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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跃龙教授访谈
采访人 | 夏菡
Zoonoses杂志大咖面对面系列带您走近那些在病毒、寄生虫领域做出卓越成绩的科学家们。
在首期对话中,Zoonoses编委,担任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青年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的夏菡教授对话舒跃龙教授。舒跃龙教授担任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深圳)院长、教授,同时也是Zoonoses的副主编。
本次对话中,舒跃龙教授谈及了他杰出的学术生涯;全国性流感监控网络系统;对于流感病毒的防控意义;抗击埃博拉的经历,以及身为Zoonoses的副主编对期刊的期待与展望。
我们相信 Zoonoses杂志大咖面对面系列视频一定会让广大的科研工作者获益良多。
以下是对舒跃龙教授视频采访的整理——
1、 您曾经在中国疾控中心工作,2017年进入高校工作,可否为我们介绍两种工作性质的异同。
舒:我曾经在疾控中心工作了十五年,2017年的时候去了中山大学,建一个新的公共卫生学院,也工作差不多接近五年的时间,这两个单位我先讲讲他们的相同点,相同点无论是疾控中心还是公卫学院,他们的研究目标都是公共卫生,也就是公众的健康。所以中国疾控中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这个公众健康的实践者,通过行动,让我们的民众更健康。大学特别是公共卫生学院其实就是为中国疾控中心这样的单位培养人才,输送专业人才,我讲这是他们相同点和不同点,都是公共卫生的这个领域,大家一起工作,前期从我的体会来说,这两个单位应该更加融合,可能才能更加符合将来发展的方向。
2、 您花费数十年心血构建了全国性流感监控网络系统,能不能简要介绍下该网络的创建背景和公共卫生意义。
舒:创建这个流感检测网络一个大的背景是在流感这个领域里面大家一直相信社会化的流感大流行,历史也证明几十年就会发生一次流感大流行,是因为流感病毒的特点所决定的,流感病毒自然分布非常广,自然宿主非常多,种类也非常多,而且他是RNA病毒,病原学特点就决定他特别容易变异,特别容易通过突变的方式,产生新的病毒。一旦产生新的病毒,进入人群就有可能导致大流行,所以大家一直都认为或相信一定会发生流感大流行,历史上多次发生,从1918年,到1968,1957,1968一直到最近的2009年都有这个流感大流行的发生,流感大流行发生一个很关键的核心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早点知道导致流感大流行的病毒是什么,它来自何方,在什么地方发生,在什么地方产生,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实时监测,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由于流感病毒容易变异,所以就导致他的疫苗啊,保护效果不好,为了达到很好的保护效果,就要不停的更新你的疫苗组分,什么意思就说要拿一个和流行毒株最接近的毒株来制造疫苗来达到最好的保护效果,由于流感病毒这种不断变异的特点,怎么才能找到这种最接近的病毒呢,也只有通过监测。
这两种意义上讲,流感就应该实现监测,当然,世界上早就开始检测,在1948年WHO就开始监测,开始建立全球的监测网络,中国作为一个人口这么大的国家,也应该建立自己的流感监测网络,而且中国的各种各样的条件也决定着这样一个国家,如果不建立监测网络,我们就会失去这样一个早期发现病毒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在2004年开始,我们在当时卫生部(卫健委)的领导之下,建立了全国的监测网络,这个东西也不是一天建成的。也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时间证明了这个网络,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多种动物流感病毒感染人。这其实就是一个信号。所以动物病毒跳到人,他可能会导致大流行也可能不会导致大流行。但这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警告,如果把这个信号抓住,每一次信号都抓住,我们就有可能预知下一次大流行这个的力度。所以,通过这个监测网络,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禽流感病毒比如H7N9,H5N6,H10N8,H7N3等等,在这里面,有一些造成一定的人际传播,比如H7N9。如果我们及时的发现,把他们传播链进行及时的中断,那么他就没有机会再在人群里流行下去。有一些他就是偶然的从动物跳到人的这个过程。某种意义是说,人的传染病都是从动物传到人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监测,就能把动物到人这样的这样一个传播过程怎么能够抓住,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早期的预警,这个就是早期的让我们有机会把他阻断,所以我认为,监测网络还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监测网络,也提高了我们国家传染病防控能力。这样的监测包含着很多实验室技术的培训,包括像病毒的分离啊,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核酸检测的方法啊,这些技术就是需要你不断的培训,在这个网络里不断地发挥作用,这个队伍在这次新冠疫情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核酸、抗体检测和病毒分离不需要培训了,有一个队伍已经在这里,只针对新冠病毒,拿新冠病毒的引物探针来做实验就是了。
