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问题还是贝尔纳问题

武夷山

《中国科技史杂志》2014年第3期发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退休研究员、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特聘教授刘钝老师的文章《贝尔纳赠书中的“李约瑟问题”》，很有意思。文章说：

在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博主：指贝尔纳）就写道：“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中国还会对科学发展做出即令不比西方更大，至少也和西方一样大的贡献。”。

还说：

我们在《中国科学和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的前言中，曾经通过一个脚注援引了贝尔纳有关中国科学的一段话，并声称“在这里贝尔纳转述了李约瑟的见解”。在此之后笔者逐渐意识到，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正是贝尔纳的有关论述引起了李约瑟对中国科学的注意，毕竟贝尔纳写作之时李约瑟还没有去中国，他与鲁桂珍等中国留学生的接触也才刚刚开始。

又说：

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图书馆里，收藏着一本贝尔纳1939年亲笔题赠李约瑟夫妇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在这本将近500页的初版旧书中，有一个很小的折角，全书没有其他笔迹和标记。有趣的是，这个唯一记号所在的209页正是贝尔纳谈及“科学在中国”的那一小段。

刘老师指出，商务印书馆译本《科学的社会功能》对这段话的中文译文是：

最近几年，中国开始独立发展科学。有史以来，在大部分期间，中国一直是三四个伟大文明中心之一，而且在这一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中，它还是一个政治和技术都最为发达的中心。研究一下为什么后来的现代科学和技术革命不发生在中国而发生在西方，是饶有趣味的。

毫无疑问，这正是“李约瑟问题”的一个标准表述。

问题是，209页上的那个记号是李约瑟做的吗?

博主:刘钝老师的这一“发现”很有意思。刘老师未明言，但可能应把李约瑟问题称为贝尔纳问题。我的问题是,李约瑟会直接引用好友贝尔纳的观点而不在参考文献中注明吗?会不会，这是他们在“无形学院”（贝尔纳似乎是这个圈子的核心）的松散讨论中形成的观点，结果两人都模模糊糊地觉得是自己的观点？  

2012年10月，我发过一篇关于李约瑟的博文，下面重贴一遍：

李约瑟的政治立场

武夷山

HarperCollins出版社年2009出版了著名作家Simon Winchester写的The Man Who Loved China（热爱中国的人），这人指李约瑟。Technology Analysi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杂志2010年第5期发表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人类学系教授Francesca Bray写的对此书的评论，How Blind Is Love？（爱能盲目到什么程度？）。书评提到：

二战之后，李约瑟暂时搁置了对中国科技史的兴趣，去忙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事务了。当时，该组织已经有了教育和文化两块，尚未加入科学版块。李约瑟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将S加到该组织的名称中去。

美国有钱，是教科文组织的主要资助国之一。后来，美国对UNESCO支持的任何它认为是左倾的项目，都持反对态度。于是，李约瑟就从UNESCO辞职了。

博主：我在2008年12月28日曾写道（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207337.html）：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了《李约瑟文录》，其中包括李约瑟在1941年写的一篇文章，“怀疑论者的转变”。文章说，“大约1917年（博主：此时李约瑟17岁），同父亲多次散步谈心时，我总是说一些赞成社会主义的话，反对他那种对人的本性无可救药的悲观论调，这种论调是非常符合在任何特定历史时期想保持所拥有的势力和特权的阶级的。（30页）

我在博文“处理超越性问题的三种方式”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44243）中说：

美国著名媒体批评者、社会学家、学者和作家Herbert I. Schiller（1919－2000）1973年在《心智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s）一书中说：“人性被看成是什么样的，最终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方式，并不是因为人类不得不那样行事，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被期望着那样行事。”他的意思是，如果认为人性恶，这一看法会影响人的行为，不是因为人必然做坏事，而是因为“人性恶”的判断好像就期望人们去做坏事。反之亦然。

看来，李约瑟的人性观属于我所谓的“建构式的人性观”。我甚至隐隐约约地觉得，他后来之所以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对中国文化有那么强烈持久的兴趣，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性善论占主导地位不无关系。

我突然想到，为什么英国知识分子中同情或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似乎较多？从科学学创始人、晶体物理学家贝尔纳，到李约瑟，直到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女作家莱辛。

请大家帮我判断一下，“英国知识分子中同情或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似乎较多”这一陈述是否成立？如果成立，该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