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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水力学者郭俊克经验谈——我是如何学数学的(3)

已有 13346 次阅读 2024-5-23 17:55 |个人分类:数学与统计园地|系统分类:人物纪事|文章来源:转载

 我是如何学数学的(3)

郭俊克

2024年5月21日

 启蒙教育之二: 我的小学

       我把整个小学教育都看做启蒙教育,因为在这一阶段,人们一般还没有形成独立的世界观,没有办法独立面对复杂的社会,不能独立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需要老师们的引导。

一年级的四位老师

       我们村子大,70年代初就有1700口人。因此有两座小学。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郭重进老师,本村的,但他是公办老师。那是1970年,刚入学时没有书,他就教我们背儿歌:小朋友,要记牢,上学了,要学好。手背操,面向前,两只眼睛要瞪圆,… 放学了,要学乖。先洗手,再吃饭;洗洗碗,扫扫地;爷爷说,我(俄)娃是个亲蛋蛋;奶奶说,俄娃是个蜜罐罐,…  算术课,他就教我们数数。让每个同学站在前面领大家从1数到100。我最怕轮到我了。因为我一紧张,数完69就回到30了。这时,重进老师就在我后腋窝来一下,让我站到教室右前方的角角里,呆着。下一个,…  因此,我刚上学时,最怕上算术课了。

       不知什么时候,教室里走进一位新老师,郭都喜,本村的代课老师。(从来没有人介绍,他就走进教室了)。听说重进老师到县里上学习班了。文化大革命的那种。郭都喜老师教我们时,已经有课本了。第一次考算术,我得了67分,我拿着考卷问他为什么错了,他二话不说,就拿打康乐棋的棋杆在我的腿上抽,吓得我站在讲台上腿直哆嗦。回家了,我拿着考卷问我爸,并把老师抽我腿的事说了,结果再上课时就换成了郭永贵老师(我哥的同学)。郭永贵老师大概不知道郭都喜老师为什么被赶走了。一天放学回家,老师要每个学生排队走成一条线,看着前面同学的后腋窝。我一走神,脱离了队伍,他一个耳光把我扇回到队伍里了。我没有哭,捂着脸回去了,但脸上的五个大手印一时半会退不了。我爸看见了当然心疼。第二天,老师就换成了我的堂哥,郭和清。这回,我说什么也不怕老师了。再说,和清哥教小孩,确实有一套,声情并茂,就是现在说的快乐教育。

       不管老师怎样,我一年级时,确实还是个闷葫芦。这是事实。

二年级老师郭明胜

       郭明胜老师是公办老师,东坡村的。说远点,东坡村清朝时期还是我们村的自然村,人也是我们郭家的人。那时人少地多,为了种地方便,在地里建房,慢慢就形成了三个自然村:辛庄(心中)村,西坡村和东坡村。

       郭明胜老师赏过我一个耳光,不过我一点也不冤。那时他教我们学写作文,题目是:我教妈妈学文化。(那时农村扫盲,到处办夜校)。我用的钢笔不争气,老吐墨水,老把作文本的纸弄脏。弄脏了,他就撕掉让重写。撕了几张,我也没有了耐心,也急着回家吃晚饭。于是,聪明了一回,趁老师吃饭,我就用大拇指把吐水的地方盖住,蒙混过关了。第二天发作文时,他顺手就给了我一把掌。这回我可不敢做声,回到家静悄悄的。

       可能是严师出高徒吧,就是他教我的那一年,让我突然对自己信心爆棚了,因为以前我看谁都比自己强,老有一种危机感。

       我第一次听老师表扬我是他。当时我们的作业是抄写毛主席语录的第一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拿着我的作业给贫协代表看,说:你看人这孩子,才二年级,字写得多好。贫协代表说:人家孩子爸,字就写得好。

       第二次让我信心倍增的是二年级第二学期。快过年了(那时是以自然年为学年),公社进行汇考,17个村19所学校(我们村两所,小梁村两所)。我竟然考了个第一名。我第一次从父亲的脸上读到了笑容,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因为父亲以前老说我是榆木疙瘩。