我觉得国家应该加大投入,加大我们的监测网络,扩大我们监测网络中这个工作的内容,比如说我们之前可能对流感进行监测网络,应该把冠状病毒这样的也纳入监测网络,同样可以达到我刚才说的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能早期发现从动物跳到 人的这样一个事件,可以发现就有机会早期阻断他,H7N9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虽然他从动物里跳到人,有一定的人际传播,但是早期我们就把他阻断了他没有机会在人去不断适应。
第二,大家也看到了,不论是新冠还是流感,现在的疫苗,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这个病毒不断地在变异,只有不断的更新疫苗的组分,才能最好的达到保护的作用,比如现在以德尔塔病毒为主,就要适应德尔塔,才会有最好的保护效果。
3、 您曾担任WHO全球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主任,可否介绍一下该中心的创建背景、运行机制和对我国流感防控的积极意义。
舒: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从1948年开始,就在全球开始建立全球的流感监测网络,他的目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两个点,一个是流感大流行的早期预测,一个是更新每年的疫苗组分,因为这两个目的,他在全球设立了全球的流感研究中心,负责每一个国家的资料的收集,样本的采集,数据的汇总。而样本采集数据汇总之后给谁呢,WHO提出来就是两个国家承担,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美国就是美国的CDC。英国就是当时的国立卫生研究所,现在改成了叫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字,把所有的资料汇总到他们由他们来进行分析,来进行风险的评估,特别是一个很重要的职责是每年的疫苗用什么样毒株来生产,由他们两家单位,来进行判断,推荐给企业,由企业对这个毒株的生产,后面随着这个网络的不断地扩大,不断地完善,那么后面就有日本国立医学研究所,然后还有澳大利亚这个加入,就由他们四个国家,这个WHO就起了个名字叫全球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职责没有太多的改变,由于我们抗病毒药物得不到使用,他的一个职责就是说,每年对这个,这个耐药性进行统计分析,为临床用药提供一定的指南,比如说这个药物耐药性太高了,就不推荐使用,因为还是药物,有很多针对流感病毒的药物。
但另一个很大的职责就是,这四个合作中心,就是给全球的其他国家提供技术的培训。那我们国家呢,在改革开放之后,就成立他这个国家流感研究中心。组成成分,就是和这个网络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一直不是他的合作中心,也就是说最后做决定的你不是其中的一份子,所以后面我们从07年开始,希望就是说能把中国,那为什么说那时候开始提出来,我们也建立一个特别大的监测网络,中国对全球的贡献是很大的。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毒株,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的监测信息,提供了很多了数据。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理应在你们做决定的这个过程中是其中的一份子,所以我们2007年申请了WHO通过两轮的评估。2007年申请评估了一次,2009年又评估了一次。2009年评估以后正式批准我们成为全球的第五个合作中心,也就是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代表,也就是中国国家疾控中心主任大概就每年参加这个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然后呢,现在其实上有一个很好的机制,他每年开两次会,一次是二月份开一次会,决定北半球国家的流感疫苗组分,一次是九月份再开一次会决定南半球国家的疫苗组分。前几天刚刚结束的北半球的疫苗组会的推荐会也决定了疫苗的组分,每次的疫苗组分就是这两次会议来决定,也就是这五个合作中心为主体每年决定这个事情,当然在流感大流行的时候,流感防控策略,比如2006年甲流的时候重要的防控策略的文件,也主要由这些单位来牵头,来协助WHO制定主要的技术文件,所以他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就把流感这样的传染病,在全球上第一次形成合作的这样机制,第二形成了非常合理的议事规则。第三呢,能够有效的调动全球的力量来应对流感这样的传染病,机制是非常好的一个机制,我相信WHO未来冠状病毒也会采取一种类似的机制来进行这样一个防护,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两个病毒太像了。将来可能还是一个长期的,合作的这样一个防护的过程,这样的一个机制,体系,我觉得对全球都是非常重要的。
4、 流感病毒是您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在老百姓嘴中经常听到人流感,猪流感,禽流感,您可以科普一下这三种流感的区别吗?
