大概也是他们的心结，52年大学毕业，到冰天雪地的东北，干到退休，退休金很低，而且一度还不能按时发放，医保也难落实。父亲对此其实也很介意。他们不止一次说起过，在鞍山时，年轻人许多没有工作啃老，他们有退休金，感觉还不错。到上海后，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成了社会底层最穷的人。就是能领到困难补助之类，也不开心。
休闲
看过些书消遣，甚至不仅是消遣。有些书是关于大学运作，包括应然也包括实然。这些书有《学术资本主义》《回归大学教育之道》《大学之用》《学术部落及其领地》《如何成为卓越的大学教师》。
也读些经济学的书。通俗读物包括《谁赚走了你的薪水？》《买房子还是买股票》《牛奶可乐经济学》《性越多越安全：颠覆传统的反常经济学》《随机致富的傻瓜》，国内经济学家的文集有《病有所医当问谁》《感悟世界》(茅于轼先生部分经济学文稿结集)。还有些大致相当于大学通识课水平的读物，《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真实的亚当·斯密》。
还有少量诺贝尔奖得主或者著名文化人的自传或回忆。《我不是好学生》《听杨绛谈往事》《逝水年华》(许渊冲)。
还有些中外文学读物。小说《一起去水城》《文学部唯野教授》《夺命的冷漠》，戏剧The Devil’s Disciple: a Melodrama，散文随笔《西湖梦寻》《人生的乐趣》《英国文化选本》(杨自伍主编，选读)，The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Marcus Cunliffe(选读)。
还有些不太好分类的。《大脑如何思维》《天葬》《撞上快乐》《六十年代生人成长史》《穷人缺什么》《陌生人群》。后者揭示了所谓“人以群分的匹配效应”，“一个人的工作效率不仅取决于她自己的天分和努力，也在于与她共同工作的人的天分和努力。”
重读了经典性的《万历十五年》和《旧制度与大革命》。
家里事情比较多。没有全家出游。还带着高考结束的女儿去了鞍山、沈阳、哈尔滨和峨眉山。我的几个博士生居心叵测，居然把女儿灌醉了。参加ICTAM时忙中偷闲还去海滨转转。阿德莱德确实没有什么值得看的。真是遗憾，当初北京竞争办会居然输给阿德莱德。
年初观看上海市学生艺术教育成果展演暨新年文艺晚会，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办，上海戏剧学院承办，在上海大剧院上演。
今年的三张照片分别是全家与我父母的合影，我与女儿在峨眉山的合影，以及我在阿德莱德的留影。
过去已经写过32篇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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