       那天是腊月23日,小年,妈妈正带着我们在巷子里打扫卫生,爸爸兴冲冲地回来了,口袋里还揣着几块糖,说蒋老师(村里另一小学教二年级的老师,成都人,解放前的师范毕业生,先生是黄埔第八期学生)到处找他,老远就喊着:长海,俊克全公社考了第一名,数学一百,语文99分。把捉虫子的捉和促生产的促弄错了,扣了一分。蒋老师还说,语文最后一道题,连词造句(三个词语),只有俊克一个人对了。因为那学期考的是第四册书,而那个连词造句是第三册书上的。许多同学都忘记了。

       过了年,郭明胜老师就没有再回来了。因为村里的人(沟南)一致要求把以前在村里教了多年的庞敬贵老师请回来。我爸于是就到县里的教育局跑了一趟,庞老师就又回来了。

       庞老师是我爸的好朋友,通化村的,比我爸小一岁。他教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人中的六个,除了我。但与我关系最密切。等小学老师写完后,咱再回头慢慢说说他。

三年级老师郭德海和郭和清

       郭德海是我的堂叔(二爷爷的孩子),文革前的高中生。叔叔教了我一学期,就到村里的大学校教高年级数理化了。三年级第二学期是我的堂哥郭和清教的。印象最深的是他教黄继光舍身堵枪眼,绘声绘色,堵的还是机关枪。另一印象深的是和清哥讲“刘胡兰”,那种正气凛然,从容赴死的画面好像就在眼前。我们听着听着都有点害怕了。

       再一件是和清哥上政治课,一到三年级一起上,讲解放军战士陈占武的一封家信,忆苦思甜的故事。讲得同学们各个泪流满面。是真流泪,不是莫言说的那种假流泪。同学们听到地主如何如何,就攥紧小拳头,振臂高呼,打到刘少奇;听到陈占武入伍了,立功了,就喊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响彻云霄。

       和清哥有口才,也会表演,如果当年有机会学说评书,一定能成大器。

四年级老师薛全忍,薛卓英和裴巧香

       到了四年级,我们年龄都大一点了,可以走远路了,于是两所学校的学生就合班上课了。薛全忍老师教语文,是班主任。印象中,他就是抄黑板,每一课,先是时代背景,再是历史意义,最后是现实意义,批林批孔一下。有时候,他都懒得抄,干脆就让汉顶,学民或我照着教学参考书抄在黑板上,同学们再照着黑板抄。抄完了,就让我们去背。弄得我很狼狈,因为我最怕背书了。人家学民看两遍就能背下来。我读两天,还是背得结结巴巴的。

       四年级上学期由薛卓英老师教小数点的认识。我记得开篇便是一条毛主席语录:有鉴定才有识别,然后讲小数点为什么重要。这一学期也学了一些度量关系。对我来说,最难的是,一丈等于三尺,一平方丈等于九平方尺,一立方丈等于27立方尺。我就弄不清为什么一丈是三尺不是10尺? 

       第二学期,算术老师换成了裴巧香老师,重点是小数点的应用。具体应用是多边形面积和丈量土地。那时我还没有开窍,还是死记硬背,稍微变一下,就弄错了。所以,考试也就那样了,忽高忽低,全靠蒙了。班上有三十多位同学,每次考试,学民,汉顶和我轮着坐庄,可我当老三的时候多。但我有一个优势,就是裴巧香老师也是学校的红小兵总队的辅导员,她让我当学校的大队长。三道杠的那种。现在看,相当于上将军衔了(哈哈)。这个时候,学校有十几位老师,不管教不教我,都对我特别地关照。这也是这么多年了,我想起他们还是倍感亲切的原因。

