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文是过去一个多月陆续发到相关研究群体的邮件内容，现在公开发布。]    4263//7/30

一

刚才喝了一杯“健力宝”，现在又满上了一杯。不知道这回又要讲些什么事情。

* * *

说说北京的事儿吧。我刚到组里的时候（2002年10月），除了一位同学外，其他的学生全都是“联合培养”过来的。我所在的实验室有四位硕士生，两位博士生，其中五位都是同一位导师“送”过来的，就是我那西安的导师。记得我在西安的时候，有一天接到电话，电话那头问我要身份证号码。我告诉对方后，对方轻轻地说了声“谢谢”，然后就挂了。事先应该有人跟我打过招呼，我现在记不清楚了。但我非常肯定的是，我不知道为何需要我的身份证号码，我也没问。记得有一天，导师跟我打电话，让我去办公室。到了以后，她不动声色的问我是否对微分方程感兴趣，我说不感兴趣。当时我头脑中的微分方程停留在本科时代；在单位的时候也给一位老师做过常微分方程的“助课”。我想不出微分方程有什么让人感兴趣的地方。接着她又跟我介绍说，北京这边有位“年轻的科学家”，问我是否愿意去那里做。我一听“北京”、“科学家”，觉得是好事，当时没多想，但也没有确定，只说先去呆两个月看看。

二

到了7月份放假前，我到九章书店买了一本Fortran语言的书和配套练习册，那时我已判断出绕不开的东西，同时买了一本边界元的书。假期回到太原家里，在书本上学习Fortran语言，大概花了四个星期，然后就盼着假期结束，以便回到实验室进行编程实践。这期间也思考了一些边界元的技术内容，有了一些眉目。

三

四

回到开头新来的那位女生。她是另一位导师的学生，长相和气质都好。她坐在实验室一进门右手靠墙的位置，而我坐在左手靠墙的位置。有一天早上，我来的较早，开灯的时候看了往那边桌上看了一眼，发现屏幕开着。从我站的角度看屏幕有些闪烁。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知道那是屏幕的刷新频率低造成的。当时实验室没人，我就走过去调整屏幕，结果忽然死机了。我心说麻烦了，然后就离开了那桌子。过了一会儿，人们陆续到实验室上班。我听到她自言自语地说谁动了她的计算机之类。我犹豫了一下，就把刚才的经过说了出来。那种情况有点尴尬。大概与那女生同时来的还有一位退休反聘的研究员，坐在她对面靠窗户的位置。他们那边只有两个座位，挨着他们的隔档有两个柜子；而我这边有四个座位，由隔档划分开来。有一天晚上，只有老李在场，我站着跟他聊天。一会儿，我压低声音作出呼喊道：“娜娜，我爱你~~”，然后一顿笑。老李惊讶的看着我。

五

天又亮了。。

六

七

导师有指导学生的义务，学生则有监督导师的功能。

八

很多时候，人们会不自觉地支持强盗的逻辑。

九

十

十一

北京的事儿就讲到这里罢。

尾声

时间和顺序中蕴含着很多信息。

* * *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中，我在11封邮件中回顾了客居北京期间的一些情况。第11封邮件是上周休假返回后写的，有些仓促。这两天我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这些邮件的内容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写的。现在，我愿意抛开时间和顺序，作一些补充和评论。

这些年的经历使我对所谓的“成年人”形成了较深的认识。大多数成年人都有一种“病”，我称之为“成年病”。由于成年人长期处于利益关系中，就逐渐地养成了时时事事都站在“利”字上的习性。这样一来，有些地方他们就很难达到了，比如那些被环形的“不利河”包围着的地方：在河对岸的“利”和脚下的“利”中，他们总是倾向于选择后者。我初中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片名叫《鹰爪王》，讲的是三种极厉害的功夫：铁布衫、金钟罩和大力鹰爪功。前两者功夫是一种气功，练成后可以“刀枪不入”；而练成后者功夫的，手放到人的头顶上就能将人杀死。影片中的反派人物集三样功夫于一身，可谓是攻防兼备，天下无敌，人称“鹰爪王”，杀人无数。但是他有一个弱点，就是“气门”，打中后非死即伤。我记得电影中提到一本破解铁布衫和金钟罩的书，大概是关于“气门”的位置。鹰爪王也知道这个弱点，于是他花了很多年将“气门”的位置转移了。结果很多跑去打“气门”的人，都被他抓到脑袋死掉了。但是在最后一场打斗中，对手通过试错的办法探出了转移的“气门”，将他给打败了。受此启发，我曾考虑写一本书，就是教人如何破解“成年人”。

