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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0年代初亲身惊历文革式震颤

已有 8959 次阅读 2011-9-7 09:34 |个人分类:社会人生|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1982年初本科毕业我被分配在党校工作。大约是半年多之后,在单位里亲眼目睹并被迫参与了一次文革式批斗,最后致批斗对象于死地(上吊自杀)。那年我还不满22周岁,虽说也算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做过红小兵、红卫兵,但是由于生长在部队大院里,这样残酷的文革式事件还是第一次经历,因为事件令人惊栗,所以我用“惊历”一词。
   事情的起因是某一天单位领导召集会议,要我们批判单位里一位参加工作比较早的老教员。那人年纪较大长我一辈,早先是农垦兵团的,也算是见多识广吧。大概由于这种背景他平时表现的似乎比较自负,而且在大家都比较节俭朴素的年代里,他还保持每天一包蓝西湖(不带滤嘴的西湖牌香烟,当时价格是0.47元/包)。我自小生长的环境以及自己的性格决定了,我一向不大会看人,看不准人看不出人的背景也看不清人的内心世界。所以这人平时和我们年轻人说说笑笑,倒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只是隐约觉得他好像不是那么低调。那天我被稀里糊涂地召集起来开批判会的时候,也没有弄清楚为什么要批判他,只是听说他的一个儿子在海南参与了偷渡——那时候的中国“偷渡”就是“投敌叛国”——于是连累了远在浙江的父亲。但是现在想起来,这人并没有什么历史问题,突然这样批判他,大概还有某种其他原因吧。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反思一下也许除了他的行为与处事方式外,那种文革式整人遗风是主要原因。也许他平时比较自负傲慢,有点看不起和他差不多资历的同事,在微妙的位子竞争中互相角斗;也许他在某些方面的行为(比如说喜欢接近市委组织部长),引起了单位领导的不安。不过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党委书记确实是很文革的,不论是行事方式还是思考方法。尽管书记平时对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们笑呵呵的,但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诡异的。记得有一次书记对我说:“我们大老粗工农干部没多少文化,不像你们大学毕业看很多书”云云。我是个直肠子也不懂得说话方法,竟不知好歹的说:“你们领导嘛也不要看那些什么哲学经济学著作,现在报纸上都有方针政策,读读就可以了。”我是实心实意说话,但是分明看见书记脸上掠过一丝不快的阴影。
   批斗会一连开了几天,因为没有多少事情,再加上我们的认识也有限,所以会上总是说不出多少东西。开始是罗列那人的罪行,后来是要求大家展开批判。好像也没有什么罪行,记得主要就是说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还有揭发出来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例证是:我们旁边农科所某人住在党校房子里,人家妻子部队复原他经常骚扰,许愿给人家什么物质好处。那时候年轻隐约还想听点黄色的东西,但是到了最后紧要关头,也不过是在人家面前脱掉裤子自我暴露了一下(这在那时叫“耍流氓”)。轮到大家批判的时候,我一直静静坐着没有发言。虽说也知道大家都必须发言,但是我想单位里我年纪最小,还是让革命前辈先说吧。但不成想党委书记突然很严厉地批评起来,说是有些年轻人平时很会讲话,但是现在却毫无斗争精神什么的。NND这不是说我么,于是我只好发言上纲上线起来,意思是说此人世界观没改造好,追求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等等等等。记得那几天开完批判会,我们几个大学生个个噤若寒蝉。没想到还有这样一种方法,甚至是子虚乌有揭人老底,把你搞得灰头土脸,彻底搞倒搞臭。其实这些都是本朝中国执政惯用的手法,至少延安时期就有了后来在反右中又大张旗鼓,文革期间登峰造极。以至于贻害之深,成了某些当政者沿用的一种整人方法。
   且说那人被批判之后,当然还要检讨什么的,大概接下来还要留党察看什么的。忘记这个过程了,只记得两天之后的一个早晨,此人突然上吊而死。他是挂在自己房间的门后面吊死的。那天公安局派人来现场拍照,人还挂在门后得解下来,于是叫我们几个大学生去解下来。我平生第一次抬死人,而且还是个吊死的。有人抬腿有人抱腰,有人上去剪绳子。我是抬腿的,按说这人个子不高块头不大,但是抬腿的时候却感觉很沉重。当时我还想也许是因为其他几个大学生都在敷衍没用力吧,其实大家都是第一次经历这个场面,谁会那么用力去抬呢?那天第一次感觉到“死沉”这个词儿的含义了。接下来是公安要给死人拍照,心想这会总要公安自己动手了吧。不成想公安却要我们几个给死人脱掉衣服,自己一动不动只是指挥着我们翻覆着尸体拍照。
   说实话那几天我总是疑神疑鬼有点害怕,而且总是恶心的不想吃饭。我们单位的地址是早年国立英士大学农学院旧址,有一个略显荒芜的大院,还残留着没人打理的草木和花坛,原本我很喜欢那里。记得当年看希区柯克的电影《蝴蝶梦》里有个曼德里庄园,在我的印象里这个院子就像是曼德里庄园。但是人死后那些天,晚上我再也不敢去那个院子。我们的办公室是临湖的一栋小楼,在我办公室隔壁的隔壁,就是那人的办公室。更糟糕的是,我们大家都住在一个大院里,这是一排灰砖平房,我的宿舍的隔壁是一个电视间,电视间的隔壁是一个空房间,再隔壁就是那个吊死人的房间。寻常时候每天半夜里我都会起床跑出来,在平房正门外的橘子树下方便,但是那几天每次起来禁不住都要朝那个方向看几眼。有时候惨白的月光下,看见树影婆娑也心惊肉跳。其他几个大学生住在院外的房子里,好像他们比我更怕,所以后来有段时间叫我去他们房间里大家挤在一起住。
   这件事情过去多年了,我很少提及它。记得当时我心里划过一丝想法,我想此人既然有自杀的勇气,那说明他还不是那种无耻之徒,真的无耻之徒是很看重苟活的,那还管你什么揭发批判体无完肤。偶然看一篇文章写当年毛惯用的某种整人方式,让我想起那时候整死此人的方法,其实就是毛培养出来的那种“批倒批臭”方法,让每一个人都参与进来,不管你是否认同,但是在上层的监控下,或者是在群体的高压下,你最终必须成为整人的一员。这就好像当年庐山会议上整彭德怀,尽管很多人有意见但是在那种氛围里,连早先认同彭的人也不得不参与到其中;没有参与或者参与不积极的,那就被打做彭一伙给一起整,刘少奇前面参与整彭德怀后来自己也被这样给整死。这种手法很残酷很厉害,不仅把人搞得毫无尊严,而且让人为了自我保护不得不违心泯灭人性丧失道德底线。
   事情过去多年之后,某一天在一次教师会议上,我突然又感受到一种令人毛骨凛然的语调。那是刚开始搞“三讲”的时候,某次学习会上有人发言的腔调,就如同当年那个党委书记的口吻。我坐在一边听了,心里顿生出一种胆战心惊感。早些年我在担任教研室主任之余,还打理学校的广告公司,赚了点钱不知道低调,每天开部车子腰上别着BB机手上拿着大哥大,我知道早有人对我诅咒了。而那个令我毛骨悚然发言的人,平时我真的在他眼里读到过某种复杂的神情。NND要是三讲真的成了文革式的运动,那我也完啦。幸好三讲后来被干部们叫做“一讲尾巴、二讲嘴巴、三讲鸡巴”,没几下子就讲完了。现在我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一员,再要讲我就和大家一起把既得利益集团给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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