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报考过三次硕士研究生。第一次是上大学本科以前当工人的时候，报考的是东北师大，我在《书缘》这篇文章谈起过。第二次是在郑州大学中文系上大一的时候，报考的是山东师范学院，其经历奇特，有文章记述。第三次是1982年本科毕业的时候，报考的是河南大学（当时叫河南师范大学），最终被录取。在河南大学的三年，为我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基础。我在河大的读研，从入校到毕业，都与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李春祥老师有所关联，其情其景，令我终生难忘。

当年河南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实力十分雄厚，有我的导师华锺彦教授，唐诗专家高文教授等名家，其他老师大多也很有水平，所以对考生的期许似乎有点过高，试题难度十分大。考下来，我对室友陶红印（现任美国加州洛杉矶UCLA教授）说，题目难，但难不倒我。小陶比我小十三岁，常和我在一起谈学习。那一年，郑州大学中文系78级五个班三十多个宿舍共有四个同学考上研究生，我们宿舍占了两个，即我和小陶。系里何均地老师的研究生张而今兄听我讲了专业课的试题后说，你最多能考四十分。这些都是题外话。

     那时候，没有规定统一的分数线，学校也没有说什么时候公布考试分数。等不来考试结果，我从郑州坐火车跑到开封，向学校研究生科询问，没人告诉我具体情况。只有研究生科一位老师问我，你觉得自己考得如何？我回答说：各门功课都能及格，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能得70分以上，他沉吟不语。当时同学们对我的考研情况多有猜测，有人说，是不是河南大学不想录取郑州大学毕业的学生啊？说这话的人认为，郑州大学与河南大学有竞争关系，如果河南大学的学生考不上，却招收了郑州大学毕业的人，面子上不好看。

熬到五月份，没来成绩单，却收到学校的复试通知。复试在河大十号楼一楼东部南侧的古代文学教研室举行，主持人是系副主任何法周老师和教研室主任李春祥老师。考生就我一个人。我问何老师，招生简章上并没有复试一说，为啥要我复试？何老师十分和气地说，就是要你来随便谈谈，也不算是什么复试。我问，为啥就我一个人复试啊（简章上招生名额为六人），李春祥老师笑着说，就你一个人过线。当年考研并无分数线一说，我听了感到奇怪。何老师问：“你平时都读些什么书？”我读书十分芜杂，中外文学名著都稍有涉猎，还有其他杂书，如《托罗茨基、布哈林、贝利亚叛国案审讯记录》《装甲履带车辆手册》《海上舰船避碰规则》《自然辩证法通讯》等。这些显然都不是考官想要知道的，我对答说，有《说文段注》《书目答问》《阅微草堂笔记》等，这几种比较有名且相对我也比较熟悉。何老师接着问，《书目答问》的作者是谁？我回答说，有人说有代笔者，但我觉得还应该是张之洞本人所撰（曾有缪荃孙代撰一说）。何老师转问，来过河大没有啊？我说，小时候母亲在河大上学，我常来玩儿。何老师问，哪个系啊？我回答，中文系。再问（有些惊奇），哪一级？答，1951年考上的。又问（更惊讶），你母亲叫什么名字？答：李佩侠。何老师惊奇而高兴地说：李佩侠大姐啊，我们是同班同学！当时李春祥老师的表情是既高兴而又略感到奇怪，因为何老师是1956年毕业的，与当时的系主任刘增杰老师同班，按理应该是1952年入学。回家后，我问过母亲，母亲说何老师在读期间因生病留了一级，否则当是1955年毕业。李春祥老师没问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复试就这样在祥和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

     入校后，我知道了自己的分数：五门总分348.5，最高是专业78分，最低是政治62分。这个分数在今天看来一般般，但当年算是很高的了。河大的老师们改卷太严格了，听说许多人的专业课卷子直接给了零分。所以四十多个考生（包括几位河南大学自己的学生），只有我一个过关。那年河大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的三个名额也没招到学生。全系就我一个独苗儿，招生指标都给搞政治经济学的周守正教授要去了，他一个人带了八个学生。现在经济系门前周先生的铜像就是当年招的学生替他立的。

