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和社会肯定是认识到了当前教育界的诸多问题，所以纷纷祭起法宝，希望能打破目前的僵局。

网络上呼声很高的法宝是，“学术权和行政权分离”，数年前就有一批人士在讨论，去年在吉林大学开始首次实践，其影响力颇大，似乎不少学校在跟进，不过看看我自己学校的跟进，感觉还是形式的东西大于实质。

民主这件事情，不是容易的，西方哲学沉积两千多年，做了这么长时期的准备，才在最发达国家体有今天的实现。在中国，这种历史的智慧积累和经验积累都不是很足，自然不可能坐享现成的果实，两权分离，不太可能是十年内的重点，能长出一点“小苗”就很不错了，既然是“苗”，就让它在那儿慢慢的长吧，可以少些呼悠之风，多些西方哲学做过的那些基础性工作吧。

国家层面上呼吁的法宝，看来是压在“绩效工资改革”这一块，温相有数次谈话：

『毛主席讲，办好一所学校，关键是校长和教师。要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我们有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受到社会的尊重。我们更需要大批的教育家，他们同样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我们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这些人应该树立终身办学的志向，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

『要深入研究怎样使教育资金更加合理使用。要重视教育投入的绩效，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 『应该把薪酬待遇和个人工作成效密切挂钩。这是对教师辛勤劳动的尊重。我们要继续发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不断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把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出来。』

具体到绩效工资怎么做，对于高校来讲，上面看来想法也不多，还得靠下面摸索，多种方案，同步竞争，看能否在教育领域这种特殊的非公权非私利单位找到好的办法。

绩效工资，大概来说有两种思路，

一种就是“记工分”，按工作方式加权，乘以工作时间，这种方式，很遗憾地已经被文革期间的农村生产队实践，证明是有大问题的。我前面博文中，曾进行了各种想象方案的模拟推演，发现对大学来说，这种“记工分”，也会蕴藏着诸多违背大学发展的问题。究其原因，大学的工作方式，跟小农经济比较像，差异性大，从而很难如机械工业那样，按“流水线”上的工作方式或工作成果定酬。

还有一种，是国外大学实行的“年薪制” （未看过正式文件和真实操作），听一些海外教授的说法，是每年由具体的专业委员会定夺。即使是年薪制，看来也是有升有降的，如Berkeley大学的数学系系主任，http://ucpay.globl.org/

#	Year	Campus	Name		Base Pay	Overtime Pay	Extra Pay	Gross Pay
1.	2006	BERKELEY	SLAMAN , THEODORE		$154,449.96	$0.00	$60,748.03	$215,197.99
2.	2007	BERKELEY	SLAMAN , THEODORE		$159,850.02	$0.00	$31,696.27	$191,546.29
3.	2005	BERKELEY	SLAMAN , THEODORE		$137,199.96	$0.00	$46,505.15	$183,705.11
4.	2008	BERKELEY	SLAMAN , THEODORE		$164,499.96	$0.00	$10,108.62	$174,608.58
5.	2004	BERKELEY	SLAMAN , THEODORE		$137,199.96	$0.00	$29,226.64	$166,426.60

其2006年2007年2008年的总工资就逐年减少的，当然其基本工资（Base Pay）是只升不降的，差的是增幅工资（Extra Pay）那一块。

在国内，绩效工资的实行关键，我看是单位领导的绩效工资是怎么定出来的，只有先把单位领导的工资绩效判定方法搞出来，余者才可谈，可效。

 

目前为止，大学各级领导，本质上来说，是上级任命的，其权力合法性，来源于上级领导的授权，而非下级教授们的授权。

 

那么，我们能否做些尝试，将“权·利”做适当的分割，既然你这个领导，比如某院院长的权，本质是由上级领导授权来的，那么你的“利”，即工资，尤其是增幅工资，能否由本院教授们，或教授们成立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评定呢？这样做，是不是会对大学建设起到更好的作用呢？值得理论和实践上同时思考。

 

当然，如果若干年后，“学政分离”得以真正实现，比如院长的权，真正由该院的教授们选出、授予，还是本着“权·利”分离的思想，院长的工资，是不是就不要由教授们评了，而由上级领导来确定。

 

这仅是种设想，目前我拿出不了多少理论基础，来支持这种设想，仅是直觉。

 

为什么要这样做，还是回到我以前提到的大学建设和改革的重大理论问题，如何在等级社会中，保持“逻辑正确”和“诚实守信”之风。绩效工资改革，其本身之效，最重要的应是促进了我们大学象牙塔之内的诚实守信之风，而不是相反。

 

所以，我在猜测，将各级领导人的“权·利”做适当的分割，一个某级领导的“权·利”，其一授之于上级，另一授之于下级，可能对诚实守信之风，是有保证作用的。单方向的，如目前的“权·利”均来自于上方，是否是不利于诚实守信之风的建设，也许专家们可以多调查些案例，可以用归纳法，而非推理法得知。

 

若能真这样子做，也可以讲某种程度上，绩效工资改革，落实了“学政分离”的民间呼吁，只不过落实在另外一个方向，民间是希望，“权”能由教授会把握，对“利”则所言不多，大概是想着，“权”有了，“利”还用说吗。但也许，这样的想法，本身也并不够好，如果教授会将来有了“权”，是否得把“利”，适当地做分割，分出去是否更有益，也是我们在民主的哲学基础问题上，积累不多的表现之一。

 

本文的乌托邦是这么想，先别弄权，先把领导的工资，这个绩效工资，由本级教授会来决定，权还是由上级领导赋予，实行到这种程度上的“权·利”分离，也就可算作“学政分离”的一大突破了。

 

科学网上，估计有不少科学家能上达天听，不知上意们，对绩效工资改革是否有这样类似的想法：把目前上层所有的权保留着，但是把大学中各级领导的利---绩效工资的定价，交给下面一层教授会。这样做，也许上意们在保证住政意通达、不失政治权利的同时，手下的那些“兵”们，会更加诚实守信一些。

 

对于中国来说，只要诚实守信之风成为常态，即毛主席所说的“实事求是”能够做到，其发展必然是无可限量的，其他困难，将都只是技术问题而已。

 

注意，温相的话中，引用了毛主席，另一个是讲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这些引用，都是有相当的暗示性的，说明共产党要遵循自己基因，要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两大潮流，正在尝试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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