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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说江苏与浙江(3)为什么经济和社会发展快?

已有 2902 次阅读 2024-5-18 08:15 |个人分类:谈天说地|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杂说江苏与浙江(3)为什么经济和社会发展快?

1950年代,我国开始了新的一轮工业化过程。当时的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江苏与浙江地区普遍缺乏发展重工业所必须的矿产资源,所以并不是当时全国发展的重点。

与当时国家的发展重点如50年代的东北各城市、河北的唐山、山西的太原以及后来60年代的西南三线城市相比,国家给予江浙地区的投资并不多。那时候是计划经济,主要经济指标都必须按计划发展,所以那时候江浙地区总的发展并没有走在全国前面多少。其主要城市的发展并不快。

与重点发展的东北以及北方工业城市相比,那时候江浙地区的国营大中型企业不多,但是,那里有较好的手工业基础,过去也有较好地个体小工商业,于是这些小工商业和手工业者就成立了一些“集体企业”。当时的集体企业还分成“大集体”和“小集体”。这些集体企业的职工工资和福利待遇都比国营企业差,很多问题都需要它们自己想办法处理。

这些问题,对于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毫无疑问都是不利之处,但是却使得这些企业的领导者以及从业者有一定的自主性,他们必须动脑筋想办法解决问题,所以,他们对于上级领导“等、靠、要”的依赖心理比国营企业的有关人员要少很多。

在传统上,江浙地区多个体工商户,多小手工业者,这些人的生计从来就是靠自己,经营什么,如何经营,都要自己想办法。江浙地区过去之所以比较富有,就是因为这些人的比例比较多。

这样,在国家开始改革开放,从而对经济管理放松的情况下,江浙地区的民营经济大发展,社会发展速度一下子就走到了全国各地的前面,就不是偶然的了。

对此,人们往往说起浙江的“温州模式”和江苏的“苏南模式”。

以温州为代表的个体经济确实走在全国各地的最前面。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从校门口修鞋、做服装之类小摊的江浙口音,到街上到处可见的“温州发廊”字样,80年代初期出现的变化,还是很大的。这些小摊在思想禁锢的70年代是看不到的,这些工作也是这里的很多北方朋友所不愿意从事的。一个原因是比较辛苦,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看上去比较低贱,是伺候人的活。但是,这些工作都是当时的老百姓所需要的。有了这些小摊,老百姓方便了,他们也赚了钱。

过年的时候,家在附近的一些人早早地回乡去了,可是,江浙的裁缝却在当地一直营业,那正是大家需要做新衣过年的时节,也正是他们生意最好、最能够挣钱的时节。几年下来,眼见得这些裁缝小摊越做越大,从路边小摊到有了门面,起了牌号,最后成了很像样子的高档服装店。

对于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江苏省的发展,一般人都注意到了那里乡镇企业的发展,这确实是一个进步。这使得那里的农村经济得到了大的发展,农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似乎人们不大提起那时候江浙地城市的集体企业。这些在50年代由“合作化”成立起来的企业,由于厂小好掉头,它们率先抛弃了那些旧的产品,而试制当时居民需要而市场又紧缺的商品,如本来要凭外汇券才能购买或从国外带回来的各种家电。这些家电产品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它们在80~90年代的各种媒体广告中,很是出了一阵子风头。当然,这些集体企业后来有的被淘汰,有的成了股份制企业,但是它们为那些城市大发展的启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至于江浙地区能够吸引更多的外资,大概与那里的历史有关。由于历史上这些地区比较富裕,与港台及海外人士的联系比较多,所以当改革开放的政策制定下来之后,能够较早地吸引到外资。

有了外资的投入,如何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些外资,使得投资者和那里的社会都能够得益,就与那里的社会人文环境有关了。

那里的老百姓以及由老百姓中选拔出来的基层干部,工作都很认真负责,诚实,细致,实事求是。这是江浙一带的传统民风。几百年来,那里的小作坊、小商店等小“个体企业”就比较多。人们在这些企业工作,“劳资关系”比较好,“伙计”与“老板”关系一般比较密切。人们称在店里的“雇工”为“朋友”,雇了几个人往往称“请了几个朋友”。这些雇工与老板往往为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就造成了当地人对工作积极负责、认真细致的作风,如果有人不负责任,偷懒甚至手脚不干净,那是一定会受到同事的谴责和唾弃的。这样的民风,与东北某些重工业地区的民风,不大一样。