      进校后听说，我的复试十分惊险，因为何法周老师和我的导师华锺彦先生不大对劲儿。不过现在知道，我的复试过程虽然颇有戏剧性，但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我有复试机会，得益于李春祥老师的帮助。

     2014年，我把自己的前述经历写了一篇名为《我的考研复试》的小文章。在新浪博客上传后，一位老同学留言说：“勾起了我很多回忆！”这位同学叫李丹，是李春祥教授的女儿。她是我们郑州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的同学（我是七八级），年龄比我小十几岁。我上学时从来没注意过这个小不点儿。更不知道她的父亲是我要报考学校、相关专业的负责人士。难以想像她在三十多年后会对我的考研有什么回忆。没想到过了几天，她竟给我发了一张纸条，内容如下：

我补充一点细节。记得那年，我在家时，父亲问我：”你认识姚小鸥吗？”我说:”认识，我们学校78级的同学。”他说：”他今年考研，成绩不错，但录取不录取，有争议。他这个人怎么样？”我说：”他学习好，是个做学问的人。”我还举了几个例子。父亲点点头说：”我再跟华先生说说。”

      看到这个纸条，我吓了一大跳。到我写前述博文的时候为止，还只能猜想我的录取涉及河南大学与郑州大学之间是否有点竞争，猜测华先生与何法周老师之间的隔阂是否会影响到我的复试成绩。真的想不到还有其他麻烦。 

      现在推测，很可能郑州大学有什么人向有关方面打了小报告，所以才会有河南大学对我录取的游移，否则为什么成绩不错而在录取问题上有疑问呢？

     我的猜想，绝非小人之心。我考博时也碰到过类似的事儿。1987年我在郑州大学中文系教书，报考东北师大杨公骥先生的博士生，考后迟迟没有信息。后来，东北师大研究生科竟然连我的6块钱报名费也给退回来了（入校后，研究生科的工作人员要我重新补交了）。快开学的时候，东北师大中文系来两个人到郑州大学外调。几天后，给我寄来了录取通知。所以我比其他同学晚报到好几天。我和郑州大学中文系总支王万里书记都住在郑州大学东生活区，1990年的一天，我们聊到这件事儿，他说当年东北师大来外调的人对我的情况似乎十分熟悉，王书记说：“连你在教研室开会时发言比较多，嗓门比较大”，他们都知道。王书记注意组织原则，问题只点到这儿为止。想来东北师大对我的录取慎重，不只是因为嗓门问题。后来听说，导师杨公骥先生坚持录取我。还有人告诉我，杨先生说，如果不录取我，他就不招了。不知是否属实。

现在回头来说河南大学让我复试的事儿。当时，我还不大满意。其实，现在知道，这是李春祥老师给我争取的机会。没有他向华锺彦先生建言，没有他本人作为教研室主任的具体操作，一旦失去被录取的机会，我一生的道路会怎么样，真的很难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报考的是唐宋段，后来却被分到华先生名下读先秦。说实话，这个阴差阳错倒是成全了我，以后可以专门说一说。

春祥老师是教古典文学后段即元明清文学的，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小说戏曲，所以没给我上过课，但我们之间的学术交流不少。记得有一次他向我说起所写的一篇研究《三国演义》的文章，兴奋溢于言表，至今历历在目。