五年级老师蒋炳琼和武恩胜

       武恩胜老师是武家堡村的,是一位借调老师。大概就教了我们一年就回村劳动了。他和我哥,还有和清哥都是高中同班的同学。他教我们语文,教地还不错。印象最深的是他讲“列宁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伟大的创举)”和“半夜鸡叫”。

       蒋老师是班主任,教算术。上学期学习数的性质包括质数和因数,还有数的分解,为分数化简做准备。下学期,主要学分数、正比例和反比例,然后是锥体的体积。

       有一天,上午刚讲了分数的认识,下午我们就到第七生产队的棉田捉虫子。不知过了多久,我抬头前后望了望,伸了伸懒腰,说,我们已经干了三分之二了,再干三分之一就完了。蒋老师一阵惊喜,不知她是为自己教地好喜,还是为我学地快喜。

       又过了一些天,公社要组织一次“评教评学活动”。有几个外村的老师来听蒋老师讲课。不知什么原因,蒋老师决定让我讲。讲的是正比例和反比例。我事先反复看了几遍书,没有向任何人请教,也没有练习讲。到时候,就站在讲台上,不紧不慢,先讲概念,再举例说明,洋洋洒洒,讲了半节课。最后,蒋老师总结了一下。这次课大获成功,其中听课的老师有我家的亲戚,他们都不信以前没有排练过。而且他们本来是冲着蒋老师来的,结果让蒋老师的学生给上了一课。蒋老师当然高兴了,估计她做梦都能笑醒来。1999年,我请蒋老师在河津宾馆吃饭,她给我爸说起那次讲课,还很兴奋。

       通过正比例和反比例的学习,我从此数学彻底翻身了,以前那些什么距离,速度和时间的关系,还有什么工程问题,度量换算从此再也不用死记硬背了,而且再也不会错了。这时,我先把五年级书上的应用题过了一遍,然后又找出四年级的书,把那些应用题全部又用正比例和反比例的方法过了一遍,就写在书页边上。唉,小菜一碟。

       经过五年的积累,终于在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数学能力突然爆发了。从此,我正式脱蒙了,初步具备了独立思考和自己学习的能力,为以后的数理化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庞敬贵老师和我爸及我的关系

       庞老师五十年代的什么时候就在我们村教学了,我的哥哥姐姐都是他的学生。那时候,我爸还是县文化馆的馆长和河津剧团的团长。庞老师告诉我,我爸的好朋友王印泉(唐朝诗人王勃的后人)的妈妈,是他的亲姑姑。这样,他可能很早就认识我爸了。70年代时,他已经在我们村教了20多年书了,中间有两年不在。就是我上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时候。

       62年我爸回乡后,一直管理着大队的钱财及粮库。对学校的老师一直特别照顾。除了他们领的工资,大队每年都会给老师们(包括公办和民办)补贴不少粮食。我爸说,你对老师好,好老师才愿意来,学校才能办好。受益的是村里。村里的大一点的学校有十几个老师,一半是公办,一半是民办。民办老师每天回家里吃饭。公办老师全是外村的,学校有专门的灶房。据说我们村的老师灶是全公社最好的。我家附近的学校只有三个年级,三位老师。只有庞老师是公办教师,他吃百家饭,由学生父母轮着管饭。70年代时都很穷,为了给庞老师改善生活,我爸让他自己给自己做饭,大队给他点粮食。正好我那时每天中午给庞老师送报纸(从大学校带到小学校),这样,他做好吃的时候,都会给我留一份。他在学校里种的的西红柿熟了,第一个也一直留着给我吃。他看见我头发长了,就早早准备一壶热水,给我理发洗头。

       我一般吃完晚饭到学校与他打一会乒乓球,然后我们就坐在乒乓球台子上聊聊当天的报纸内容。他有时也会给我讲一些笑话(一般是,齐国有个人,…)和科学常识。我知道周培源和湍流的概念就是与他聊天时知道的。

       后来我上了大学,每年过年放假时,他回家了,我就住在他学校的房子里以方便学习。就这样,我们一直情同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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