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说江苏与浙江（2）近代的蜕变

《红楼梦》说石头上的故事，那开篇便是：“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红楼梦》是小说，不过也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江浙一带在明清时期确实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

朱元璋对江南地区课以重税，仅苏州一府，赋税就达全国的十分之一。江浙地区占全国赋税之半。即使如此重赋，江浙地区老百姓的生活似乎也不比其他地方差。

清朝廷在江宁（南京）、苏州、杭州三地置织造府，为皇室织造各项衣料及制帛诰敕彩缯之类，以供皇帝及宫廷祭祀颁赏之用。

朱元璋打压江南士人，但是明代90位状元，南直隶仍然占23位、浙江占20位。到了清代，共计114位状元中，江苏占49位，浙江占20位，两个省竟占了全国的60%还多。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不可能有这样多的文化人。

从《禹贡》记载的“厥土惟涂泥，厥田唯下下”（那里的土是涂泥，那里的田地属于下下等级），到明清时期的全国最富有，当然有其必然的原因。

首先，毕竟那里是三角洲平原，大多数年份的降雨量适中，在人工建筑了排水等水利设施之后，基本上可以做到旱可以浇、涝可以排，适合种植水稻等作物，取得较高的收成。而历史上那里地方政府的许多官员都比较重视水利问题，修建了较好的水利设施。

那里不断地接受各地的移民，并且与他们不断融合，取长补短，建设家乡。江浙一带的民风，在南北朝前后应当有很大的改变。从吴地著名人物的特点可以看出来，从先秦到汉代吴地著名人物多以武士为主，而唐宋以后则多以文士著称。

西晋时，五胡乱华，中原人士南渡，与当地土著融合，到了唐代，江浙地区也已经是“文史兴盛，群彦汪洋”了。宋金年代，中原人士又一次南渡。自此，江浙地区市民经济繁荣，远远超过了中原地方。

他们善于学习，棉花的纺织技术，是从海南学来的，但是，明清时代，江浙不但丝织业为全国之首，棉纺织业也是最好的地区。

那里社会分工明确，商品流通活跃。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财富大大增加。

商品经济也使得居民的小家庭增加，大的“家族”影响减少。大家族一般来说都是保守的，不利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至少在明清时代，江浙一带，小家庭经济是占主导地位的了。这种小家庭经济，也促使了市镇的大发展。而市镇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

手工业、商业的繁荣使得地方税收增加，财政情况改善。发展公共事业也相对容易得多。

相对于中原地区，江浙一带居民相对生活要好一点，绝对贫困者少，铤而走险占山为王造反做强盗的也少。加上江南偏于一隅，抢夺政权的战争对那里较少。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也较少影响到那里。纵观历史上，江浙地区因战争引起的社会大动乱远远少于中原地区。当然，众所周知，社会安定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条件。

以上所说各种因素，都使得江浙地区在直到清代中期，都保持着较为平安、稳定的发展状况。那里一直是中央政府的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太平天国战争，打断了这种情况。南京成了“天京”，又被攻破，战争中杀戮一空，自不必说。所谓“人间天堂”的苏州、杭州亦在两次破城的战争中受到严重的破坏。更严重的是江南大大小小的城镇和农村也在来回的杀戮中损失惨重，仅人口损失就以千万计。很多地方“十室九空”，一些县区甚至引起了方言系统的变更。

这个过程中，数十成百万的难民，逃向了由西方人控制的上海，缙绅和富商也一起作为难民，带着他们可能带走的财富，逃到了可以作为避难之地的上海租界。这个过程促使了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参见《杂说上海和苏州（2）上海的崛起》2023-8-4 链接地址：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612874-1397801.html）

战争过后，农村的恢复比较容易，而城市的恢复难度就很大了。特别是在苏州和杭州的边上，兴起的是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上海。在此后的近百年中，苏州和杭州的经济地位大大下降，它们几乎成了上海的后花园，成了上海的有钱人闲暇时散心的地方，也成了一些失意政界人士的养老之地。