2005年前后，南京那边提出一篇综述文章，并在其中质疑1995年的文章。彼时老李处于停滞时期，正在发愁毕业。他有时会在实验室里私下批评老板，甚至表露出离开的想法。我在这方面主要是受到他的影响。以前我从没想过还能批评老师。我现在的年龄就是他当时的年龄。这篇文章对于老李而言来的很及时。老板需要反驳这篇文章，于是两人又尿到一个壶里了。我大致了解到，两人在反驳的文章中指出了对方文章中的一些问题，但有所回避。对方又追加了一篇两页的“回复”文章，再次指出那回避掉的问题。然后这边就置之不理了。顺便提一下，对方的回复文章我也看过，他们坚持的地方恰恰不正确，是一种误解（对此，我已通过正式的学术途径间接地指明了）。大概这种误解有一定的迷惑性，以至于双方作者及审稿人，总共五个脑袋，都给绕进去了。从后来的某些迹象看，很多人还没搞明白。2006年在北理工召开的某国际会议上，我遇到了照片上貌似“华仔”的那位日本学者，他看了我的海报后，问起无散条件的事情。他讲是的日本英语，我费了好大力气才听懂。日本人讲的英语太可怕了。

这次“踢馆”事件，对于老李而言，多了一篇文章，博士论文也多了一些“填料”。表面上是这样，其实还有更深的影响。老李的文章还不够毕业，而那篇质疑的文章，虽然没什么章法，其中的参考文献却将他的视线引到了一些相关的文章上面。不久，他拿出了一篇线性的文章，消除了边界元方法中的“法向导数”环节。没了法向导数，就等于绕开了边界元（至少当初我是这样看的）。认识到这一点后，我感到很恼火。“You are finished”的故事，大概就是这期间讲给我听的。不过那时我腾不出时间细看老李的文章，但隐约感到情况不妙。情况就是这样，一开始你不会太在意，或者还没反应过来；逐渐地，情况就变得越来越清楚。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完全可以换个角度考虑问题，但在当时都陷到一种思路上去了。经过几年日日夜夜的煎熬，工作逐步成形了，来了这么一下，换了谁都会很不高兴。老李提出的线性公式，从形式上看，其实以前就已经有了，所以充其量属于“重新发现”。他们将这篇文章“扔”到国内非天文的期刊上了。这样老李又凑了一篇文章。

老李一直比较悲观。那些年他一直和老板密切合作，按理说省却了不少弯路，肯定获得不少潜移默化的传授，但他似乎没有形成能够支撑长期研究的“学术理念”。他总觉得没做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这篇凑数的线性文章，对老板的启发很大。他一个箭步上去，搞出了非线性的版本。此后，老李又推导出了球面外推的积分公式，草草地“扔”到国内某大学学报上去了。他没有时间了。在我的印象中，他没有给学校贡献“第一单位”的SCI文章。新的非线性版本出炉后，老板算是长出了一口气。早期的时候，西安导师曾在某场合跟我们讲科学家“有点骑虎难下”，还说让我们三人过去“加强”一下他的力量。但当时我并不清楚所指。实际上他和日本人的合作文章在圈里有争议也不是什么秘密。可能是日本人的影响很大，“罩”着他。说来也怪，有不少“大佬”罩他。那时我在想，我还不懂研究为何物，怎么去加强力量呢？其实刚到组里不久的时候，科学家曾跟我讲过“力不从心”的话（后来说起时他不承认了），可见当时的情况是很困难的。早期的时候，我们曾有两次长谈。记得有一次是下午四点开始，在他的办公室谈话。到了吃饭时间，看我没有走的意思，就一起到大地餐厅吃晚饭，他出的饭钱。回来后又接着聊，快到12点了才结束。他打车回家了。这种谈话可以拉近关系，但没有技术成分。“力不从心”的话大概就是那时说的。假如他在早期的时候，肯花8个小时，教我一些技术内容，引导我多看些文献，我的进步应该会很快，至少会省却很多不确定。比如，Fortran语言是否必须掌握？边界元原理是否必须掌握，等等。如果我的文章赶在他们的进展之前出来，我就不会感到那么难堪了。

