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古代雨量器来源问题上竺可桢、王鹏飞与刘昭民先生等的不同认知

——上世纪早期，竺可桢、李仪祉两位顶尖学术高手的公开争鸣

陈昌春

       在朝鲜古代雨量器来源认知上，竺可桢先生与刘昭民先生，正好是相反的认知与推翻自我的学术路径。

      竺可桢先生1916在《科学》第2卷第5期文章《朝鲜古代之测雨器》，认为朝鲜雨量器系“朝鲜土产”（独测雨器则为朝鲜土产）。

        竺可桢先生《朝鲜古代之测雨器》介绍的日文文献为和田雄治1910年发表的《世宗英祖兩朝ノ測雨器》。

       不过，竺可桢先生在1926年文章《论祈雨禁屠与旱灾》(民国15年7月《东方杂志》)里推翻了他自己此前的观点，改为断言“必传自中国无疑”。有关表述为：“我国古时之测雨量，其为法亦甚精密，其仪器制法，在我国虽已湮没无闻，而在朝鲜文献中犹可得其梗概。……朝鲜之有雨量器，始于李朝世宗七年，即明仁宗洪熙元年，亦即成祖去世之翌年(1425年)，其制度具见朝鲜之《文献备考》中。计长一尺五寸，圆径七寸。明成祖极关心雨量之测度，则当时朝鲜之测雨器必传自中国无疑。惜其器至今无存者，但已足以确定雨量器为中国所发明。盖欧美各国至17世纪中叶始有器也。迨前清康熙时，朝鲜肃宗复制有测雨器，分颁各郡，高一尺，广八寸，并有雨标，以量雨之多少，每于雨后测之，均系黄铜所制。日人和田雄治在大邱、仁川、咸兴等处，先后发现乾隆庚寅年(1770年)所制之测雨台。”

       有点意思的是，面对“我国虽已湮没无闻”的同样史实，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1918年发表于《河海月刊》第2卷第2期文章《水功学续    第二章  论天空降落之水》中，针对竺可桢先生1916年发表于《科学》的介绍文章，明确表示了与竺可桢先生1926年文章不同的理解：“吾国于测量雨量之事，历史无闻。惟朝鲜李朝世宗时（1442年）颁有雨量器（《科学》第2卷第5期杂俎），非必传自中国者也”。竺可桢先生1926年文章“必传自中国无疑”中的”必传自中国“，在用词上很可能是回应李仪祉先生的文章。这或许是彼时气象、水利领域两大顶尖学术高手的公开争鸣了。

        竺可桢先生，1951年在《科学通报》《气象学报》《科学大众(中学版)》上都发表《中国过去在气象学上的成就》，文中指出：“到清康熙、乾隆，陆续颁发雨量器到国内各县和朝鲜。日本人和田雄治先后在大邱、仁川等地，发见乾隆庚寅年(公历1770年)所给朝鲜南量器。"

      王鹏飞先生1984年发表《“朝鲜测雨器传自中国”辨》、1985年发表《中国和朝鲜测雨器的考据》，均明确地指出，朝鲜古代雨量器系朝鲜发明，并非来自中国。在《中国和朝鲜测雨器的考据》中，王鹏飞先生说：”1963 年编《辞海》气象方面词条时，曾函询竺氏有关明永乐年间已有雨量器的事情，竺氏复函仍确信其原来观点是正确的。”

      刘昭民先生，在2011年《中华气象学史》（增修一版）及2006年合著的《中国气象史——近代前》中，都认为朝鲜雨量器很可能出自中国。然而， 刘昭民先生在2022年文章《古代朝鲜和中国天文气象发展史之关系》中，推翻了自己的观点，主张“ 1984 年起，大家都公认是朝鲜人所造，不是中国人所造，因为迄今为止，中国大陆一直不曾出土，也不曾发现这种雨量计。”

      科技史研究中，根据史料掌握程度的增加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现，修正乃至推翻自己先前的认识， 是非常正常的。竺可桢先生与刘昭民先生，在朝鲜雨量器来源认知上的自我推翻及相逆学术心路历程，有助于科技史及气象科技史研究者、爱好者观察史学问题的复杂性。

       近年发表或出版的中文气象学史、水文学史著述，多将竺可桢先生1926年后的观点作为主流观点，王鹏飞先生的观点则往往被视为有此一说了。至于日本学者与韩国学者关于朝鲜雨量器来源的文章及观点，则是古代朝鲜自产、并非由中国传至朝鲜了。

Frontier of the History of Meterology《气象科技史》(陈昌春)(2024年底终稿).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