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说江苏与浙江（3）为什么经济和社会发展快？

1950年代，我国开始了新的一轮工业化过程。当时的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江苏与浙江地区普遍缺乏发展重工业所必须的矿产资源，所以并不是当时全国发展的重点。

与当时国家的发展重点如50年代的东北各城市、河北的唐山、山西的太原以及后来60年代的西南三线城市相比，国家给予江浙地区的投资并不多。那时候是计划经济，主要经济指标都必须按计划发展，所以那时候江浙地区总的发展并没有走在全国前面多少。其主要城市的发展并不快。

与重点发展的东北以及北方工业城市相比，那时候江浙地区的国营大中型企业不多，但是，那里有较好的手工业基础，过去也有较好地个体小工商业，于是这些小工商业和手工业者就成立了一些“集体企业”。当时的集体企业还分成“大集体”和“小集体”。这些集体企业的职工工资和福利待遇都比国营企业差，很多问题都需要它们自己想办法处理。

这些问题，对于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毫无疑问都是不利之处，但是却使得这些企业的领导者以及从业者有一定的自主性，他们必须动脑筋想办法解决问题，所以，他们对于上级领导“等、靠、要”的依赖心理比国营企业的有关人员要少很多。

在传统上，江浙地区多个体工商户，多小手工业者，这些人的生计从来就是靠自己，经营什么，如何经营，都要自己想办法。江浙地区过去之所以比较富有，就是因为这些人的比例比较多。

这样，在国家开始改革开放，从而对经济管理放松的情况下，江浙地区的民营经济大发展，社会发展速度一下子就走到了全国各地的前面，就不是偶然的了。

对此，人们往往说起浙江的“温州模式”和江苏的“苏南模式”。

以温州为代表的个体经济确实走在全国各地的最前面。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从校门口修鞋、做服装之类小摊的江浙口音，到街上到处可见的“温州发廊”字样，80年代初期出现的变化，还是很大的。这些小摊在思想禁锢的70年代是看不到的，这些工作也是这里的很多北方朋友所不愿意从事的。一个原因是比较辛苦，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看上去比较低贱，是伺候人的活。但是，这些工作都是当时的老百姓所需要的。有了这些小摊，老百姓方便了，他们也赚了钱。

过年的时候，家在附近的一些人早早地回乡去了，可是，江浙的裁缝却在当地一直营业，那正是大家需要做新衣过年的时节，也正是他们生意最好、最能够挣钱的时节。几年下来，眼见得这些裁缝小摊越做越大，从路边小摊到有了门面，起了牌号，最后成了很像样子的高档服装店。

对于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江苏省的发展，一般人都注意到了那里乡镇企业的发展，这确实是一个进步。这使得那里的农村经济得到了大的发展，农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似乎人们不大提起那时候江浙地城市的集体企业。这些在50年代由“合作化”成立起来的企业，由于厂小好掉头，它们率先抛弃了那些旧的产品，而试制当时居民需要而市场又紧缺的商品，如本来要凭外汇券才能购买或从国外带回来的各种家电。这些家电产品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它们在80～90年代的各种媒体广告中，很是出了一阵子风头。当然，这些集体企业后来有的被淘汰，有的成了股份制企业，但是它们为那些城市大发展的启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至于江浙地区能够吸引更多的外资，大概与那里的历史有关。由于历史上这些地区比较富裕，与港台及海外人士的联系比较多，所以当改革开放的政策制定下来之后，能够较早地吸引到外资。

有了外资的投入，如何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些外资，使得投资者和那里的社会都能够得益，就与那里的社会人文环境有关了。

那里的老百姓以及由老百姓中选拔出来的基层干部，工作都很认真负责，诚实，细致，实事求是。这是江浙一带的传统民风。几百年来，那里的小作坊、小商店等小“个体企业”就比较多。人们在这些企业工作，“劳资关系”比较好，“伙计”与“老板”关系一般比较密切。人们称在店里的“雇工”为“朋友”，雇了几个人往往称“请了几个朋友”。这些雇工与老板往往为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就造成了当地人对工作积极负责、认真细致的作风，如果有人不负责任，偷懒甚至手脚不干净，那是一定会受到同事的谴责和唾弃的。这样的民风，与东北某些重工业地区的民风，不大一样。

