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诗人的科举生涯

王维：状元之路

王维在科举道路上的顺利，应该是诸多诗人都无比羡慕的。他于开元九年（721年）状元及第——唐代并无状元之名，但是进士第一名，后人都默认就是状元。这一年王维二十一岁，在那个“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的时代，真是少年得志、春风得意。

但是这个状元，来得并不容易。

不妨细数一数王维在科举道路上的成功要素。

首先，家庭背景带来的教育资源，在那个时代非常重要。

王维原籍山西祁县，出身于河东王氏，为太原王氏之分支。

太原王氏是唐代顶级士族“五姓七族”中的一员，王姓七族即：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赵郡李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清河崔氏在唐代出过十二位宰相，后人写《西厢记》，为什么将崔莺莺的父亲写成相国，大概就因为，在唐代，姓崔的相国真的很常见。

崔氏与卢氏，合称“崔卢”，长期居高显之位，后人因此以“崔卢”借指豪门大姓。

王维的父亲王处廉曾任汾州司马，迁居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济），王维即出生于此地。

唐代各州刺史的佐官有别驾、长史、司马（品级不低的闲职，白居易被贬时就做过江州司马）。司马一职，上州为从五品下，下州为从六品上。汾州为上州，司马为从五品下。不过王处廉在王维年幼之时，于汾州司马任上去世，因此事迹不显。

王维的母亲，出身于博陵崔氏，受封县君。唐代县君是正五品，三品或四品的内命妇也即后宫嫔妃之母可封为县君，五品官员之母亦封县君。

隋唐时代的士族联姻是常见现象，也算是一种强强联合。

唐代出版业尚未真正发展起来，图书资源有限，优质教育资源同样有限，世家大族占据的不仅仅是政治资源优势，更有文化资源优势。

这种情形，直到宋代才真正改变。在门阀士族衰亡、科举制度完善、文官政治崛起、印刷术进步出版业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寒微之士有了比唐代宽阔得多的晋身之途，“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不过在唐代，又是另一种情形。

王维的父亲虽然早逝，但是这样的士族家庭，对于王维的教育资源，无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旧唐书·王维传》中说，王维和弟弟王缙，“俱有俊才，博学多艺亦齐名”。王维长于书画音乐，王缙则以书法闻名，后来也考中进士，安史之乱中，协助李光弼守太原，颇有功绩和谋略，为时人所推重，升任刑部侍郎，曾两次出任宰相。

王维还有一个堂弟王惟祥，后来任海陵县令。

成才率很高啊。

这就是王维科举路的第一块基石。

《全唐诗》中收录的王维诗，有一首《题友人云母障子》，附注“时年十五”，其诗云：

君家云母障，时向野庭开。自有山泉入，非因采画来。

云母，即云母石，一种很美丽的石材。障，即屏风。在野外游览时，常常会张开屏风，既遮挡他人的视线，也遮挡旷野的风。屏风上有天然的山泉流水的纹路，这不是画手能够画得出来的美景。

王维十五岁时离开家乡到长安，这首诗是在家乡还是在长安写的？

从诗中的闲适心态与日常场景来看，应该还是在家乡时写的吧？

初到长安的十五岁少年，很可能还处在紧张与兴奋之中，心态是不一样的。

开元三年（715年），王维来到长安，歧王李范成为了他科举路上的第二块重要基石，也可以说第一个重要的援手。

李范本名李隆范，唐睿宗第四子，唐玄宗李隆基之弟，李隆基继位后，避讳改名李范。“从玄宗诛太平公主，以功赐封，与薛王李业并满五千户。”因为政治立场正确可靠，还是挺受唐玄宗信重的，曾出任华、虢、岐三州刺史，后迁太子太傅，开元十四年（726年）去世。

