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谁】

  学生们的记忆，一点点拼凑起来：那位上课无需讲稿的先生身着对襟布衣、不紧不慢谈论苏东坡的先生讲唐宋词大课讲得极好的先生。

  吴熊和（1934年——2012年），著名词学家、学者。历任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吴先生师从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在国学一脉词学研究尤其是唐宋词学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执教大学讲台，桃李满天下。其严谨学风、高明与沉潜并重的见识，开创一代学术风气，是留给后人的珍贵财富。

                                                                 记者 郭琳

  原来，身边有那么多杭大学子，都是吴熊和先生的学生。

  昨天，本报报道了吴师故去的消息，大家都惊讶了：那位当年讲唐宋词大课讲得极好的先生，他走了吗？

 多年前上课时的一幕幕，被拼凑了起来：那位上课无需讲稿的先生；身着对襟布衣不紧不慢地谈论苏东坡的先生；用吴语念“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的先生。

  而他的硕士、博士们，对他则有另一种如父亲般的感情。

  浙江大学副教授李越深，当说起恩师的名字，哽咽到说不出话来，电话那头，一片沙沙声，半天，听到的还是她的悲伤。是什么样的人格魅力，才能让学生因为他的离去，几天后依旧悲伤若此？

  浙江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吴蓓，因为跟从先生读硕博，“人生的轨迹就此改变了。”提起先生的故世，她思绪纷乱，过了很久，才给记者发来短信：“由于在他手下读书苦，毕业后发誓再不念书，但数年后又发心再考先生的博士，甘愿受苦。”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然而，当我们想在网上找先生的资料和照片，却惊讶地发现，极少。

  这种为人处世的低调，与他留下的学术成就，以及曾经潜移默化地影响过的无数学生，是多么巨大的反差。

  我们曾多次想向先生约一回专访，一直被婉拒。他说，我只是一个教书的人。他也不曾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即使媒体中很多人都是他的学生。

  在如今这个喧嚣的时代，人们为名为利奔忙。有一些所谓的大师、名家，登高一呼，并不是为了公众福祉、学术良知或者时代精神，而是为了抄个快速登顶的终南捷径，图个金光闪闪的“眼球经济”——全然没有了老一代知识分子求真知、淡名利的毅力与真诚。

  当此之时，吴熊和先生无论是治学精神还是为人品德，是多么高贵！

  去世前，他立下遗嘱，要求丧事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家人严格按照先生的嘱咐行事，只举行了一个家人的告别会。甚至连讣告，都只有短短几行字：“我们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泣告：先夫吴熊和于2012年11月2日22时10分，因病辞世，享年七十九岁”。——家人省略了他所有的荣誉与社会头衔。

  不过，浙江大学还是会举行一个吴熊和先生的追思会。

  违背先生的意思了。

  但是，我们的追忆与怀念，都是为了记住与寻找——寻找那些曾经闪耀着的治学的光芒、处世的光芒、人格的光芒。

  ●先生从中式罩衫的口袋里摸出一包白粉笔，放在讲台上，那是红颜色的杭州牌香烟纸壳装的。他走到同学面前问：上星期讲到哪里了？学生递上书去，他翻了几页，然后，一讲就是两节课。

  ●先生说：读书岂是为了考试？考试又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样的大逆不道，实在让我们这些应试教育的高材生无法接受，等多少年后才明白先生的真义。

                                      吴熊和先生二三事

                                             戎国彭/文

  吴熊和先生走了。

  杭报昨天报了才知道，尽管他是我三十年前的大学老师，却远不如报道来得知根知底。现在想来，好的老师，教你几多知识是其次的，潜移默化着你的人生即价值取向，才是重要的。

  就杭州大学中文系而言，才俊大多出于七七、七八级，或干修班，因为大都先在社会上历练过。等我们八二级从这个学堂直接跳进那个学堂，有知无识者居多。为此听说过吴先生感叹：你们还没夜大的学生听得懂。其实先生的普通话蛮标准的，只是碰上一群不开窍、不解风情的应试教育傻瓜罢了。于他，简直是对牛弹琴浪费生命，但这依然不妨碍先生的风范对我们的熏陶与影响。

