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从“都会”变成“乡下”

清代（太平天国以前）的苏州，它的地位差不多就相当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是当时全国经济的绝对No1。可是，苏州怎么成了悠闲地喝喝茶的地方了呢？ 

直接使苏州地位一落千丈的是太平军乱，同时陨落的城市还有杭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位于长江三角洲中心的苏州和南端的杭州，是近一千多年来中国最繁华的地方。它们的繁华，不是依靠某一种产品（如盐、铁），也不是由于处在交通要道之上，而是处在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地区的中心。周围有许许多多大小不等的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乡镇，这是苏杭之所以成为苏杭的基础。

太平军乱，“长毛”与清军在江南地区交战多年，苏州和杭州都曾经被太平天国占领。“长毛”与清军，一边屠杀留了辫子的，另一边屠杀不留辫子的，杀来杀去，烧来烧去，使江南的经济遭受极大的破坏。苏州和杭州在战争的烈火中，失去了昔日的繁荣。特别是以“街市”胜出的苏州，在战争中几成废墟。

与苏杭的衰落相反，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在苏杭的边上，兴起了上海。在战争中，中国最富庶地区长江三角洲的难民蜂拥到看来安全的上海租界。难民们，特别是富人们带上了他们可能携带的一切财产。那么多难民要在上海生存、发展，给上海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市场需求、管理人才，特别是宝贵的资本。使得上海的商业、工业、金融、房地产等等行业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此九十多年以后香港的崛起倒与之有几分相似。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大量人员、资金为了避免被“共产”，逃往香港，使香港迅速发展，超过了上海）。

但是，即使没有太平军乱，苏州也会被上海超越。

实际上，当时中国的经济是小农经济，像苏州这样的城市依附的主要是江南的农业和它本身的手工业和商业。明清两代对于江南农业进行了超额的剥夺。江南地方大量附郭县的产生（见《闲说苏州（1）》）就是这种超额剥夺的标志。据明史记载，朱元璋因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百姓在战争中拥护他的敌人张士诚，疯狂报复，把江南大量的百姓“私田”充为“官田”，按照收租的标准来收税，有的每亩税额高达二石。建文帝下令减为正常（每亩一斗，不知道是否执行了），永乐帝却又恢复他父亲朱元璋的办法，有明一代基本不变，清代继承了明代的办法。李鸿章曾上书说：苏（州）松（江）太（仓）的税赋率，上溯之，比宋代多五倍，比元代多三倍；横着比，比毗邻的常州多三倍，比同省的镇江等府多五倍，比外省多十倍二十倍不等。就是在统治者这样的横征暴敛之下，依靠着江南百姓的勤劳和智慧，依凭着较好的自然条件，江南的经济仍然略好于全国各地。太平军乱，江南人口大减，许多地方十室九空（江南许多地方的方言完全改变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农村经济基本完蛋。朝廷的收入从此不能依靠江南以农业为主的税赋。

其实，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进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小农经济的陨落是不可避免的。而太平天国运动把江南的农业经济破坏殆尽只是一个催化剂罢了。

因此，即使没有太平军乱，依靠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的苏州与依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上海也不在发展的同一个数量级上。它们之间位置的交换也只是时间问题。

这样，经过交换位置的若干年以后，在上海人和苏州人的眼里，苏州成了只是上海的乡下一样。人从苏州去上海，称为“上去”，从上海到苏州则称为“下来”。苏州沦为只是一个供上海人“下来”“白相相”的地方。（顺便插一句，由于苏州西部有风景优美、“风水”极好的丘陵山区，迅速发展起来的许多上海人都把他们的先人埋葬在那里。每年春天，浩浩荡荡的扫墓大军，都会从上海直奔苏州。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扫墓兼春游的大军更加壮大。现在又到这个季节了。）

但是，苏州毕竟是苏州，它有着两千多年的传统，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所以它不仅仅是人们“郊游”的地方，它仍然像上千年以来一样，也是文人雅士、官场失意者的隐居之地。唐代的“终南隐士”是隐身在里长安不远的终南山，随时可以知晓长安的政事，随时可以“出山”。现代的许多官场失意者的隐居之地选择在苏州这样的地方就可以理解了，在那里既可以享受精致的生活，离开十里洋场仅八十八公里之遥，闹中求静，进退自如。

文化是依赖于经济的，但是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有一个显然的“相位差”。在经济发展了很多年之后，才会有真正的文化发展。同样，在经历战争，经济受到严重摧残的情况下，文化特别是文化人依然存在，文化素质较高的人们容易使经济得到较为迅速的恢复。二次大战以后德国和日本在战争废墟上的迅速崛起就是一个例证。以苏州为中心的地区也是如此，虽然受到战争的摧残，这一地区的在中国的文化优势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北方地区还较为落后的民国时期。我们只需要看看今天那些资深院士们的籍贯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总之，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随着太平军乱，随着中国近代化的进展，直到改革开放为止，这一百二十年里，苏州从经济都市，变成了悠闲的、衰败了的“大观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