唐人笔记中说，歧王喜欢读书，喜爱与儒士交往，不怎么在乎身份贵贱，常与士人饮酒赋诗为乐；又喜欢收集各种珍本书画。其实歧王应该也很爱好音乐，日常歌舞升平，故而安史之乱后杜甫于江南重逢开元天宝年间的宫廷第一乐师李龟年，有感赋诗，开篇第一句便是“歧王宅里寻常见”。

唐人郑怀古《郁纶袍传》中说：“王维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闲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

王维初到少安时期的诗作，有《过始皇墓》、《洛阳女儿行》、《桃源行》等等，其中最著名的一篇是《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题目里有王维自注“时年十七”：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这首诗想必大家都在语文课上认真学习与赏析过，并且全文背诵过，这里就不分析了。不过有一个词还是要说明一下，这里的“山东”，指的是华山之东，而不是今日的山东省。

能写出这样一首诗，年少的王维“文章得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而王维又精通音律，尤其擅长琵琶。

音乐史上说，唐代是琵琶发展的高峰，涌出了大量的琵琶演奏者和乐曲，当时上至宫廷乐队, 下至民间演唱都少不了琵琶, 而且在乐队处于领奏地位。唐人杜佑《通典》云：“坐部伎即燕乐，以琵琶为主，故谓之琵琶曲。”

王维擅长的就是这样一种主流乐器，应该比较容易在听众之中得到共鸣，为他打开社交局面。

再者，王维又出身于一流的士族，这也算是权贵之家的一块敲门砖。

所以他能够“游历诸贵之间”。

歧王那不拘一格交朋友的个性，以及对诗文与音乐的爱好，使得他对王维尤为看重。

王维游历于权贵之门，目标很明确，就是希望得到有力的推荐，在进士考试中拿到第一名。

聪明的天才，难免自负。盛唐时期的诗人，尤其如此。

王维的第一个目标，是府试的第一名，也即“解头”。

他要在长安参加府试，也即京兆府的府试。

在唐代，一般来说，明经、进士等常设科目的考试，考生有学馆生徒和州县乡贡两类。生徒报考者主要为中央学馆之学生。乡贡一般为投师私学或民间自学者，考生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自由报考。所谓牒，即应试者的家状，包括籍贯、父祖三代名讳、年龄、相貌、所习本经等，只要其德行无缺，名实相符，一般皆准许其报考。这也是唐代科举制比隋代科举制有明显进步的地方，隋代科举，考生必须由地方官推荐才能报考，受荐举制影响很大。

乡贡考生必须要取得户籍地的解送，先由县级考试选送至州府，再由州府考试选拔若干名解送礼部。各州府举行的这次考试，即为府试，唐代的府试比较类似于明清时代的乡试，各省秀才通过本省的乡试，考中举人后，才能进京参加进士考试。

府试要求考生在籍贯所在地报考,后来外籍考生在京兆府（长安）及附近的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华州（今陕西华县）报考的也不少，这大概是因为，各州府的乡贡名额分配十分有限，且多寡悬殊，长安腹心地区的名额较多，所以就有了类似于王维这样的“高考移民”，为数还不少。

因为取士名额有限，而各地解元在礼部试中的竞争力较强，故而在唐代的取解试中，举子争当解元的情况较为常见。

这其中，京兆府和同州华州的解元，参加礼部试几乎十拿九稳，尤其是京兆府的解元，比其他任何一个府的解头，都更容易得到长安城中的达官贵人及进士试的主考官的瞩目，故而，如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说：“抢夺京兆解头，就成为唐代士子们的一场激烈的争斗。”

王维的目标就是京兆府的解头。

但是，这一年有另一个有名的士子，名叫张九皋，走了玉真公主的门路，玉真公主已经通知京兆府的主考官，要将张九皋取为解头。

张九皋在唐中宗李显的时候考中了进士，后来累官至山南东道节度使、岭南节度使。当时名气很大，《郁轮袍》里说：“时进士张九皋声称籍甚”。

张九皋已经考中了进士，还要再去考京兆府试，这看起来似乎比较违背常理，就像是现代大学生，回头去参加中考一样。

合理推测，张九皋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进士试的第一名，为此他要先得到京兆府试的第一名也就是解头，因为，京兆府的解头，按照惯例有很大概率能够被取为进士试的第一名。