上海的兴起，形成了来自周边地区的一个巨大劳动力市场。江浙一带是各色人等，都希望到上海这个“洋场”去试试运气。有一些人，在上海的工商企业学习到了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管理方式，回到家乡进行创业。

这样，在苏州、杭州这样的城市经济相对衰落的同时，江浙地区的其他一些城市却异军突起，发展起来了近代的工业和商业，成了这样或那样的“小上海”。

那些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知识分子，首先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先进和中国传统只追求读书做官的害处，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和地位，开始在自己的家乡实行各种近代化的实践。

南通人张謇，1894年状元。他认识到中国要进步，应当开民智、办实业。1895年，他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1902年，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1905年，创建了南通博物苑，这是中国人独立创办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接着南通又办起来我国第一所纺织学校、第一所刺绣学校、第一所戏剧学校、第一所特殊学校和第一所气象站等。南通又办起了榨油厂、冶铁厂、印刷厂等近代工厂，推动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进程。由此，人们称南通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两位参加办“洋务”的无锡籍官员也在无锡的近代化过程中起了带头的作用，他们是杨宗濂、杨宗瀚兄弟。1985年，他们在无锡创办了业勤纱厂。这是无锡近代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民族工业企业之一。

一些在上海的企业受到过历练的无锡人回到无锡，创办起各种民办企业。与官办的以机器制造、开矿等重工业为主的企业不同，他们利用了无锡的民间资本，开办的多为与民生有关的企业。

得以一定程度上复兴的江南农村经济为这些企业的迅速壮大创造了条件。无锡本是著名的江南米市，发达的水陆交通又可以把周边农村的蚕茧、棉花的农产品较快的集中。这样，无锡的民族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例如，无锡人荣熙泰及其子荣宗敬、荣德生曾都到上海谋生，在那里，他们取得了经营企业的经验。1902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与人合伙在无锡创办保兴面粉厂。1905年，荣氏兄弟集股办起了振新纱厂。1912年，又集股在沪创办福新面粉厂。1915年4月在沪招股创建申新纺织厂。1917年起，荣氏兄弟又先后在上海、无锡、汉口创设申新二至九厂，并在沪设立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至1931年，荣氏兄弟共拥有面粉厂12家、纱厂9家，分别约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总产量的1/3，纱布总产量的1/5。

办企业也具有“群体效应”，当时许多无锡人都投资办厂，兴办实业。据统计，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无锡已发展有纺织、缫丝、染织、针织、面粉、碾米、榨油、铁工、砖瓦、石粉、化学、造纸、化妆品、糖果等20个工业门类，拥有工厂315家，产业工人6.3万人，居全国第二位；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3%，仅次于上海、广州，居全国第三位；资本总额占全国第五位。无锡的民族工业迅速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资本增殖最多的地方之一是宁波。宁波是最早开阜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在上海崛起和发展起来的时候（当时上海仍然属江苏省），苏州等地江浙的居民大量涌入上海，宁波的资本和劳动力亦大量进入上海。早期的上海以苏州话为主流，后来宁波口音流行，甚至使得更多上海人的第一人称改为宁波话阿拉。

上海的崛起让早期的宁波商人看到了新的商务契机。他们在金融、贸易、航运、制造等行业崭露头角，被称为宁波商帮。宁波商人足迹几乎遍履天下，以“无宁不成市”而闻名遐迩。他们对清末上海、天津、武汉的崛起和二战后香港的繁荣都做出了贡献，其中不乏世界级的工商巨子。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著名的宁波人包玉刚、邵逸夫等仍然对祖国的建设事业多有贡献。

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国内的战乱，江浙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生了蜕变，在小农经济社会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近代民族工商企业。在20 世纪上半世纪，我国工业化水平普遍较低，这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仍然走在全国各地的前列，无锡、南通、宁波等城市就是它们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