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美国加州的灾情与应急管理

最近，有一篇文章《为什么一场山火会难倒整个美国？中国留学生：这才是西方真实模样》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位留学生走马看花，对美国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表面，就敢妄言美国啥也没有，真是无知者无畏，什么话都敢说。这里我来说一说美国当前的困境，及其灾难的文化原因和背景。

加州的火灾问题，历史悠久，有谁意识到在1849年之前，气候如此美好的加州那么大，居民只有2000多人（为什么人口少，因为森林资源多，没有相当的工具，无法在森林中存活），所以1849年第一批到加州淘金的人，被称作“49er”。从2000多人到几千万人，加州只不过经历了不到200年的时间，这说明加州曾经有过巨大的灾情隐患，只不过近期没有发作而已。由于地质原因，加州的地震是一个潜在的危机。由于开发比较迟，加州的森林野火是另一个潜在的危机，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地震和火灾结合到一起，产生了巨大重大灾情，一直是加州应急工作者担心的灾情对象。加州的消防水系统与别处不同，到处都有抗震设计，防止一次简单的地震破坏消防水的供应，这是一种防灾文化。

该留学生对应急管理的最大误解，是以为应急一定要不计成本，而真正的应急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有着全周期成本的考量。为什么一定要救灾？防灾也是应急管理的一部分。美国人认为东方的文化中应急管理都是事后管理（马后炮），其实就是认为东方的事后应急已经偏离了应急管理的本来目标。应急管理是减少损失，你不计成本地投入减灾工作，本身就是违反经济学原理和应急管理原则的。真正的应急管理是以事先预防为主的，按照应急计划按部就班的响应工作，这恰恰是该留学生看不懂美国的地方。

为什么美国不会像中国那样全民动员，积极抗灾？因为美国有应急计划，一切都是按照应急计划的行动，井井有条才是正道。如果要全国动员，虽然表现出了你的救灾诚意，但另一方面说明你前期工作没有作好，属于不称职的政府行为了。所以，美国总是按计划行动，很少进行大规模的救灾动员。救灾是有成本了，按计划的救灾有人报销，超出计划的部分，总要有人接单，这一点对于预算严格的政府来说，不能随意支出。

为什么最近的美国会有重大伤亡？这位留学生对灾情有很大的误解。灾情未必代表着伤亡，比如1987年的大兴安岭大火中，有户籍可查的死者是213人，这些人大多是被主动动员进火场灭火而牺牲的。1年后的黄石公园大火，与大兴安岭大火规模相似，却没有一人伤亡，为什么差距那么大？因为应急管理的目标不同。我们不能说管理者故意害人，但是对灾情的认识差异，对灾情的准备程度差异，和对生命的认识差异，往往决定了救灾的结果。立即救灾未必是良策，真正的应急管理需要权衡各种条件，才能做出最佳的选择。

为什么同等灾情下，中国的损失比较小？因为中国人手中的对抗武器很少，一旦有人提供疏散工具，绝大部分人立即撤离，没有其他的选择项。而美国人更看重自己的家园，以为自己有汽车，有发电机，有洒水设备，就可以对抗火灾了，所以美国人很多选择主动留下了对抗火灾，这是导致此次火灾生命损失巨大的原因。想当年，美国的加州州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Richard Nixon同志，也曾经卷起袖子，打开水龙头，给自己的豪宅洒水，对抗火灾。这是美国的一种文化传统，当你成为有产阶级，也会这么做的（主动留下来，保卫家园）。美国的应急管理者很强调心理学对应急疏散的作用，如何让当事人放弃对抗的努力，选择逃生，才是美国应急管理的主要任务。所以，美国的应急管理研究者大多拥有社会学学位，比如负责偏远地区社区火灾的Erika Kuligowski是消防工程硕士和社会学博士。只有社会学才能解决应急管理的决策问题，而我国的应急管理者大多是工程或运筹学背景，这本身是不正常的现象。应急管理的对象是人，人具有很大的决策不确定性，需要社会学家来诊断，而不是数学家来简化。

之所以伤亡那么大？显然是留下来的人错误估计了形势，对灾情的严重程度发生误判。我国的民众没有对抗的武器，当然就不愿意留下来，因此伤亡率低。至于鼓励民众去救火，过去是经常性动员民众，现在以人为本，很少动员了。事实上，火场大部分死者，都是死于对灾情的误判，而动员救火，往往也是对灾情误判的结果，只不过死者都是英雄，没人追究决策者的失误而已。没有专业设备，没有专业工具，我们不鼓励救火，因为生命比烂木头重要多了，生命比烧掉的物质财产重要多了。宣传赖宁救火，不仅仅违反了《中国青少年人保护法》，其实也是对人权（生命权或生存权）的侵犯和践踏。以人为本的观念，颠覆了以前以集体为本的观念，所以大家很难理解中美之间的英雄观为什么差别那么大。所以，在这种火场面前，救火需要权衡各种利弊，不是简单地救火或简单的逃生。

该留学生显然对美国文化了解很少，不知道美国的戏子罗纳德·里根，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排名第三，仅次于华盛顿和林肯。里根虽然啥也不懂，但手下有一批高水平的专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突破，振奋了美国一代人，所以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地位很高，政治家如果能够达到里根的水平，也算是伟大的政治家了。一个身处美国的人，居然看不起里根，可见他对美国文化了解很少。

几乎每一届美国总统，都曾经因为救灾不力而被谴责，如小布什和特朗普。可是，这是美国社会公认的底线，救灾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不到关键的时候，联邦不得干涉地方救灾工作。所以，中国人很难理解，联邦政府调不动地方的消防队伍，因为制度设计如此，不干涉才是正道。国防经费也是民脂民膏，需要用在更合适的地方。到今天，美国FEMA只能通过给钱来让地方消防队伍符合中央的某些标准。如果不要联邦的钱（按需发放，补贴设备和培训的不足），地方救灾队伍完全可以不理会中央的作法。绝大部分灾情，不会超过州政府的应对灾情的能力，救灾地方化，才能体现救灾效率和以人为本的精神，这是英国保守主义的作法，在清教徒和共和党人的心中很有市场。美国的救灾理念是，地方政府最熟悉地方灾情，所以由他们来应对符合效率的原则。只有地方政府解决不了，才会动用联邦的力量，这就是美国救灾表面上反应很慢的原因。美国在预防灾情上投入很多，在应对灾情上按部就班（给人印象是不关心人民）；中国在预防灾情上投入很少，在应对灾情上不计成本。这只能说这是文化的差异造成的结果，不能说谁对谁错，如果借此认为中国的做法绝对正确，就是典型的井底之蛙，坐井观天的认识了。

文化是一个社会对某种灾情应对的结果，消防文化是整个社会对火灾应对的结果。美国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野火，也不是第一次遭到重大损失，仍然坚守地方应对灾情的底线，有着深刻的制度、传统和文化的原因，并不是表面上看到的“没有以人为本”。该留学生对美国的看法太过表面，让人怀疑他缺乏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背景，也不懂应急管理的基本原理，拿中国的东西套外国，总是套不上，因为文化的差异是历史上形成的，是地理和气候条件共同决定的结果。不能体察灾情的特殊性，我们很难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背后的减灾精神。理念和精神才是我们需要借鉴美国的东西，而不是照搬美国的做法。可惜的是，大部分人看不出中国和美国的灾情和制度差异性，当然也不会理解文化的差异性，这是认知差异的源头和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