张九皋有一个很著名的哥哥张九龄，就是写“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那位著名宰相。不过这个时候张九龄还是左拾遗（就是杜甫曾经当过的那个谏官），够不上为弟弟推荐的层次。因此张九皋走的是玉真公主的门路：“客有出入于公主之门者，为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试官，令以九皋为解头。”

玉真公主这个人，我们后面再讲。

先讲唐代科举考试，为什么权贵与名流的推荐，能够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唐代科举考试，没有糊名制度，考生的信息对考官而言是透明的，考生的名气越大，推荐者越有权力、有影响力，考中的概率就越大。所以士子常常要拿着自己的诗文集，奔走于权贵与名流之门，为自己扬名，为自己寻找伯乐，这种行为称为“行卷”，考完之后，还要再送一次诗文卷，让权贵们加深对自己的印象，称为“温卷”。这在当时，是光明正大的正常行为，如果推荐人发掘出真正有才华的才生，还会传为佳话。

有研究者说，这种制度，其实是将考生的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结合起来取录人才。他们投到推荐者手中的诗文集是平时成绩，考场上的诗赋是考试成绩。设计者的初衷可能是避免一考定终身，是为了更好地选拔人才。但在执行过程中，留给了权贵们太多可以上下其手的空间——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要在士族势力还很强大的唐朝推行平等取士的科举制度，不能不与士族政治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

王维寻找到的伯乐或者说推荐者是歧王。

知道玉真公主推荐张九皋为京兆府解头的消息后，王维并没有放弃，而是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知了歧王，“仍求庇借”。

歧王也没有轻易放弃，而是为王维出谋划策，带着他去了玉真公主府上。

玉真公主，可以说是王维科举道路上的第三块重要基石，也是第二个关键援手。

玉真公主是唐睿宗李旦第九女，与唐玄宗李隆基、金仙公主同为窦德妃所生。金仙公主常年居住在道观里，持斋修行，广搜道教神书秘籍，不问世事。玉真公主也修道，但比金仙公主要活跃得多，曾奉唐玄宗之命，拜道教领袖、上清派茅山宗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为师，天宝初年还作为朝廷使者，带领团队去往传说中的老子故里谯郡紫极宫（即今河南鹿邑太清宫）建斋设醮。

窦德妃在玉真公主姐妹年幼时便被害了，唐玄宗对这两个年幼失母的同母妹妹非常怜惜关爱。这种手足之情，是歧王不能相比的。

也有论者觉得，公主与亲王相比，对于唐玄宗而言，显然公主在政治上更安全更可靠，所以更得唐玄宗信重。

不过看看把持朝政的太平公主，看看想做皇太女、毒杀父亲唐中宗的安乐公主，公主在政治上就安全可靠？

至少在唐朝，尤其是太平公主逝去未久时，不能说这个话。

所以，歧王要避让玉真公主的锋芒，对王维说“贵主之强不可力争”，关键还在于，唐玄宗对玉真公主的感情，比对歧王要深厚得多吧。

因为不可力争，歧王建议王维，“子之旧诗清越者，可录十篇，琵琶之新声怨切者，可度一曲。”先准备好诗文精选集和新作的琵琶曲，五天后再来。

歧王让王维写一首新曲，应该是考虑到，玉真公主和其他宾客从未听过的琵琶曲，更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先声夺人。

五天后，王维做好了准备工作，如约来见歧王。

歧王对王维说：“子以文士请谒贵主，何门可见哉？子能如吾之教乎？”