  进了杭大中文系才知道它足有跟北大亮瑜互见的实力。拿吴先生来说，就是对唐宋文学颇有建树的。但偏偏他教我们的是魏晋文学，且是小班，在偌大的东临教室稀稀落落地很不成气候。想那刘操南先生在这教室上课，底下挤着八一级的两个班外加我们八二级新闻专业的四十个学生，刘先生要求大家一律用家乡方言吟诵屈大夫的《离骚》，一时间摇头晃脑南腔北调咿哩哇啦响成一片，热闹得超过教四食堂。

  而吴先生来上课却极轻便，从中式罩衫的口袋里摸出一包白粉笔，放在讲台上，那是红颜色的杭州牌香烟纸壳装的。接着他走到同学面前问：上星期讲到哪里了？学生递上书去，他翻了几页，然后，一讲就是两节课，完全是天马行空。

  我忘记了中间有没同学溜出去上过厕所，也想不起来自己憋过几回尿。先生那板书，写满了一黑板，就叫同学上来擦，好再下手。这时很多同学顾不着听他讲了，眼睛一路盯着黑板擦，为的是看最后一眼――擦掉的，实实在在是完完全全的书法作品哪。

  可以说，我所领教过的几十位大学老师里，只有吴先生是上课不用讲义的，却能让你听醉、看醉。他有时盯着学生讲，偶尔也对着窗外讲，像是追忆故友，如竹林七贤。

  不知道该说当惯了学生还是还没学会当学生，临到期末大考，许多同学跟我一样有同感：吴先生的课，的确好听，但课堂笔记相当难做，复习起来也不成条理，跟课本对不大牢的，叫人无从下手。都为考不及格担心，所以轮到吴先生按指定时间来接受咨询的那个初冬的上午，同学们来得特别齐，这表明大家复习过了心里还是没底。可以说，别的课目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不料吴先生满不以为然，说考试不难的，只要复习过，及格是肯定考得到的。他说：读书岂是为了考试？考试又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样的大逆不道，实在让我们这些应试教育的高材生无法接受，等多少年后我自以为读通了书，才明白先生的真义。

  那次我果然只考了及格，却至今还记得，有“送君南浦”的典故要诠释，有“池塘生春草”要析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一道大题目，没点仙风道骨、满心想着货于帝王家的犬儒，是解不开真谛的。哪怕现在，我也只能说出菊花种在东面，说明陶渊明这辞职不下海的前公务员，是懂养花的——采光好嘛，菊花很可能就是长日照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至于陶先生何以东向采菊而不用华丽转身即可悠然自得南面山景，老实说，我至今还是不得其解的。

  很想请教吴先生，假如陶先生活在当下，且拥有大批对他创造的桃花源心向往之的微博粉丝，眼前南山与胸中南山，又会是怎样一番人间烟火气象？

  哦，吴先生走的时候，正是西子湖畔秋浓菊盛开的时候，他是寻着那缕清香一路走远了……

【他做了什么】

                                         一脉天风 百丈清泉

  上世纪20年代初，刘毓盘在北大开讲词史，吴梅在南高（南大前身）开讲词曲，并创立词社，指导创作，南北一些著名大学讲词的风气由此遂兴。嗣后，龙沐勋在上海，夏承焘在杭州，任二北在江苏，卢前、陈匪石、唐圭璋在南京，刘永济在武汉，俞平伯、吴世昌在北京，相继开设词学课程与讲座，词学成为各大学中文系开设的由名师讲授的一种专门之学。这些大师名家不仅述作斐然，超轶前人，而且师从者众，郁郁多士。他们开创了词学研究的基业，但仍有不少留待后人继续努力的余地。

  当吴熊和教授的词学研究在80年代崭露头角以后，就可以看出其承前启后、建立新词学基本体系的重要性。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即《唐宋词通论》，该书的出版使40年代至80年代词学宏观研究的萧条局面得到很大的改观。它不尚空论而务实学，对词学史上许多重大问题作了非常精辟的阐释，是对词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和创新，不仅是其本人学术道路上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也是20世纪词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对学术风气的转变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书中提出的八个研究方向，有的已成为当代词学中的显学，涌现出众多成果。

