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下午，突然传来吴相洲教授去世的消息。两天来，我思绪难平。谨以这篇追忆短文寄托我的哀思。

      我和吴相洲教授并无学脉上的交集，和他的相知，完全出于学术上的机缘，这篇小文，也只述及与他的学术交往。

      我和相洲教授是在哪一年开始熟悉的，现在已经记不得了，但肯定是在1996年到2000年之间。他1995年从北京大学博士毕业到首都师范大学工作，1996年到2000年之间，与我的师兄赵敏俐教授合作，以新的方法与视角研究中国古代诗歌，拓展了自己的学术路径，并由此开始了成就其一生功业的现代乐府学研究活动。

    相洲教授送给过我几本书。最早的一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唐代歌诗与诗歌》，副标题是“论歌诗传唱在唐诗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送我的时候，屝页题了”小鸥兄惠存并指正：相洲奉于二千年夏“。这本书是2000年5月出版的。也就是说，在出版以后，他很快就送给了我。提到这本书，是因为它反映了相洲教授的重大学术转折。这本书是参与敏俐教授项目的成果，相洲教授不忘自己学术转型的机缘，在许多场合提到此事。这对于已在学术江湖上成名的英雄来说，是不多见的。

相洲教授对自己的学术成果与学术道路，是充满自信的，但又能虚怀若谷，肯定他人，广交朋友，求贤若渴。这对于学术活动的领导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我最早感受到这一点，是在2002年首都师大举办的”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学术研讨会”上。那次会议，除了传统的文史研究者外，还有不少主业音乐艺术的学者参与。这次会议经我牵线，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与《文艺研究》杂志联合举办。2002年《文艺研究》刊出了这次学术会议的笔谈。笔谈文章的作者为：赵敏俐、朝戈金（社科院民族所）、崔宪（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所）、康保成（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知名戏剧史家，我的发小）、洛地（浙江艺术研究所，知名戏剧家，音乐家）、许志刚（辽宁大学中文系，我和敏俐教授的师兄）、孙明君（清华大学中文系，相洲教授的同学和朋友）、姚小鸥、吴相洲。名单的开头和结尾，是会议的策划人与组织者，其余是文学与艺术领域的各路专家。笔谈的《编者按》说：

“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学术研讨会由本刊编辑部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于2002年4月20日—-22日在北京联合举办。来自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40余名专家学者就中国诗歌音乐本质问题、历代诗歌发展与音乐之关系、乐舞诗的产生与社会活动、诗词曲的内在联系与社会生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来自诗歌理论界、音乐理论界的学者打破学科界限，各自从诗、乐角度对诗歌与音乐关系问题及中外诗歌与音乐关系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及个案介绍。大家共同认为，这种边缘与交叉学科的学术交流极为宝贵，值得重视。在文学艺术研究中，既包含学科的本质问题又与相关学科关系密切；在研究方法上，既保持学术传统，又有创新精神，从诗歌的角度研究音乐，从音乐的角度研究诗歌，会产生新的学术增长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艺术本质及相关性方面对各艺术门类进行理论思考与研究值得关注。本期特编发此组短文，以飨读者。

上述笔谈的作者中，康保成兄及洛地先生是我请的，朝戈金研究员和和许志刚教授是敏俐请的，崔宪研究员和孙明君教授肯定是相洲请的。从名单及《编者按》的内容来看，这次会议是由我和相洲教授协助敏俐教授操办的。对于相洲来说，他由这一学术机缘开拓了当代乐府学的学术领域。

相洲在乐府学会创办中的首功，是人所共见的，但他从不居功自傲。稠人广众之中，时时提起敏俐教授的引领。他还不止一次说，小鸥兄是乐府学历次学术会议（包括其前奏”诗歌与音乐关系“学术研讨会）的唯一全部参与者。他这样说，不包括他自己与赵敏俐教授，实际上，他们才是为当代乐府学的学术活动付出最多心血的人。

我与相洲教授的学术路径并不完全一样，但他能求同存异，以温厚之情对我宽容。与他人相处中的不快，他也往往藏在自己的心中。我想，也许这是影响到他的健康的原因之一。

相洲教授是一个有学术抱负的人，也是一个有很强组织能力的人。如今学术界游走于两端的人不少，但如相洲教授这样真正在两个方面同时具备相当能力的人并不多。他曾私下里和我谈到，组织上曾征求他的意见，是否愿意担任北京某高校的领导职务。他觉得调离首都师大，对自己的学术事业影响太大，因此放弃了这个在别人看来求之不得的良机。我这样说，是有感慨的。年青时，我也有机会从政，但觉得与自己的志趣相差太大，毅然放弃了。相洲教授不同，他曾担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总支书记和学校统战部长多年，已经在这一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内心的纠结，是人之常情。我想他的可贵，在于不为谋利而作官，他的理想是在现行体制下利用更多的资源来为学术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对于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来说，具有巨大的伤害，也许这是相洲教授英年早逝的一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