在东北的有些地区，一开始的企业就是外国人所开。外国资本家只管赚钱，工人当然也只是为了生活，能够少用一点力气就少用一点，“磨洋工”一词应当来于此。到了后来成为国营工厂，工厂把工人的所有生活，生老病死都包了下来，家属子女的生活、医疗、教育等也都由“单位”负责。国家则把工厂企业包了下来，一切只需要按计划执行，企业管理的好坏，效益的高低，似乎都与工人没有关系。管理松弛的时候，许多工人都“以厂为家”，厂里生产什么，有什么生产原料，家里就有什么。而且，这些工人之间一般都是“够哥们”的，你缺什么，我那里有，就可以想办法给你弄什么，反正都是公家的。至于有困难，个人找“单位”，“单位”找领导，一切“等、靠、要”，由“领导”解决。这样，在改革开放，难以靠领导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这些地区与江浙地区的差别就看出来了，真是大相径庭。

江浙地区由于历史上重视教育，一般老百姓的受教育程度略高，知识水平也略高。过去，那里的教育比较重视人的素质，而不光是考试。也就是说，那里各门课程都得到很好地教学，而不怎么强调彼此之间的评比。学校之间也相对平等，虽然人们的口碑上有某学校更好一点、某学校略差一点的差别，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对学生统考以评定学校好坏的情况，因而各个学校都还是努力搞好各门课程的教学工作的。这样无论哪所学校毕业的学生，都质量还是不错的。他们在各方面比较平均，没有如今的只管要考核的几门功课，其余就放弃的问题。我自己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似乎就没有遇到过按分数排队的事情，我也从来不知道自己排了第几名。

1950年代，江浙地区不少青年人参加到建设东北、西北的运动中，这些人很多也只有小学或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但是他们还是显得很有“文化”，也很有能力，很快成了那里物质和精神建设的骨干力量。这说明这些青年人受到的教育素质较高，不是书呆子，能够运用这些基础继续自修，继续向上，不断提高。

从学校毕业后，能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学习，在实践中学习，不断提高，是学校教育是否成功的试金石。我有一位同学，没有上大学，在电厂当工人，后来支边，竟然在西藏主持了一个电厂的建造，这就是他能够自己继续学习到结果，这也是他受到基础教育素质比较高的结果。

一个地方的教育是否好，关键是那里的基础教育，也就是中小学教育，看中小学是否重视学生的生活素质、学习素质。这种素质，在现在的高考成绩中不能完全表现出来，需要在多年以后的工作中才能够完全显示。两院院士可以看作是教育素质较高的群体，因为他们做出了较好的研究工作，代表着国家的学术水平。从一个地方走出来的两院院士越多，说明多年以前，那里的基础教育水平越高。

有人对两院院士的出生地（基本上看成籍贯）作了统计，2021年，共有两院院士1831人（这里的个位数甚至十位数并不重要，因为随时会有变化），其中江苏籍的500人，浙江籍的415人，籍贯在这两个省的两院院士正好占总数的一半。这说明，多年以前，这两个省的基础教育确实在我国各省占领先地位。

如果把上面的数据再加上上海籍的院士92人，那么江浙沪加在一起占全国的比例是55%多。一个很有趣的事实是，我的上一篇文章说，清代的状元数，江浙占全国的60%（那时候上海还属于江苏）。

不过，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是，十几、二十几年来，江浙的学校也正在放弃素质教育，大幅度地向片面追求升学率特别是名校升学率靠近，而且现在看来这种趋势只会越来越厉害。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有人认为江浙地区人们比较软弱，发生了矛盾只是动嘴说说，说很长时间却不动手打架。有矛盾不动手打架这是事实。老百姓好算小账，一分一毛相互算清楚，相互不占便宜，这也是事实。大家能够守约，自己不好解决的矛盾能够交法庭判决，大概也是那里的传统。

很多外资之所以愿意在江浙地区投资办企业，大概上面所说的几个原因都有吧。

民营企业运行得比较好，优质的外资企业比较多，这大概是江浙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快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