  吴熊和教授治学以词学为主，但不囿于词学，表现在他的学术研究思路上，格外强调开放与创新。他常说，学术研究一是要有强烈的当代意识，手下是历史，眼光是当代，探讨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二是要考虑如何与世界学术潮流相融合，中国学术也要面向世界，开辟中外学术对话的通道，建立进行这种对话的新的思维方式与话语系统。这种开放性的眼光，在治传统学术的学者中是不多见的。

  吴熊和教授开放与创新的学术体系，还体现在他对研究生的培养上。他常向学生提及当年夏承焘先生令人如沐春风的授课和培养方式，而他自己也绝不画地为牢，并不将学生限制在与词学相关的课题上，而是侧重于基本功与学风的训练、学术规范的传承、学术思想的建立与学术境界的提高，使其门下弟子多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在不同的领域发展，以求有所建树。十余年来，他培养的十多名博士中，都在成为新的学术中坚力量。

  （选自“吴熊和教授学术研究述评”，费君清、陶然著）

                                    梦落六桥烟水间

                                              ——追念吴师熊和先生

                                            陶然/文

  吴熊和先生走了。最近数日，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起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之语：“世之学者，无问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吴熊和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知识和治学方法，更是学术精神与人格魅力的感召。我追随先生二十年，资性驽骀，故先生调教甚勤，过从甚密而受恩最深。忆及与先生南窗对语、煮茶闲话的往事，历历在目，不禁涕泣歔欷。

  先生为人儒雅宽和，从不疾言厉色。记忆中，先生对我唯一的一次呵斥却终身不敢或忘。那是1995年6月我硕士毕业时，苏州大学的严迪昌先生来杭主持答辩，当时的我年少轻狂，穿着圆领衫和牛仔裤就进门了。吴先生一见之下，对我正色云：天气炎暑若此，严先生仍西服领带，一丝不苟，你这样的装束合适吗？我立刻汗涔涔而下，愧不能言。从此我才明白君子修身是从所有的小节做起的，知行合一更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空谈。

  先生聪慧高才，精于诗词，更兼攻苦力学，故能卓然自立。一生无他嗜好，唯以读书治学为乐。1999年因患多发性骨髓瘤住院，从此与病魔顽强抗争了十余年。但不论是在病榻上还是在轮椅上，均手不释卷。

  记得先生第一次入院时，提出想看汤因比的名著《历史研究》，我遂去学校图书馆借来。先生白天做化疗，晚间则读书吟咏，未尝停歇。出院之日即将此书三大册还我，谓已读毕。这种积学不辍的习惯一直到最后手已无力翻书时方止。诸同门每次去探望他，他所谈的都是学术研究或学科发展的问题，令人敬佩其学术思维的活跃。甚至就在去年年底，他还口授了一篇为杭州大学老校长沈善洪教授祝寿的文章命我记录发表。

  上月12日，先生入院前唤我至家中，平静地告诉我：这次恐怕是不能回来了。

  我强抑悲痛，笑着对先生说：您还没有坐过我的新车呢，等您身体好一点，我驾车陪您到西湖边走走吧。

  先生自卧病以来，一直想看看数里之外的西湖，曾有“梦落六桥烟水间”的诗句，然因病痛而未能实现这一愿望。昨天，先生终于来到了西湖，虽是躺在冰冷的灵车中，但我相信他的心魂一定是欣慰的，因为这是苏东坡、姜白石的西湖，是先生的老师、“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念兹在兹的西湖，是“人与梅花一样清”的西湖！

  先生数年前曾亲笔书写数语云：“佛家所称圆寂，实人生最后之庄严境界，仰望不及，企盼之至。”我以为先生辞世时的清和庄严，正是实践了其宿愿的。

  先生的道德文章，学界早有公论。而数日以来心悲神失，不能作文，只得拟此短忆，略述数事，请以所撰挽联作为结尾，以述向慕瞻依之情：

  客居湖上，笔到苏黄，论百家长短，料瞿髯拍肩，仙山唱和添词客；

  家住吴门，情同父子，思廿载追游，怀御跸授句，遗札披检感师恩。

  2012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