在东北的有些地区,一开始的企业就是外国人所开。外国资本家只管赚钱,工人当然也只是为了生活,能够少用一点力气就少用一点,“磨洋工”一词应当来于此。到了后来成为国营工厂,工厂把工人的所有生活,生老病死都包了下来,家属子女的生活、医疗、教育等也都由“单位”负责。国家则把工厂企业包了下来,一切只需要按计划执行,企业管理的好坏,效益的高低,似乎都与工人没有关系。管理松弛的时候,许多工人都“以厂为家”,厂里生产什么,有什么生产原料,家里就有什么。而且,这些工人之间一般都是“够哥们”的,你缺什么,我那里有,就可以想办法给你弄什么,反正都是公家的。至于有困难,个人找“单位”,“单位”找领导,一切“等、靠、要”,由“领导”解决。这样,在改革开放,难以靠领导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这些地区与江浙地区的差别就看出来了,真是大相径庭。

江浙地区由于历史上重视教育,一般老百姓的受教育程度略高,知识水平也略高。过去,那里的教育比较重视人的素质,而不光是考试。也就是说,那里各门课程都得到很好地教学,而不怎么强调彼此之间的评比。学校之间也相对平等,虽然人们的口碑上有某学校更好一点、某学校略差一点的差别,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对学生统考以评定学校好坏的情况,因而各个学校都还是努力搞好各门课程的教学工作的。这样无论哪所学校毕业的学生,都质量还是不错的。他们在各方面比较平均,没有如今的只管要考核的几门功课,其余就放弃的问题。我自己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似乎就没有遇到过按分数排队的事情,我也从来不知道自己排了第几名。

1950年代,江浙地区不少青年人参加到建设东北、西北的运动中,这些人很多也只有小学或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但是他们还是显得很有“文化”,也很有能力,很快成了那里物质和精神建设的骨干力量。这说明这些青年人受到的教育素质较高,不是书呆子,能够运用这些基础继续自修,继续向上,不断提高。

从学校毕业后,能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学习,在实践中学习,不断提高,是学校教育是否成功的试金石。我有一位同学,没有上大学,在电厂当工人,后来支边,竟然在西藏主持了一个电厂的建造,这就是他能够自己继续学习到结果,这也是他受到基础教育素质比较高的结果。

一个地方的教育是否好,关键是那里的基础教育,也就是中小学教育,看中小学是否重视学生的生活素质、学习素质。这种素质,在现在的高考成绩中不能完全表现出来,需要在多年以后的工作中才能够完全显示。两院院士可以看作是教育素质较高的群体,因为他们做出了较好的研究工作,代表着国家的学术水平。从一个地方走出来的两院院士越多,说明多年以前,那里的基础教育水平越高。

有人对两院院士的出生地(基本上看成籍贯)作了统计,2021年,共有两院院士1831人(这里的个位数甚至十位数并不重要,因为随时会有变化),其中江苏籍的500人,浙江籍的415人,籍贯在这两个省的两院院士正好占总数的一半。这说明,多年以前,这两个省的基础教育确实在我国各省占领先地位。

如果把上面的数据再加上上海籍的院士92人,那么江浙沪加在一起占全国的比例是55%多。一个很有趣的事实是,我的上一篇文章说,清代的状元数,江浙占全国的60%(那时候上海还属于江苏)。

不过,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是,十几、二十几年来,江浙的学校也正在放弃素质教育,大幅度地向片面追求升学率特别是名校升学率靠近,而且现在看来这种趋势只会越来越厉害。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有人认为江浙地区人们比较软弱,发生了矛盾只是动嘴说说,说很长时间却不动手打架。有矛盾不动手打架这是事实。老百姓好算小账,一分一毛相互算清楚,相互不占便宜,这也是事实。大家能够守约,自己不好解决的矛盾能够交法庭判决,大概也是那里的传统。

很多外资之所以愿意在江浙地区投资办企业,大概上面所说的几个原因都有吧。

民营企业运行得比较好,优质的外资企业比较多,这大概是江浙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快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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