舒:刚说了这个流感病毒呢,他的宿主范围分布的非常广。可以概括简单一句话就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都有流感病毒,这些宿主里面都有流感病毒,人们按照流感病毒感染宿主的不同,就比如说感染人的病毒,我们就是叫人流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季节性流感,第二个比如说感染禽的,感染鸡、鸭、鹅、野鸟,那就叫禽流感。感染猪,我们就叫他猪流感,他还感染其他动物,比如感染马,就叫马流感,比如感染水里,这个海豹,他是根据感染宿主的名称,称为不同的病毒,这也反映出了流感病毒在自然界分布的复杂性,也正是由于他生态分布的复杂性容易造成大流行,一种病毒比如从猪里面跳到人里面,他就有可能引发这样的大流行,是因为这两个病毒是完全不一样的宿主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对流感防控挑战最严峻的地方。
5、 除了流感,您团队还涉足其他哪些人兽共患病?
舒:我自己的团队主要还是做流感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想来,你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以前讲人兽共患,其实更关心的就是动物源性的传染病,从更广泛的角度讲,我们人类现在的传染病都来自动物,只不过是有些,有些传染病在人类进化史经过漫长的进化。他在也回不去了,比如之前我们说天花,如果你看天花的历史,他还是从动物到人,只不过在人里面时间太长了,他回不去了,所以没法人兽共患。但是有一些不是的,他在人里面传,流行,他还可以再到动物里面,到动物里面他可以再到人里面,这种疾病对我们的威胁就是最大的。所以在将来我相信在新发传染病还是围绕这个来防护,就是说怎么防控动物上的跳到人身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6、 在2014,2016西非埃博拉大爆发期间,你也曾经到塞拉利昂进行抗击埃博拉,这段时间,对您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难忘的历程,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经验吗?
舒:当时在受这个国家卫生部(卫健委)的委派吧,我当时担任队长,带了一只队伍去了这个塞拉利昂,主要是支援这个塞拉利昂这个国家当时西非三国,塞拉利昂是其中一种,我们去了之后呢主要做了几件事,第一个呢就是帮他们进行病例的监测,所以中国政府当时在那建了一个P3实验室,所以我们在那帮他们进行病例的监测,其实我不是第一批去的,我是第二批去的,我们前期的这个第一批监测的这个技术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延续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确诊病例,排查病例,我们去了就做了两个工作,第一个工作就是我们当时觉得就是还是要培训他们当地人,所以我们办了多期的培训班。帮他们培训技术人员,第二个我们当时带去了一代测序帮助他们国家建立了一个测序平台,这个其实也发出了很重要的作用,大概可以看出测序的数据对病毒的溯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检测你只能知道是阳性还是阴性,你不知道他是怎么传播的怎么感染的,所以这次大家可以看出来新冠里面测序就是可以溯源,我们当时给他们建了这个测序的平台并培训给他们,这是我们常规的两项操作,我们去了还帮助当地政府,因为我们参加他们一个防空小组,专家组的会,帮助他们在防护技术上进行一定的建议。
这次给我的最大感受传染病真的应该是无国界的,因为那时埃博拉传到中国的风险应该是非常非常低,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去支援他呢,传染病是人类的敌人,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一起来应对传染病,所以我认为当时支援西非,帮助塞拉利昂埃博拉的抗击,体现了人类的团结,当时我所在的塞拉利昂不仅仅有中国有英国的专家组有美国的专家组,有非常多国家的专家队,大家在一起开会,讨论,我觉得那种精神就是人类应该有的精神,所以我们不应该像现在这样,这个新冠疫情的应对没有体现团结,我觉得这是可悲的,我相信人类大家是能团结起来做好的,所以那时在西非,埃博拉那么严重的传染病,我们都能把他控制清零了,应该来说,因为我2015年参加了全球抗击埃博拉也还是经历了这次全球抗击新冠,应该说还是颇有感触。希望人类能从正反两面吸取教训,做好抗击下次传染病的准备。
7、您今年还担任了新创期刊Zoonoses的副主编,您对这本期刊,有哪些期待,又有哪些建议?
舒:我有幸能担任Zoonsoes这本杂志的副主编,我认为这本杂志就是非常非常重要,要我说我们人类的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应该加强在人和动物的检测和研究,这本杂志我认为就是为这个创办的杂志,就是如果提高了人和动物之间界限的研究,提供这样学术交流的一个期刊,所以我认为这个杂志定位就非常的好,也非常契合适合我们再次面对动物和人的传染病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一本杂志。所以我也相信这本杂志会办得越快越好。
至于期待呢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作为副主编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在这本杂志的发展上,第二个呢,我想要通过各种渠道来宣传这本杂志,对“人类非常有影响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作为一本特别的学术刊物,促进全球不只是中国这样的一个学术研究。
采访人:夏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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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1-29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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