这话的意思是，如果王维以文士的身份去求见玉真公主，玉真公主是不会让他进门的。

前面张九皋走玉真公主的门路，也不是自己上门去，而是由出入公主府上的“客”代为致意请托的。

玉真公主不轻易接见文士，这也许是出于政治上的谨慎，也或许只是保持她一贯的修道之人的风格。

所以歧王才说，王维不能以文士的身份上门，而是要假扮成自己随行的乐师。

王维愿意接受歧王的意见。

挺能屈能伸的。

歧王于是“锦绣衣服，鲜华奇异，遣维衣之”，又让王维抱着琵琶，一同来到玉真公主府，对公主说，自己听说公主从皇宫内出来——这意思是，玉真公主日常可以出入宫廷，甚至常居宫中，这就是公主的便利，亲王们是不可能与宫中皇帝有这样的亲近的。

歧王对公主说：“承贵主出内，故携酒乐，奉宴。”

玉真公主这一次大约在宫里住了挺长时间，算是小别了，所以歧王有借口上门来聚会请宴。

唐代的宴会，常常是有歌舞相伴的。

歧王与玉真公主的宴会，这乐舞队伍的规模就更大了。

年少俊秀、风姿翩翩的王维站在乐师们的最前列：“妙年洁白，风姿都美，立於前行”。

玉真公主不觉注目而视，问歧王：“斯何人哉？”

爱美之心，人人皆有，玉真公主也不例外。

歧王答得很巧妙：“知音者也。”

他不明说王维的身份，只强调王维的音乐造诣，也就不存在对玉真公主的欺骗。

王维坐下来，“独奏新曲，声调哀切，满座动容。”

王维用五天时间谱写出来的这首新曲，令满座听众为之动容。

动容的不仅仅是乐曲本身，也因为这是一首“新曲”吧。

王维的音乐造诣之高，有一则轶事很能说明。据说在开元三年（715年）的某一日，岐王得到一幅宫廷奏乐图，邀请大家欣赏，当时的宫廷首席乐师李龟年问道：“这画里的人物在演奏什么曲子呢？”在座诸人皆不知，初来乍到的王维回答说：“这是《霓裳羽衣曲》的第三叠第一拍。”请来乐师演奏，果然分毫不差。

王维得到歧王看重，或许这就是一个重要契机。

而王维初入仕途，所授的官职便是太乐丞。太常寺下太乐署官职，从八品下，掌乐之官，相当于在朝廷负责礼乐方面事宜的官职。在重视礼乐的古代中国，尤其是歌舞升平的盛唐，这是一个非常需要专业技能的官职。这也是对王维音乐素养的官方认可。年轻的王维，将负责音乐、舞蹈等教习，以供朝廷祭祀宴享之用。

再得，王维能够弯腰改换装束、坦然与乐师们一起入场，顶着满座的注视从容演奏，发挥出色，这心理素质看起来也挺强的。

一曲终罢，玉真公主迫不及待地问：“此曲何名？”

换成现在爱听歌爱欣赏音乐的各位，听到一首心头好，肯定也会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它的名字。

王维站起身回答：“号郁轮袍。”

《郁纶袍》一文的题目便由这一首琵琶曲而来。

此时，站在一众乐师前列的王维，在俊秀外表从容风度之外，更有妙手新曲的加持，玉真公主不能不“大奇之”。公主想必已经看出来，王维绝对不是寻常的乐师。

这个时候，歧王就可以出场走下一步了。

歧王对公主说：“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词学无出其右。”

注意，在这里，歧王用的是“此生”一词，这个词的意思是：这个读书人。

“此生”一词，就是点明王维的身份。他不是乐师，而是士子。

进而再点明，王维的才华，不止于音乐，更有出色的诗文。

歧王说“无出其右”——没有人能够超过王维。

这里似乎有些夸张，因为此时的王维，他的代表作，还只出现了一首，他的才华，还没有真正展开。

不过鉴于唐人的情感总体来说有些偏于热烈夸张，歧王夸一夸自己看好的年轻人，为他造一造声势，也无可厚非。

歧王说得这样夸张，也正好引起玉真公主更浓厚的兴趣。

她问王维：你的文章呢？

王维早有准备，将揣在怀里的诗卷献上。

玉真公主展开一读，大为惊骇：“皆我素所诵习者，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之为乎。”

