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19日，我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学人侧影”栏目看到《燕园里的费老》一文。这是一篇写费振刚先生的文章。看到以后，我给赵敏俐教授打了电话。敏俐和费先生是东北老乡，来往较多，所以想通过他了解一下费先生的近况。没想到今天突然就听到费先生去世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要为费先生写一篇纪念文章。

      费先生成名很早，我上中学的时候，他就是大学中文系统编教材，游国恩先生领衔的《中国文学史》主编之一了。文化大革命晚期，我偶然得到一本这套书的唐代卷，第一次从蓝色封面上看到费先生的大名。他是何许人，并无知晓。1994年到北京工作以后，在各种场合，和费先生有了一些交往，真正近距离接触，初步了解其为人，是在1999年。

      1999年，中国屈原学会和香港中文大学合办了一次屈原与楚辞研究学术研讨会。会址设在中文大学校内，与会人员都住在山上，出入要坐校车，会期没有怎么出过校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敏俐对我说，费振刚先生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城市大学给他一处两室一厅的住房，他请我们住他家里，在香港玩两天。费先生的家属没随同到香港来，我们一大帮人就相跟着到他家，在卧室、客厅的床上，沙发上，地板上横七竖八躺了一屋。费先生对大家竭力支应，一起混了两天。

     混了两天，只是一句概括语。现在想来，费先生的安排与付出，对一位六十四、五的老人来说，真的不是一个小的负担。别的不说，他亲自带着我们，逛香港的“集贸市场”（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就用中国内地当时的名称）。还请来他的一位博士研究生陪同。那位女博士是香港人，非常热情，让我对香港人增添了许多好的印象。这固然是她本人的性格与人品使然，但与费先生的情面也有必然的关联。两天时间里，我见识了维多利亚湾菲佣的周末聚会，跟大伙儿一起上了太平山。特别是，还到周大福第一次买了首饰。

     我重点说到这件事，是因为其中可以看出费先生为人的善良、平和与周到。我这个人很不家常，出门从来不替家里买什么。1969年，我到大连玩，回来给母亲带了十几个苹果，母亲念念不忘。这固然说明母亲对我的疼爱，也可以看出我的一贯作派。费先生知道我的情况后，对我说，到香港来，要给家里人买点东西作为纪念，生活就是这样平平常常的小事组成，不能只会作学问。坐电车时，费先生主动替我们付费。他拿出一个皮制的小袋，笑着告诉大家，里面是各种面值的硬币，香港老人必备。他说，在香港，乘电车要自动投币，不设找零。年轻人不在乎，老人们仔细，按需投币，就得有这个装备。当年我们经济状况不比现在，在花钱上只能与香港的老人相攀比。

    在香港的两天里，无论到哪儿，费先生都风风火火地一路小跑，他脚踏旅游鞋，身穿牛仔裤的身影，似乎还在眼前晃动。

    我和费先生的第二次比较正式的来往，是在2001年春天。那年，我的研究生李昕说想以后考北大的博士研究生。我就带她到费先生家里咨询相关事宜。费先生尽其所知，娓娓而谈，还送给李昕一本书。写这篇博客时，我打电话向李昕核实，她说，书放在父母家了，是费先生和其他人一起写的，内容是回忆北大的一些往事，书名记不很清楚了。二十年了，能记得内容，说明书读了，不辜负费先生的好意。

     那次面谈，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费先生对的我劝告。当时，因为著文揭露西北师大赵某剽窃杨公骥先生《巾舞歌辞》研究成果的事，赵指使人围剿我。我气愤难平，准备与其大干。费先生知道这个情况，趁我上门之机进行劝导。费先生说，他的两个朋友，因为类似的情况大打出手。被剽窃的一方，每天背着一个书包，里面装满文献证据，见人就拿出来诉苦。搞得自己精疲力竭，什么也干不成，时间长了，还被一些瓜众（当时没这个词儿，是我借用的）当作口实消费。甚至被一些人视为“祥林嫂”。费先生说，何苦来！其实事情大家都清楚，现在就这个情况，多说也没有什么益处。费先生对我多有褒奖，鼓励我在学术上作出更多成绩。在“剽窃门”方面，我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费先生的意见，但学术上的贡献，可能并未达到先生的预期。回首往事，不禁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