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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总比问题多――我的“高中毕业后”“实习馆员”经历
武夷山
博士后,最初就是为
我1976年高中毕业。我早已下定决心响应号召上山下乡,但是,我所要插队的“知青点”是“厂社挂钩”性质的(城里的工厂与公社相结合),知青们集体住宿,分散到各个生产队去干活,而当时知青点的房子尚未盖好,我只好暂时等着。如果下乡算是就业,那么下乡前的经历就属于“高中毕业后”经历了。我的“高中毕业后”经历,是在家长所在单位的图书馆里帮忙,当了几个月的“见习馆员”,一分钱报酬没有,唯一的好处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借几本书。当然,这段“高中毕业后”经历不是政府安排的,而是家长安排的。
我到图书馆干活不久,就发现一个严重问题。当时,图书是闭架的,读者唯一的查询途径是索引卡片。某些差劲的读者为了保证自己总能借到想借的书,就悄悄撕下自己想借的书的索引卡片,这样,别人永远不可能借到这些书,而他们则可以借到。问题是,等他们借阅归还那些书后,这些书就永远死在架上了。
怎么办呢?增补索引卡片是不现实的,因为建卡片很麻烦,而撕卡片很容易,图书馆每次只有一位馆员值班,根本看不住。于是,我想了一个好办法――写“大字报”推荐图书。
我找了几张大白报纸,开始创造性的劳动。首先,我推荐小说。我的推荐表是这样设计的,第一栏:索书号;第二栏:书名;第三栏:作者;第四栏:作品内容的年代(比如,明朝、清朝、民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时期、解放战争、解放后,等等);第五栏:题材(侦探小说,军事斗争,工业建设,农村生活,校园生活、外交风云,等等)。第四、第五栏是我的“创造”。大字报写好后,贴在阅览室的墙上。用现在的话说,我做的事属于“文献资源的深度揭示”。这几张用毛笔抄写的“大字报”效果很好,凡是我推荐的小说都有人借,我乐滋滋的。我还记得,介绍的书当中包括颜一烟的《小马倌与大皮靴叔叔》(中篇小说),这本书改编成的连环画几乎人人都读过,但很少有人读过原来那篇中篇小说。我一介绍,就有人借此书。
接着,我乘胜追击,开始介绍推荐散文作品。除了索书号、书名和作者外,这次我要注明是什么性质的散文:抒情散文(如秦牧的作品)、讽刺性杂文(如鲁迅的一些作品)、报告文学(如《焦裕禄》),等等。没想到,平时乏人问津的散文书也哗哗地借出去了。
最后,我冒险打起了诗歌类图书的主意――当时,借诗集的读者几乎没碰到过。这次,我的“发明”是,介绍诗的种类(叙事诗、抒情诗、散文诗)以及对诗人的简介,有时是我个人的溢美之词。万万想不到,连诗集也有人借了。
还有一桩想不到:9年后,我居然进入了图书情报事业的行列。
我有时想,30多年前,一个对图书馆专业一无所知的高中生,仅仅凭着满腔的热情和开动的脑筋,采用很简单、原始的手段,也能将服务水平和效果提升一大截。现在,图书馆的自动化处理水平不知高了多少,文献数字化程度也很高,为什么服务效果却并不明显呢?有时候甚至非常不能令人满意呢?原因之一是,图书馆的某些工作人员不是那么敬业,他们不是像我这个“高中毕业后”实习馆员那样,只要读者借到了他们想借的书,只要把馆藏资源充分地利用起来,就从心底感到无比快乐。
所以,办法总比问题多,关键看你做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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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1-23 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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