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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说的称谓,是指对人的称呼。
对别人的称呼,总是要尊敬一点,让别人听得高兴一点,不能过于直白。如,对一位李姓教员,人们尊称其为李老师,没有人因为他是一名教员而称其为李教员或李教师的。本人自从大学毕业在中学做了教员,便习惯了被人称为老师。1978年,到济南读研究生,在济南的小摊上,卖菜的称呼我老师。我很诧异,莫非我戴个眼镜,长得像个教师的模样?后来,听别人称卖菜的、商店的卖货的,都是“老师”。原来,在济南,对任何人的尊称都是老师,也有人说那是“老师傅”的简称。
老师这个称呼在古代是很了不得的尊称。明代的王世贞曾经说过:
“京師稱謂極尊者曰老先生,自内閣以至大小九卿皆如之,門生稱座主,亦不過曰老先生而已。至分宜(即严嵩——博主注)當國而諛者稱老翁,其厚之甚者稱夫子,此後門生稱座主俱曰老師。余自丙辰(1556年,时严嵩正当政——博主注)再入朝,則三品以上庶僚多稱之曰老翁,又有無故而稱老師者,今不可勝紀矣。”《觚不觚录》
您看,称老师原来那时竟是拍马屁所用。拍来拍去,到后来凡是教师都成了老师。所以到了开办新式学校,索性把先生改称老师。如今,老师似乎成了职业的称呼,教师或教员这个职称用得少了,倒是说“他是一个老师”了。
现在更有很多教师,经常自称“我是X老师”。其实,老一辈的“老师”,真没有这样自称的。我的导师邓从豪先生,接电话时别人问道“是邓老师吗”,他总是回答“我是邓从豪”,基本上不会回答“我是”,绝对不说“我是邓老师”,因为老师是对别人的尊称。
与老师相似的是大夫。谁都知道,大夫是古代的官职,最早都是贵族,君主的自家人。到了唐宋时,大夫是表示官阶大小的名称,不同的官阶加上不同的前置,XX大夫、YY大夫。大概是太医院的头头也有一个XX大夫的头衔。于是,先是以大夫称呼太医头头,之后是太医,最后的所有的医生,最最后是医院里所有穿白大褂的都成了大夫。
在南方,医生也被称为郎中。在有皇上的时候,郎中也是大官,正司级的(更早是副部级的)。不过,到了民国的时候,郎中往往就只是医生的背称了,而且要加上先生二字才作为尊敬一点的背称,当面就只称先生了。如果光说郎中,不免令人想起“白化郎中”“江湖郎中”与这些北方人的“蒙古大夫”相类似的词汇。到了毛泽东时代,新一代的南方人就直呼“张医生”、“李医生”了。
说起郎中,想起了员外。旧戏曲、旧小说中那些有点钱财或地位的人被称为员外。员外郎是一个不小的官,杜甫先生勤勤恳恳、凄凄惶惶、忠心耿耿为皇上服务了一辈子,到了成都终于在军阀严武的帮助下,遥挂了“检校工部员外郎”的虚衔。但是,员外最后终究成了乡下土财主的代称。
过去,三年一考,皇帝钦点的状元,实在是难得的很,如今也是遍地开花了,一些学生甚至在电视台找工作时就敢于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是他们县的状元。
在过去的戏剧、小说中,略有些地位的夫妇,男的称相公,女的称夫人。
据说,曹操做宰相又封魏公,这才有了相公的称呼。明代的顾炎武说:“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称之曰相公。”到了后代,凡是要读书做官的男人,都可以称之为相公。最后,连男妓也成了相公。这相公还能称呼吗?
最早,根据周礼。天子的妾和诸侯的妻可称之为夫人。以后,一、二品大员的妻可以被皇帝诰封为夫人。后来,什么人的“太太”都被称为夫人,成为外语Mistress的对应词了。
当然老爷(相公)与太太(夫人)的后代便是“公子”(国公之子)以及“小姐”。这小姐,现在的情况,我们就不用说了。就像姑娘(姑是丈夫的母亲),最后成了小女孩,甚至被旧北京人加了一点儿话音,就与“小姐”成姐妹了。
“二爷”也不是能够与老爷、少爷相提并论的人物,仅仅是伺候老爷和公子的下人。
“娘姨”也不是太太的妹妹,“阿妈”也决不可以与太太平起平坐,她们只不过是伺候太太和小姐的女下人。
所有上面的这些称谓,都有一个大大的贬值过程,大概都是被人恭维的结果。
称谓不断地贬值,但是,总有新的称谓诞生。特别是西学东来,许多称谓都是新的,有的虽然过去已有,但是已经不中用了,翻新了作为新生的称谓。然而,新的称谓又在或慢或快的贬值。
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这个教学系列的职称就是一个例子。早先的年代不说了,我上大学的60年代,我所在的中国科大放射化学专业(原来是一个系),就杨承宗先生一个教授,杨先生是约里奥-居里夫人的学生,是新中国放射化学学科的奠基者,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所需要的铀就是在他的带领下提炼出来的。副教授也只有一个,余下的精英教师大都只是讲师。给我们上基础课的也大都是讲师。
即使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到了80年代,山东大学1985年全校才有教授33名,副教授108人,纵然是讲师,那时也还能够享受政府在物质供应上的优待。教育部其他直属高校的情况应该类似。
如今的情况当然大不相同,我随便在网上看了看山东省几所称为学院的地方高校的师资情况。德州学院:教授98人,副教授432人;菏泽学院:具有高级职称的349人;潍坊学院:高级职称630人。
至于博士、硕士,经过十几年的扩招。这些人的真正的“值”即经济学上所谓的劳动力的价值,不论是相对价值还是绝对价值,被贬到何种程度,人所共知,有目皆睹。这里就不去说它了。
以上几种称谓的贬值,倒不是被恭维的结果,那是实实在在的人数增加的结果。本来是物以稀为贵的,人亦然。当然,水平的降低是必然的。
总之,一般而言,一种称谓,总是处在不断的贬值之中,当它的值被贬到一定的程度,便会产生一种新的称谓。然后,新的称谓又处在新的贬值过程。如此循环往复,以致无穷。
如今,教授早已贬得差不多了,博导也已经遍地开花,那新兴的某某人才、某某学者的“前途”似乎可以预料,或早或晚罢了。
在众多的称谓贬值过程之中,也很一些很有意思的变化。例如,书记与秘书本来是同一类的,基本上相同,最早,秘书比书记还要略高一点。然而,如今的书记与秘书可是大不相同。这有点像我们化学中的歧化反应,同一种元素,有的原子化合价成了正的,有的却成了负的。两个称谓当初失之毫厘,如今谬以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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