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学数学的（3）

郭俊克

2024年5月21日

 启蒙教育之二： 我的小学

       我把整个小学教育都看做启蒙教育，因为在这一阶段，人们一般还没有形成独立的世界观，没有办法独立面对复杂的社会，不能独立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需要老师们的引导。

一年级的四位老师

       我们村子大，70年代初就有1700口人。因此有两座小学。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郭重进老师，本村的，但他是公办老师。那是1970年，刚入学时没有书，他就教我们背儿歌：小朋友，要记牢，上学了，要学好。手背操，面向前，两只眼睛要瞪圆，… 放学了，要学乖。先洗手，再吃饭；洗洗碗，扫扫地；爷爷说，我（俄）娃是个亲蛋蛋；奶奶说，俄娃是个蜜罐罐，…  算术课，他就教我们数数。让每个同学站在前面领大家从1数到100。我最怕轮到我了。因为我一紧张，数完69就回到30了。这时，重进老师就在我后腋窝来一下，让我站到教室右前方的角角里，呆着。下一个，…  因此，我刚上学时，最怕上算术课了。

       不知什么时候，教室里走进一位新老师，郭都喜，本村的代课老师。（从来没有人介绍，他就走进教室了）。听说重进老师到县里上学习班了。文化大革命的那种。郭都喜老师教我们时，已经有课本了。第一次考算术，我得了67分，我拿着考卷问他为什么错了，他二话不说，就拿打康乐棋的棋杆在我的腿上抽，吓得我站在讲台上腿直哆嗦。回家了，我拿着考卷问我爸，并把老师抽我腿的事说了，结果再上课时就换成了郭永贵老师（我哥的同学）。郭永贵老师大概不知道郭都喜老师为什么被赶走了。一天放学回家，老师要每个学生排队走成一条线，看着前面同学的后腋窝。我一走神，脱离了队伍，他一个耳光把我扇回到队伍里了。我没有哭，捂着脸回去了，但脸上的五个大手印一时半会退不了。我爸看见了当然心疼。第二天，老师就换成了我的堂哥，郭和清。这回，我说什么也不怕老师了。再说，和清哥教小孩，确实有一套，声情并茂，就是现在说的快乐教育。

       不管老师怎样，我一年级时，确实还是个闷葫芦。这是事实。

二年级老师郭明胜

       郭明胜老师是公办老师，东坡村的。说远点，东坡村清朝时期还是我们村的自然村，人也是我们郭家的人。那时人少地多，为了种地方便，在地里建房，慢慢就形成了三个自然村：辛庄（心中）村，西坡村和东坡村。

       郭明胜老师赏过我一个耳光，不过我一点也不冤。那时他教我们学写作文，题目是：我教妈妈学文化。（那时农村扫盲，到处办夜校）。我用的钢笔不争气，老吐墨水，老把作文本的纸弄脏。弄脏了，他就撕掉让重写。撕了几张，我也没有了耐心，也急着回家吃晚饭。于是，聪明了一回，趁老师吃饭，我就用大拇指把吐水的地方盖住，蒙混过关了。第二天发作文时，他顺手就给了我一把掌。这回我可不敢做声，回到家静悄悄的。

       可能是严师出高徒吧，就是他教我的那一年，让我突然对自己信心爆棚了，因为以前我看谁都比自己强，老有一种危机感。

       我第一次听老师表扬我是他。当时我们的作业是抄写毛主席语录的第一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拿着我的作业给贫协代表看，说：你看人这孩子，才二年级，字写得多好。贫协代表说：人家孩子爸，字就写得好。

       第二次让我信心倍增的是二年级第二学期。快过年了（那时是以自然年为学年），公社进行汇考，17个村19所学校（我们村两所，小梁村两所）。我竟然考了个第一名。我第一次从父亲的脸上读到了笑容，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因为父亲以前老说我是榆木疙瘩。

       那天是腊月23日，小年，妈妈正带着我们在巷子里打扫卫生，爸爸兴冲冲地回来了，口袋里还揣着几块糖，说蒋老师（村里另一小学教二年级的老师，成都人，解放前的师范毕业生，先生是黄埔第八期学生）到处找他，老远就喊着：长海，俊克全公社考了第一名，数学一百，语文99分。把捉虫子的捉和促生产的促弄错了，扣了一分。蒋老师还说，语文最后一道题，连词造句（三个词语），只有俊克一个人对了。因为那学期考的是第四册书，而那个连词造句是第三册书上的。许多同学都忘记了。

       过了年，郭明胜老师就没有再回来了。因为村里的人（沟南）一致要求把以前在村里教了多年的庞敬贵老师请回来。我爸于是就到县里的教育局跑了一趟，庞老师就又回来了。

       庞老师是我爸的好朋友，通化村的，比我爸小一岁。他教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人中的六个，除了我。但与我关系最密切。等小学老师写完后，咱再回头慢慢说说他。

三年级老师郭德海和郭和清

       郭德海是我的堂叔（二爷爷的孩子），文革前的高中生。叔叔教了我一学期，就到村里的大学校教高年级数理化了。三年级第二学期是我的堂哥郭和清教的。印象最深的是他教黄继光舍身堵枪眼，绘声绘色，堵的还是机关枪。另一印象深的是和清哥讲“刘胡兰”，那种正气凛然，从容赴死的画面好像就在眼前。我们听着听着都有点害怕了。

       再一件是和清哥上政治课，一到三年级一起上，讲解放军战士陈占武的一封家信，忆苦思甜的故事。讲得同学们各个泪流满面。是真流泪，不是莫言说的那种假流泪。同学们听到地主如何如何，就攥紧小拳头，振臂高呼，打到刘少奇；听到陈占武入伍了，立功了，就喊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响彻云霄。

