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由梁漱溟所著。

1.产生宗教的两条件：情志方面正需要宗教，知识方面则方便于宗教之建立。然在宗教总脱不开生死鬼神这一套的，孔子偏不谈它。

2.假如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有分别的话，我以为就在中国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西洋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为了指明中国文化的特征，首先要分别理性和理智才行。必须屏除感情而后其认识乃明切锐人者，我谓之理智；必须藉好恶之情以为判别者，我谓之理性。

3.中国书所讲的，不外人世间许多情理如父慈、子孝、知耻、爱人、公平、信实之类。若西洋书，则所谈的不是自然科学之理，便是社会科学之理，或纯抽象的数理与论理。

4.人类理智有二大见征。一征于其有语言；二征于其儿童期之特长。语言即代表观念者，实大有助于知识之产生。儿童时期之延长，则一面锻炼官体习惯，以代本能，一面师取前人经验，阜丰知识。故依理智为活者，即是依重于后天学习。 从生活方法上看，人类特征无疑的是在理智。

5.中西各有所偏，可于两方学术上看出：因为学术是心思作用的结晶。第一见出的是西洋详于物理，而中国详于人事。固然较早时期中国亦曾以物质上许多发明传给西洋，那只为中国文化之开发较早于他们；到后来就完全不然了。第二见出的是西洋有学有术，中国有术无学。此在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言之较详。大意为中国走艺术的路，玄学的路，而缺乏科学。第三见出的是西洋发展到认识论，而中国则产生“王学”，恰代表两极端之趋向。学术中之有论理学和认识论，是追穷到极冷静纯抽象地步，达于理智作用之最高点。然在西洋是热闹的学问，不是冷僻的学问。在中国除晚周诸子稍见一点外，两千多年完全无人理会。第四见出的是学术成果在西洋为对自然之征服，在中国为其人事之优胜。

6.中国民族精神在何处？我可以回答，就在富于理性。它表见在两点上：一为“向上之心强”；又一为“相与之情厚”。向上心即是不甘于错误的心，知耻的心，嫌恶懒散而喜振作的心，好善服善的心，要求社会生活合理的心，……总之于人生利害得丧之外更有向上一念的便是。我们总称之曰“人生向上”。人相与之间，就有了伦理关系。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相与。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的人（父母兄弟等）；人生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社会）。故伦理关系，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乃至一切相与之人，随其相与之深浅久暂，莫不自然有其情。因情而有义。

7.旧日中国社会秩序之维持，第一不是靠教会的宗教，第二不是靠国家的法律，而主要在其社会自有之礼俗。世称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西洋文明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各有其特异之点。

8.罗素论中国历史相传的文化，最重大之特殊点有三：一是文字以符号构成，不用字母拼音；二是以孔子之伦理为标准而无宗教；三是治国者为由考试而起之士人，非世袭之贵族；实则其余二者远不如“无宗教”之可异。

9.民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精神，或倾向，其内容要点有五，即是： 一、承认旁人； 二、平等； 三、讲理； 四、尊重多数； 五、尊重个人自由。

10.中国文化自古富于民主精神，但政治上则不足。政治上的民主不足，主要是为了缺乏政治，缺乏国家生活。因为缺乏政治，亦缺乏政治的民主。中国人在习惯上有一种反团体的倾向，即缺乏纪律。还有一种反民主的习惯，即缺乏组织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