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评：比尔的般若和般若波罗蜜多的翻译，是他自己在研究《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时整理出来的。大胡子对心经下了一番功夫，并且参考了梵文文本。然而，这个翻译却与古代西域和中国学者的翻译有所出入。尽管比尔参考了汉译和梵文文本，以及部分西方学者对英文译本，但他还是犯了现代学者研究佛教的通病，也就是，怀疑古人，希望自己根据梵文研究去另译。然而，不仅古代经典的梵文文本本身就有版本差异，而且古今梵文的词义也有演变。而当年翻译这些文本的学者，本身就熟悉印度文化的内容，他们当年所翻译的内容应当更接近原始含义。根据古人的研究，“般若”是“知识之前的智慧”，或者用现代心理学的说法，叫做“元知识”。也就是，在变成用语言描述的知识之前，内心对真相的认识。而“波罗蜜多”则通常翻译成“到彼岸”，或者形象地译为“得度”，也就是渡过了分割幻像和真实之间到鸿沟。上古佛教是不是把禅那和般若分开了，这个结论大胡子做的也有些武断。我们暂时搁置。

   基督教时代开启之前，大乘佛教已在贵霜帝国（范围大致覆盖了今天的北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形成，般若是它的核心概念。般若，指的是“超越知识的”，没有被知识或者分别心所污染的本心——相当于吃下善恶果之前的亚当、夏娃。简单地说，般若的意思是“智慧”。再加上“波罗蜜多”，意思就变成“无上的智慧”或者“完美的智慧”。获得这种智慧能令人看见事物的本来面目，看见自我的存在原是空，是心中生起的幻境。

   般若波罗蜜多一系的佛经在公元二世纪到三世纪传入中国，为其后禅宗的形成奠立了哲学基础。随着这些强调智慧的经典一同传来的，还有教授禅那的经卷。“禅那”，是梵语“dhyana”的音译，它指的是进入禅定的修行。禅那随后就被简称为禅。但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禅，则是般若与禅那相结合所产生的体系。这一切并没有随着般若和禅那传入立刻发生，而是一直等到几百年后的五世纪末，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来到中国之时。在这之前，禅那和般若还是两码事，有人打坐入定，也有人追求般若智慧，但没有人修禅。禅修意味着将两者合二为一，行住坐卧，了无分别。没有禅那的般若是口头禅画饼充饥，而没有般若的禅那则是无本之木。修禅意味着取消般若与禅那之间、智慧与静虑之间的分别，同时它又必须以二者为基础。

   我如此简略地解释了般若之后，又把《心经》逐句解说一番。宏用和众比丘尼向我躬身致谢。【古人不允许学者给出家人讲经，是因为学者是从知识分析出发的路线，而修行人则是从亲身体验的路线，互相搞不好就会南辕北辙。如果是亲身体验的学者，则另当别论。但大胡子看来走到不是那条路。】正要离开的时候，宏用告诉我，净慧托她带话，邀请我参加念诵《大般若经》的法会。我本来另有打算，但这样的邀请是无法拒绝的。于是约好，第二天下午我们一起去柏林寺。

   我回到泰德的公寓，等我的朋友莫德伟下班后来接我。莫德伟是美国驻华使馆的一等秘书，曾经和我一起在台湾待过。他接上我，开车出城，向机场方向驶去。德伟的儿子在北京顺义国际学校读书，今晚他要参加一场学校举办的音乐会。一百多个孩子演奏着各种西方管弦乐器，虽说这是在中国，可是根本看不见古筝、琵琶和二胡之类的乐器。德伟的儿子演奏的是鼓。他们的水平都不赖。五年级的时候我也学过小提琴，不过我真正的爱好是玩弹球——尘土飞扬的户外，铺着地毯的客厅，都是我战斗过的地方。我不禁回想起心爱的玛瑙石弹球，想起当年令人难忘的告别赛。它们曾经带给我太多快乐。我把它们都扔哪儿去了？我不禁出神痴想，自己当年是因为什么抛弃了它们。大概是电视罢。不太可能是小提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