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再看独克宗  --  再说大火的气候和文化要素

最近有记者问我独克宗大火的背景，我又分析了一些文化要素。什么是文化？按照我的理解，文化就是我们的所思所想，是规范我们思考方式的一种氛围。既然国内强调统一，大家都用同一种方式思考，我就用另一种方式来思考，这里来认识一下独克宗大火的文化背景。

1. 为什么是云南，而不是其他的城市？因为其他城市钱多，经过城市改造，消灭了古城（棚户区）的同时，也避免了燃料的堆积，增加了防火间距。所以，所谓的现代化是以建筑文化的改变为特色的，美国有个人类学家（Robert H・Lowie），把建筑方式从竹木建筑向砖瓦建筑的改变当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显然他并不理解建筑文化对当地气候的依赖性。云南是中国最后一块比较温暖潮湿的欠开发地区（还有未开发的古城区存在），所以大火是可以预料的结果。云南当前的火灾形势，大体相当于汉代的洛阳，南北朝时期的南京，唐代的江西，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明代的福州和徽州，清代的重庆和武汉。

2. 为什么城市大火很少在北方发生？因为北方人口少，不会密集居住。北方风大，火灾蔓延快，所以北方城市只能靠防火巷来达到防火隔离的目的。如果密集居住会成灾，几次大灾下来，人口就不会密集了。人口密集导致严重火灾问题的代表是徽州和杭州，徽州地少人口多，杭州地少移民多，都是不可避免的消防困境。 

3. 外来人口不习地方文化，包括消防内容（比如取暖器不是当地原有的取暖应对措施），外来的取暖技术遇到当地的燃料风干形势，就是火灾实况的关键要素。城市大火通常有外来移民的贡献，如宋代的杭州和鄂州（武汉）。

4. 古代没有送水设施（需要泵浦驱动），所以停水是最简单的防火办法，比如司马光砸缸，就是宋代的消防设施（室外开口），也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风水理论的源头之一。 独克宗大火的性质，在于水源丧失，理由是气象条件的变化和地方的建筑和消防文化发生不协调的结果。明代故宫消防缸配给木材，防止结冰，显然，古人更明白水源的重要性（据明代宦官刘若愚的记载，“凡遇冬寒，宫中各铜缸木桶，该内官添水凑安铁刍其中，每日添炭，以防冰冻、备火灾，候春融则止。”）。显然独克宗当地消防并不理解温度降低与火灾形势的关联，所以会发生关键时刻，没有水源供应的问题。具体情况，并不详细，在强大的问责制文化面前，国内发生的任何灾难都无法调查清楚真相，这不仅是水平问题，也是因为制度不允许有真相公布。你看到的真相都是有选择公布、应付民意的结果，并不能反映火场的真实情况和教训。这样做，可以对付民意，却不利教训广传。

5. 在水源因气候变化而丧失的问题上，新疆乌鲁木齐德汇大火是典型的灾难样板，教训是极其简单深刻的。为什么前鉴未远，还会发生消防水供应不足的问题？这就是体制的问题了，我国的非职业化消防有很多技术和文化问题，都被藏着掖着，我们看不见而已。

6. 一般而言，人口密集，文化发达才会有大量的人口和大量的燃料。同时古城不够发达，才会仰赖木材作建筑材料。所有这些定位古城古寨的旅游点，都面临相同的消防困境（燃料多，人口杂，他救远，自救差）。本来随手可灭的小火，因为早期的应对不当而失控。为什么应对不当？因为当事人不是本地人，不熟悉当地的火灾蔓延特征，因此不能做出有效的应对措施。

建议内容：

1. 地方消防队伍是消防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理当得到重视。1月13日，香格里拉县政府召开新闻通报会，通报独克宗古城火灾初步原因为，如意客栈经营者唐某因用电不慎导致火灾发生。1月14日，迪庆州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州公安局副局长称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并不认可县政府通报会内容。显然，州政府做错了，地方消防第一位的，他们有守土安民的职责，上级单位不应干涉地方。然而，上级的干涉似乎是常态，这就是以集体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美国联邦政府是不会干涉地方消防的，如果火场损失太大，才会有ATF和FBI出面调查，补偿地方科技实力的不足。

2.    尊重当地的建筑文化和防火文化，根据当地的建筑文化制定消防应对措施，或者根据当地的消防文化和防范能力制定建筑规划。这需要尊重本地消防工作者的意见，放弃上级的硬性干涉和摊派，这又是体制难题。

3.   积极展开地方自救的努力。使用者就是防范者，“我爱我家乡”，“消防靠大家”。我国“防民甚于防火”的地方消防文化，需要加以改变。 晚清民国时代的水龙会、救火会，在新中国政府全面镇压乡绅阶层之后，一撅不振，50年代就不敢救火了，天津救火会坚持到1980年才消亡，虽然有气候变暖的贡献，关键是文化的因素。救火会以人为本，违反了新中国集体为本的当代流行文化，所以被放弃。现在又要以人为本，于是水龙会和救火会又兴盛起来，自救第一，这是全世界的大势所趋。

4.     把设备和文化结合起来，需要专业的咨询。

5.     认清气候的贡献，积极应对气候带来的长远影响。（潮起潮落，都有着气候的贡献）

6.     大规模社区火灾问题，说到底是当地的建筑文化与当地的气候变化发生的冲突。没有人能够制造如此规模的大火，大火一定有内在的地方文化要素。气候变化是推动当地建筑文化变化的动力之一，比如阿姆斯特丹在两次大火之后，建筑风格突变，再也没有发生重大灾情。类似局面出现在很多国内的城市，比如云南姚安（1568/1596）、台湾宜兰（1810/1852）、四川乐山（1582/1609）、四川忠县（1770/1812）、安徽休宁（1513/1541）、安徽和县（1178/1212）、山西汾阳（1551/1581）、广东南海（1839/1854）、广东澄海（1762/1795）、广西苍梧（1728/1766）、广西南宁（1673/1714）、广西梧州（1741/1768）、广西荔浦（1528/1566）、江苏淮安（1768/1794/1835）、江苏镇江（1137/1159）、江西景德镇（1476/1510）、江西武宁（1706/1740）、江西瑞金（1673/1705）、浙江平湖（1814/1850）、浙江平阳（1690/1726）、浙江龙泉（1472/1513）、湖南常德（1730/1763）、湖南湘乡（1531/1551）、福建寿宁（1545/1579）、福建将乐（1636/1666）、福建崇安（1748/1782）、福建建宁（1630/1671）、福建建瓯（1587/1610）、贵州独山（1709/1733）、贵州铜仁（1665/1683）、辽宁铁岭（1572/1594），注意他们发生大火的时间是符合气候变化周期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大规模城市火灾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过程，只有经过大火，才会发生建筑材料、风格的改变，才会形成地方的建筑文化。徽州防火墙，是典型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之一。

7.     中国的古城古寨，也需要在维持传统和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恰当的平衡，从而改进消防投入和提高安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