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疑惑的是，美国诊断为孤独症的儿童比例从2008年（1/88）到2010年（1/68）2年内突然增加了30%，美国疾控中心的官员不知道是因为诊断技术提高，还是发病率增加，或者两种因素共同影响使然。2000年，美国新生儿诊断为孤独症的比例为1/150，到2010年已经增加1倍以上，而且是指数增加模式，这怎么不让人揪心着急。波士顿儿童医院神经病学家Sarah Spence认为，这主要是诊断敏感性提高导致，因为现在超过50%被诊断为孤独症的孩子智力正常或超过平均智力，而10年前这一比例只有1/3。

纽约康乃尔医学院精神病学家Catherine Lord认为，美国孤独症发病率存在很大地区差异，例如在新泽西州，儿童中1/45被诊断为孤独症。但是在亚拉巴马州只有1/175。在分析最新数据时，地区差别也需要充分考虑。作为一个学者，很难相信这一数字能反映实际发病情况，美国疾控中心现在应该认真分析导致这一快速增加的数字到底原因何在？

Spence认为，这一新数字要求美国社会需要更多能胜任诊断和治疗该疾病的专业人员，另外联邦政府应该投入更多研究和保障性经费，以提高该疾病的研究水平和给受影响家庭更多协助。

20世纪40年代，孤独症首次被临床医生认识。1943年，美国医生Kanner报道了11例患者，并命名为“早期婴儿孤独症”。他当时描述这个类群的患者特征如下：严重缺乏与他人的情感接触；怪异的、重复性、仪式性行为；缄默或语言显著异常；高水平视觉——空间技巧或机械记忆能力与在其他方面学习困难形成对比；聪明、机敏且具有吸引力的外貌表现。最初，Kanner报道的这类患者被认为是儿童精神分裂症的一个亚型而未受重视。在20世纪40－60年代，又有数人描述了与Kanner报道相似的病例，并冠以各种各样的名称。当时的国际及美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将这类患者归入“儿童分裂样反应”类别中。对于孤独症的病因学，当时普遍认为是父母养育方式不当造成了孤独症的发生。Kanner将孤独症患儿的父母描述成一群高学历的、事业心很强但又冷漠无情的人，这一观点在当时似乎很少有异议。

20世纪60－70年代，Rutter的研究指出，孤独症的行为如果被认为是从出生到童年早期的发育障碍所致则更为合情合理。由此，逐渐把孤独症看作为是一种躯体性的、与父母抚育方式无任何关联的发育障碍。在此时期，Lotter发表了新的孤独症诊断标准，强调把社会交互作用、言语与交流和重复性活动三个方面作为基本标准，并舍弃了Kanner诊断标准中关于“特殊技能和吸引人的外貌”等两项。以后，在Lotter标准的基础上，开展了广泛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现在所普遍接受的“孤独症发病率4～5/万”是当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20世纪80年代，关于孤独症的研究进入全新阶段。人们开始抛弃所谓“父母抚养方式不当”的病因假说，从生物学领域探索孤独症的病因，并在临床症状的识别和临床诊断方面将孤独症与精神分裂症彻底分开。Kolvin的研究表明，孤独症同成年精神病性障碍，尤其是成年精神分裂症没有关系。1980年出版的《DSM-Ⅲ》首次将童年孤独症视为～种广泛性发育障碍。之后，随着对孤独症研究的深入，逐步认识到孤独症是一种在一定遗传因素作用下，受多种环境因子刺激导致的弥漫性中枢神经系统发育障碍性疾病。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开展了从分子遗传到神经免疫、功能影像、神经解剖和神经化学等多方面的研究，人们试图从这些研究中找到孤独症的致病原因。但直至目前，仍没有任何一种假说能从根本上完美地解释孤独症的病因。

http://news.sciencemag.org/brain-behavior/2014/03/continued-rise-autism-diagnoses-puzzles-researchers-galvanizes-advoc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