从以上的梳理中不难看出，“踢馆”事件引起了一系列的进展，而老李间接地立了一功。虽说后来者做得文章也很漂亮，但都属于派生的性质，心理上的困难不会那么大（我可以这样讲，2006年的文章无论如何都不会倒掉，而且一定还会有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我顶着压力投出了一篇线性的文章。当初投稿的时候是2006年3月，而那一年陆续出来了好几篇非线性的文章，所以在大修期间我的压力越来越大。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曾提出一种奇特而有利的数值现象，并且给出了理论解释，单独写了一节。我在草稿中用“ surprising”来形容这种现象，他看了以后让我把这个词去掉。结果审稿人说那现象“ surprising”，这样就显得我们“想当然”了。他就是这样，任何时候都要显示出“举重若轻”或者“想当然”的样子，似乎这样就更利于接受似的。国内的一些学者可能有这样一种毛病，就是喜欢抓人短处。为了避免被抓到辫子，就养成一种“平淡”的语气，可以不引人注意。而国外的学者似乎更具建设性，不会那么“阴”。比如，国内一些审稿人，只要找出点错处就会立即拒稿，好打发了差事。而国外的审稿人，一般都比较客气，而且会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2007年元月前后我投出了修改搞，然后就忐忑不安地盼着审稿意见。根据第三作者的建议，我去除了那部分内容，并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我围绕那部分做了半年后，做不动了，很困难的事情。元月初的时候，我的精神已经比较差了。有一天我哭着打电话给他，求他帮我搞毕业论文。他说那是我自己的事情。随后，又说近日要来西安出差，届时可以讨论一下。当时我一下子就来精神了。但见面后还是那样，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讨论。后来我就不指望他了。从那时以后的某个时期开始，大约有两年没有联系，直到毕业后才又恢复联系。2007年生日那天，我收到了录用通知。。。这篇文章的发表经历使我感到，虽说人们天天喊创新，但特别出乎意料的东西，如果不到火候，最好不要急于发表，否则会碰壁。此后，我感到超越不了这篇文章了。而且，非线性的文章开始满天飞，显得我这篇文章一出来，就从“棋盘”上去掉了。实际上，这种思想还是自主性不够的缘故。假如是老外，他们会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老外就是标准，他们做什么都对。而我就必须跟着跑？ 我现在倾向于否定这种“60后观念”。

到了5月的时候，家里人带我去第四军医大检查。排了一上午的队。等检查完了，到了下午再去时，换了一个医生。他诊断不了，问我自己觉得是不是。我说是吧。开了一堆药，有中成的胶囊，也有西药。吃了药以后，我发现症状加重了。以前我早晨起的晚，但还能起来，吃了药以后发现身上没有力气了，脑袋也有些发胀。之前我怀疑自己抑郁后，就查相关资料，知道吃药后反而会加重。那时躺在床上起不来，身上像压了一个大磨盘，就像电影《蹉跎岁月》中的某个片段。有时我发愁的想，这社会要往哪里去？在这种情况下，我挣扎着写了一个两页的小短文，后来也没有收入博士论文，题目不相关。那时好像什么信心也没有了，既不能思考，也没有了工作的能力。就这样熬着，到了2007年9月又投出了一篇线性的文章。之前本来是中文草稿，但投稿前跟科学家联系，他建议投到《太阳物理》，我又用英文重新写了一遍。10月前后，计算机坏了。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计算机，2006年返回太原后买的。当时我提出要把组里的计算机买下了，但遭到拒绝，回家后我就买了一台配置尽可能相近的机器。维修计算机期间，我没法计算，暂时从程序中解脱了出来。期间我拿出之前思考的东西，从最简单的情形推导，结果出现很妙的东西。我的抑郁就像肥皂泡一样一下子不见了。那以后我的精神变得越来越好。话说简短，这件工作进行到第二年四月被打断，就放下来了。有所突破，但没有成形，至今没拿出任何成果。但它却治好了我的心病。我精神不好期间曾想到过出家。

快到2007年底的时候，我开始催审稿，期刊承诺的审稿时间已经超出了一倍。等审稿意见来了，一看又得大修，而且审稿人有误解。折腾到了2009年3月才投出修改稿（有其它原因）。投稿后过了几周，不见送审，我询问缘由。编辑部答曰正在重新找审稿人。我说让原来的审稿人来审。第二审很快回来了，大约两周时间。审稿人承认了第一审中的误解，又提了几处修改。之后好像还有一个回合，记不清楚了。最后主编提示，按审稿人意见修改后，他们就录用。这里想说的是，之所以坚持让原来的审稿人审，意在纠正其头脑中的误解。实际上，到了2007年底，我的工作量已经够毕业了，完全可以先毕业，但我没有那样做。当时有人表示不理解，不明白条件够了为何还不毕业。其实很简单，搞大论文很费精力和时间，我不想中断当时的修订工作，而且那时我和审稿人“顶”上了，不想败给他。3月投出那个修改稿后，有一天晚上我从校外回来，后背忽然疼了一下。不久之后我便决定毕业。实际上之前已经断断续续地写了一部分大论文，4月份完成稿子提交了。答辩后过了几周，拿到了学位证和毕业证，上面的日期是：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本来想在今年六月二十六日写完此稿，未能如愿）。

最后我想说：如果说“大李”帮他打通了非线性的道路，“小李”则帮他巩固了线性的工作。我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做线性无力场外推的人吗？如果是，那我算是结束了一个时代；如果不是，那些轻视线性工作的人可能要反省一下他们的“线性思维”了。

* * *

毕业四年了，以上就算是“厚葬”一下那段逝去的岁月吧。以后，可能我也变成“成年人”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