       和清哥有口才，也会表演，如果当年有机会学说评书，一定能成大器。

四年级老师薛全忍，薛卓英和裴巧香

       到了四年级，我们年龄都大一点了，可以走远路了，于是两所学校的学生就合班上课了。薛全忍老师教语文，是班主任。印象中，他就是抄黑板，每一课，先是时代背景，再是历史意义，最后是现实意义，批林批孔一下。有时候，他都懒得抄，干脆就让汉顶，学民或我照着教学参考书抄在黑板上，同学们再照着黑板抄。抄完了，就让我们去背。弄得我很狼狈，因为我最怕背书了。人家学民看两遍就能背下来。我读两天，还是背得结结巴巴的。

       四年级上学期由薛卓英老师教小数点的认识。我记得开篇便是一条毛主席语录：有鉴定才有识别，然后讲小数点为什么重要。这一学期也学了一些度量关系。对我来说，最难的是，一丈等于三尺，一平方丈等于九平方尺，一立方丈等于27立方尺。我就弄不清为什么一丈是三尺不是10尺？ 

       第二学期，算术老师换成了裴巧香老师，重点是小数点的应用。具体应用是多边形面积和丈量土地。那时我还没有开窍，还是死记硬背，稍微变一下，就弄错了。所以，考试也就那样了，忽高忽低，全靠蒙了。班上有三十多位同学，每次考试，学民，汉顶和我轮着坐庄，可我当老三的时候多。但我有一个优势，就是裴巧香老师也是学校的红小兵总队的辅导员，她让我当学校的大队长。三道杠的那种。现在看，相当于上将军衔了（哈哈）。这个时候，学校有十几位老师，不管教不教我，都对我特别地关照。这也是这么多年了，我想起他们还是倍感亲切的原因。

五年级老师蒋炳琼和武恩胜

       武恩胜老师是武家堡村的，是一位借调老师。大概就教了我们一年就回村劳动了。他和我哥，还有和清哥都是高中同班的同学。他教我们语文，教地还不错。印象最深的是他讲“列宁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伟大的创举）”和“半夜鸡叫”。

       蒋老师是班主任，教算术。上学期学习数的性质包括质数和因数，还有数的分解，为分数化简做准备。下学期，主要学分数、正比例和反比例，然后是锥体的体积。

       有一天，上午刚讲了分数的认识，下午我们就到第七生产队的棉田捉虫子。不知过了多久，我抬头前后望了望，伸了伸懒腰，说，我们已经干了三分之二了，再干三分之一就完了。蒋老师一阵惊喜，不知她是为自己教地好喜，还是为我学地快喜。

       又过了一些天，公社要组织一次“评教评学活动”。有几个外村的老师来听蒋老师讲课。不知什么原因，蒋老师决定让我讲。讲的是正比例和反比例。我事先反复看了几遍书，没有向任何人请教，也没有练习讲。到时候，就站在讲台上，不紧不慢，先讲概念，再举例说明，洋洋洒洒，讲了半节课。最后，蒋老师总结了一下。这次课大获成功，其中听课的老师有我家的亲戚，他们都不信以前没有排练过。而且他们本来是冲着蒋老师来的，结果让蒋老师的学生给上了一课。蒋老师当然高兴了，估计她做梦都能笑醒来。1999年，我请蒋老师在河津宾馆吃饭，她给我爸说起那次讲课，还很兴奋。

       通过正比例和反比例的学习，我从此数学彻底翻身了，以前那些什么距离，速度和时间的关系，还有什么工程问题，度量换算从此再也不用死记硬背了，而且再也不会错了。这时，我先把五年级书上的应用题过了一遍，然后又找出四年级的书，把那些应用题全部又用正比例和反比例的方法过了一遍，就写在书页边上。唉，小菜一碟。

       经过五年的积累，终于在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数学能力突然爆发了。从此，我正式脱蒙了，初步具备了独立思考和自己学习的能力，为以后的数理化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庞敬贵老师和我爸及我的关系

       庞老师五十年代的什么时候就在我们村教学了，我的哥哥姐姐都是他的学生。那时候，我爸还是县文化馆的馆长和河津剧团的团长。庞老师告诉我，我爸的好朋友王印泉（唐朝诗人王勃的后人）的妈妈，是他的亲姑姑。这样，他可能很早就认识我爸了。70年代时，他已经在我们村教了20多年书了，中间有两年不在。就是我上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时候。

       62年我爸回乡后，一直管理着大队的钱财及粮库。对学校的老师一直特别照顾。除了他们领的工资，大队每年都会给老师们（包括公办和民办）补贴不少粮食。我爸说，你对老师好，好老师才愿意来，学校才能办好。受益的是村里。村里的大一点的学校有十几个老师，一半是公办，一半是民办。民办老师每天回家里吃饭。公办老师全是外村的，学校有专门的灶房。据说我们村的老师灶是全公社最好的。我家附近的学校只有三个年级，三位老师。只有庞老师是公办教师，他吃百家饭，由学生父母轮着管饭。70年代时都很穷，为了给庞老师改善生活，我爸让他自己给自己做饭，大队给他点粮食。正好我那时每天中午给庞老师送报纸（从大学校带到小学校），这样，他做好吃的时候，都会给我留一份。他在学校里种的的西红柿熟了，第一个也一直留着给我吃。他看见我头发长了，就早早准备一壶热水，给我理发洗头。

       我一般吃完晚饭到学校与他打一会乒乓球，然后我们就坐在乒乓球台子上聊聊当天的报纸内容。他有时也会给我讲一些笑话（一般是，齐国有个人，…）和科学常识。我知道周培源和湍流的概念就是与他聊天时知道的。

       后来我上了大学，每年过年放假时，他回家了，我就住在他学校的房子里以方便学习。就这样，我们一直情同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