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必须摒弃“羔羊化”

冯兆东 （2015-06-27）

“太监化”一词可能适合于描绘官场和学界，

“羔羊化”一词可能更适合于描绘社会众生。

一、饶毅倡议：中国必须摒弃“太监化

饶毅说，“太监化”就是没有人格地讨好强权，不择手段地获得利益，没有是非地寄生于社会。目前在中国盛行的“成功”=“夹着尾巴做人”无异于“太监化”。“夹着尾巴”者无需独立，只需摆出“乞摇状”，以讨好权贵，以获得接纳和支持。

饶毅接着说，在目前盛行的“太监化”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很难以使全民动脑筋发掘真知灼见，努力做好事情。大家不负责任的态度也就难以使我国变成领先世界的国家，在无禁区的科学领域中国也很难进入先进。我们急需这样的社会氛围：个人耻于太监化，社会摒弃太监化，国家警惕太监化。

二、中国也必须摒弃“羔羊化”

我对美国和中国教育与科技体制的对比让我有了如下的看法：要让“钱学森之问”有解，我们必须开凿三座大山：院士制度，官本位文化，“羔羊训练”体系-----最大的一座大山（摘自冯兆东2014-8-30的科学网博文：中国学界难以逾越的“三座大山”）。

周光召说过，“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才能真正造就人才”。为什么平等就那么重要呢？因为平等可以让所有的人主动地和创造性地去启动他的大脑；也因为平等可以让所有的人去自由地和“昂首挺胸”地表达他的想法；更因为平等可以让所有的人有机会去大胆尝试着实现他的想法。要做到上述三条，必须首先做到：自觉、自尊、自信。自觉：管好自己和主动做事；自尊：个性独立和不依附权势；自信：相信自己和不循规蹈矩。

钱学森认为，"中国没有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教育模式"。为什么没有呢？我觉得孔夫子的“忠孝节义”和“三纲五常”等标志性文化坑害了我们。这些标志性文化都是用来使人不平等的，使人服从的，使人变为羔羊的。皇帝的话必须听，无论正确与否。父亲的话必须听，无论正确与否。丈夫的话必须听，无论正确与否。推而广之，老师的话，长辈的话，长官的话，你都得无条件地听。换句话说，孔夫子早已替我们设计好了“不同等级的人如何去应对不同场面的理论框架”。个人在社会里的责任就是：“按孔夫子说的去做就是了”，个人不用创造性地去思考，个人不用昂首挺胸地去表达，个人更不用去大胆尝试。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去寻找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的“孔夫子痕迹”。在家里，父母将“听话”（实际上是过分听话）作为教育孩子的首要任务。“过分听话”不仅是为使父母自己省心，更是为了让孩子能平稳地融入到一个“以听话为首要条件”的社会。从幼儿园去到大学，我们花了许多的时间去教孩子们“无条件地听话”。据说，有人做过一个“羔羊化老虎”的实验。将老虎放在透明的玻璃箱子的初期，老虎总是“虎性”不改，总想逃离玻璃箱子。但慢慢地，老虎被彻底“羔羊化”了：即便把玻璃箱子的门打开，老虎也仍然乖乖地呆在玻璃箱子里。

三、尽可能地避免变相的“羔羊化”

我们在进行“思想教育”时，务必要避免儒学式的“羔羊化”。袁伟时说，儒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灌输信条为特征（即“圣言量”），对异端缺乏宽容大度。它与权力结合后，更不准他人议论，“非圣无法”，罪不容诛！儒学自我定位主要是教化子民的工具，匡扶圣主的拐杖。自汉代以后就极少激烈的辩驳了，其后果是形式逻辑不发达，怀疑和自由精神严重不足。

我认为，那些知识面狭窄，科学训练不足，思考和表达问题的逻辑能力很差的政治课老师将“孔夫子痕迹”深深地刻印到我们的年轻人大脑里。这些“逻辑能力很差”的老师教给学生的不是“思考和判断能力”，他们所做的实际上是“盲目洗脑”。“盲目洗脑”的结果是什么？先是大脑进水，然后就可能是脑残。

张五常先生在批评那些不讲逻辑的政治说教时说，读书不是要相信（即迷信），而是要考虑与衡量（即思辨）。张五常批评道：听说好些大学的政治课学生少去上课，老师以讲时事和打松分来招徕。如果是那样，不如干脆撤销算了。王小平先生说，政治思想教育是中国特色，完全取消不合实际。他建议：应该增强现代发展的内容和探讨的视角，教学的形式也不必拘泥于理论的教条的宣讲！

我觉得，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当然，也包括马克思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科学，都必须讲究逻辑。否则，它们与中国封建时代的“圣言量”无异。我们必须有效地强化政治课教师的逻辑思辨能力和科学思考能力，有力地弱化他们的“灌输意识”和“灌输不会错”的意识。我还认为，应该在“思政系列”课程中多开设“近代世界思想史”、“近代世界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史”等课程，以帮助学生更客观地理解现代的世界和当代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