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上周四（2012年2月23日）上午，我拜访了父亲七十多年前在日本留学时的老朋友黄老先生家，回学校后，写了《留日同学七十多年后对家父的一点回忆》一文。在那篇博文中，我说：“这位前辈比家父年青十二岁，当年是一位十五岁的少年人。将来我打算写几篇相关博文。”《我叫他“皮舅舅”》就是拟议中的一篇。

正文

    我到黄老先生家拜访，主要是想了解和父亲早年经历有关的一些人和事，一个当年名叫曼曼的小女孩的情况，是我重点希望了解的对象。

     我很早就知道曼曼。大约在1961年，我上初中前，到位于郑州郊区的苏屯中学(郑州26中）看望父亲，看到父亲相册中有一个大约三、四岁的（实际年龄要小些，见后）小女孩的照片，问是什么人，父亲说，黄民逸的女儿。问黄民逸是谁，父亲说，黄火青的妹妹。黄火青曾任最高检察长，名气大，所以父亲这样回答。问因缘，父亲简略地说，黄火青一家都是共产党，曼曼的父亲和母亲因为共产党的机关被破坏（其父似乎是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而被捕，其父被害，其母带着她在南京坐牢。父亲当时在北平和战友张慕谦一起当“苦学生”（生活上靠人接济，在北平中国大学旁听，从吕振羽教授等学习革命理论。参见本博客的博文《关于吕振羽先生》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17edda0100mcz4.html），黄民逸的母亲是张慕谦的姑姑，所以党组织通过黄家委托张慕谦到南京营救黄民逸，说如果救不出大人，也要把孩子从牢中接出来，以免不测。张约父亲一道去南京进行营救活动。张慕谦，湖北枣阳人，化名张润东，曾任红二方面军九军二十六师政治委员。我父亲曾任红九军二十六师副师长，他们能够生死与共（后一起东渡日本，又一同回国参加抗战）。这就是造成曼曼和我父亲一段因缘的历史背景。

     曼曼的照片四寸大，单人立照。身穿菱形格装饰领口与衣袖的毛衣，背带毛裤。照片边缘上下都各有一个很深的图钉的印痕，说明它曾长期被钉在墙上。父亲在日本留学时，住的房子是木头建造的（见《黄友若回忆录》待刊），可见这张照片在1935年到1936年间长期被钉在父亲日本住所的墙上。

     照片的背后，父亲用毛笔题“爱姪曼曼，一九三四、一0、三0”，曼曼生于1932年，当时她才有两岁多。我原以为有三四岁，可能是因为照片中孩子的表情忧郁、沉静，与刚从狱中出来有关吧？

    曼曼的妈妈是黄老先生的亲姑姑，也是黄老先生走上革命的引路人，两家的关系和感情都很深。黄夫人告诉我说，曼曼比她小两岁，今年八十岁了，现住上海，是某大学教授，已经退休。黄夫人还说，曼曼三十年代和她的妈妈一起坐过国民党的监牢，后来在延安成长，但工龄只从1958年大学毕业算起，离开工作岗位时连个离休的待遇也没有，晚境不算很好。话语中含有不平。我的父母亲都是离休干部，母亲办离休时有点曲折，我知道离、退休待遇的不同对一个老人意味着什么，我很为曼曼抱不平。前首辅李某1928年出生，1941年在上延安中学时才13岁，就算参加工作，开始计算工龄，各方面和他差不多的曼曼为什么就不能算啊。

    黄夫人告诉我曼曼的现在的名字和地址、电话，并接通了她的电话，让我们交谈。我在电话中，介绍说自己是姚丹村的儿子，并讲述了与照片有关的一些情况。开始她似乎有些茫然，当我说到父亲当年和张慕谦一起到南京接她出狱时，电话中传过来充满了回忆的语调：“啊，想起来了，我叫他‘皮舅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