春祥老师对学术人生的挚爱深深地感染了我。他平时对我也十分关心，所以，虽然当时并不知道他在我录取事项上的巨大帮助，内心对他却感到十分亲近。多年来，总想对此有所表达。河大中文系发起“我在河大读中文”的征文活动后，我曾对春祥老师的哲嗣李兵说，想写一篇纪念文章。过了几天，李兵通过微信给我发来一页春祥老师的笔记手稿。李兵说，上面可能是我的硕士论文开题或答辩的记录。这页笔记在外人看来很普通，但对当事人的我来说，却是泥雪鸿爪，弥足珍贵，它引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论诗经大小雅的文学价值》。这篇学位论文的内容现在看起来似乎比较平常，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却有相当的创新，并伴随着较大的争议与学术风险。因为当时改革开放不久，文学理论领域里的旧说尚难以动摇。开题的时候，有一位无锡国专毕业，被认为是国学根柢颇为深厚的老师发言说，李白说“大雅久不作”，我是《大雅》久不读了。一般谈《诗经》的文学价值，主要讲《国风》嘛。我曾回忆说，幸亏华锺彦先生全力支持我的学术设想，这个选题在教研室里最终获得通过。现在看来，论文的通过，春祥老师也是出了力的。

李兵发来的这页笔记，左上角有6月15日字样，所以必为论文开题时所记，因为我清楚地记得答辩时间是1985后6月5日前后。另外，内容上也有痕迹可寻。

春祥老师的这页笔记是行草，有一些字辨认不太清楚，但作为当事人，我对所记的主要内容能够有大体的了解。里面提到《风》《雅》作者的身份问题、《风》《雅》的思想内容异同，以及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分析《雅》诗的文学性等。其中肯定了“《雅》诗的艺术也并不低”。总之，这页笔记简要而全面地记录了我的论文要点，同时对我的论文构想有若干完善的建议。这一材料，让我对春祥老师工作的认真负责和学术思辨的水平有了新的认识。

前面说过，春祥老师教学与研究的分工与侧重方面都在后段，但对《诗经》这样前段的，且十分专门的新的论题，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有全面把握，并提出中肯见解，显示其在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深厚基础。这是现在的青年教师难以望其项背的。从答辩人的角度来说，春祥老师的肯定，是论文选题最终能够通过的重要因素，这是我应该十分感谢的。

春祥老师在学术方面对我的影响是以一种润物无声的形式，在不知不觉之中产生的。对我的学位论文选题的肯定与指导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

春祥老师最大的学术贡献在古代戏曲，特别是元代戏曲方面。我曾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八十年代末的一个学术通报，综述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的文学研究领域有重要贡献的二百位学者的工作，其中有春祥老师和他的元杂剧研究。他的元杂剧论著，包括《元代包公戏选注》《元杂剧论稿》《元杂剧史稿》出版后，都惠赐予我，使我获益良多。

在我学术生涯的早期，不多致力于戏剧研究，所以对春祥老师的大著缺乏足够的认识。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分出部分精力研究戏剧，才发现他的学术水平之高，以及对我多方面的影响。因为文章题目的关系，这里只举一个小例子。

我曾和春祥老师的高足，蜚声海内外的中国戏剧史专家康保成教授谈及自己对中国戏剧史的进程的认识。我说，中国戏剧史的发生和发展，要从发生学和形态学两个方面来看待，现在的一些论著在此问题上往往辨析不清。在本文的撰写中，我从书架上取下春祥老师的《元杂剧论稿》重新温习。见其《后记》中明确提出：“探索元杂剧的渊源时，要把因素与萌芽分清楚，无论怎样发展，单纯的因素终归是因素，它只是戏曲的渊源之一；萌芽则是胚胎，它已是戏曲的雏形，二者不是量的差异，而是有质的区别。”“因素”与“萌芽”的区别，与我所说“发生学”与“形态学”的区别与关联有密切的关系。春祥老师所言“量的差异”与“质的区别”，则将其思辨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

我上学的时候，听人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意思是说，高校里，学生只是学校里的匆匆过客，教师才是学校的骨架构成。这话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高校教师有多少能够让学生在几十年后尚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我认为，是学生的这种种记忆，使得老师与同学共同构建了学校发展历程的灵魂。春祥老师对我的帮助和影响可以说是鲜活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