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时间简史》的作者、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去世了。这使我想起，以前在课堂上提起丘成桐、陶哲轩，也提到过张益唐，发现同学们都没听说过。其实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即便听说过，也很少去看他们写的文章。也许，学问这东西还在于因缘际会，可遇而不可求。至少，数学教科书其实是和”数学的学问“没有太大关系的。教科书里的内容好比流行歌曲，人们可以跟着唱一唱，但不知道词曲怎么写，也不会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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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阶段嘛，都说是“打基础”，其实有很大的盲目性。没有目标就没有动力。从认知的角度看，人们首先是对某种具体的事物发生兴趣，然后才会产生探个究竟的欲望。比如，看到玩具汽车的马达旋转，觉得有趣，才可能想要了解它的工作原理。正常的认知顺序应该是“Top to down”，即从上到下（由宏观到微观）、由表及里、由果索因，等等。但数学教科书、甚至文章，倾向于颠倒过来。先是被迷惑，转过身又去迷惑别人 —— 我不欣赏这种类型的“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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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的主张，大意是“你怎么想的就怎么写”。深以为然。这本书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也许是我父亲从公司的图书馆搞到的，老早以前看过，前几年我又特意翻出来，寄到太原。回头我再找找看。我从小就喜欢做“研究”，从机械玩具、钟表到电视机都拆过，挨过好多打。没办法，要用其中的零件做东西。高中的时候做过调频话筒，对着那东西说话，附近的收音机里会传出我的声音。初中的时候我买了一本航模书，很厚很大，自己摸索着做了一个简单的，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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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来，所读的大学跟高中时期设想的，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越往上读越感到糟糕。啥嘛[\不屑]。到了西安、太原、北京，生活水平一路下降，等待我的是太阳的故事*。初中的时候我一个人住一套楼房（两室一厅），有时邀请要好的伙伴一起住，研究气功、琢磨围棋。想起来，那还真是阳光灿烂的日子。80年代中期是城市人最富足的年代，文化生活也很丰富，红楼梦、西游记都是那个时期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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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高中后期，学校新盖了一栋办公楼，设施精良，比这个单位的主办公楼好很多。当时已经发生了海湾战争，我们在那里听过专家报告。按照这个背景，进入大学就像进入了村子里。当我在家里组装话筒的时候，我那些同学多半在地里拾稻穗、挑粪。有时我还真想上山下乡，补一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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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学里，好像有“霍金是霍金、你是你”，这种暗示看不见、摸不着，但一直存在于空气之中。久而久之，也就真的成了“霍金是霍金、你是你”。暗示这种东西非常隐蔽，但却非常有力量。这是一种世界观。什么时候能够打破这个世界观，什么时候才能说——我在大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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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来说，我认为学生们不是脑子不够用，而是胆小、倾向于退缩。其实，没人会告诉你该研究什么，该不该研究黎曼猜想*这类大问题，因为大部分老师也都胆小、倾向于退缩。可能，把这种实际情况告诉学生们，让他们去自由探索，或者同他们一起在黑暗中摸索，哪怕暂时不成功，也要比给他们讲一大堆课管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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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把一切权利都交还给他们，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判断去决定该学哪些知识；当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鼓励他们自己去摸索，该花多少时间就花多少时间，让他们确信那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老师们干什么呢？爱干嘛干嘛呗，大家自由。喜欢讲课的，就到网上去讲课、赚打赏；喜欢研究的，就在家做研究；喜欢转化的，就开公司、搞研发。干部、领导也都到网上去开会、讲话、学习——这是最大的群众路线。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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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首发于单位群邮件，原标题“加贴”。略修订（增加了一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