原以为是古人佳作，日常诵读爱赏，却不料作者就在眼前，还这样年轻俊秀、温文有礼，玉真公主惊喜之余，立刻让王维将乐师的衣服换成了士子的衣冠，安排在其他宾客之上就座。

王维“风流蕴藉，语言谐戏”，不但有才华、容貌风度好，还很幽默风趣，谈吐风生，能够让宴会气氛活跃起来，让在座的诸多权贵，都以钦佩的目光看着他：“大为诸贵之所钦瞩”。

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了，歧王顺理成章地说道：“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为解头，诚谓国华矣。”今年的京兆府试，能够有这样一位解头，可以称得上盛世之光了。

世态人情，往往都喜欢锦上添花。

公主闻弦歌而知雅意：“何不遣其应举？”为什么不让他去参加考试呢？

歧王这时便可以顺水推舟地道出真正来意了：“此生不得首荐，义不就试。然已承贵主谕，托张九皋矣。”

王维的目标是解头，否则宁可不考。但是听说今年的解头已经由贵主你指定了张九皋，所以……

歧王的言外之意不言而喻。玉真公主笑着说道：“何预儿事，本为他人所托。”这不过是随手答应了他人的请托，没什么大不了。

于是公主转而对王维说道：“子诚取解，当为子力。”要是你想去参加京兆府试，我当然会先为你出力推荐。

人心果然都是偏的。

从张九皋后来的人生经历来看，他的确也是大有作为的英才。但是和风雅俊秀、有趣有礼的王维摆在一起时，玉真公主心里眼里的天平便毫不犹豫地偏向了王维。

王维满心欢喜地向玉真公主致谢，玉真公主则将京兆府的主考官直接召来公主府，差了一名宫中的婢女向主考官转达自己的意见，王维于是在这一年的京兆府试拿到了第一名，一举登第。

这里注意到没有？玉真公主可以直接将主考官召过来听令。

印证了歧王前面的话：“贵主之强不可力争”。

连歧王都要避开锋芒婉转请托的玉真公主，她的权势，的确是可以直接召主考官过来指定解头的。

甚至于她没有接见主考官，而是“遣宫婢传教”，派了一个婢女去下令。

即使是“宫婢”，应该是宫中赐下的婢女，但仍然是一个婢女。

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玉真公主的权势。

《全唐诗》中收录了王维京兆府试的考场诗。

这一年的考题是《清如玉壶冰》。

早在六朝刘宋时期，诗人鲍照就用“清如玉壶冰”（《代白头吟》）来比喻高洁清白的品格。开元初年的宰相姚崇（开元四年也即716年致仕）作《冰壶诫》，推崇光明磊落、表里澄澈的品格。《冰壶诫》的主旨是告诫官员要修身养德，注重名节，主考官拿来作科举考试的题目，很合适。

王维的诗作原文如下：

玉壶何用好，偏许素冰居。未共销丹日，还同照绮疏。

抱明中不隐，含净外疑虚。气似庭霜积，光言砌月馀。

晓凌飞鹊镜，宵映聚萤书。若向夫君比，清心尚不如。

全诗大部分篇幅，都在描写玉壶与壶中清澈明亮的冰块，赞扬玉壶之冰的洁净透明以及如秋霜一样坚贞、如明月一样高洁的品性。最后一句提升：这样的玉壶之冰，仍然比不上君子你清澈光明的心。

“夫君”在这里并不是妻子对丈夫的称呼。“夫”是一个发语词，没有实在意义，也可以解释为“那位”、“那个”的不确定指向。王维在《辋川集·欹湖》一诗中说：“吹箫凌极浦，日暮送夫君。”也是同样的用词。

后来王昌龄将这个诗题化用为名句：“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客观来说，王维这首考场诗，在他的诗篇中，只能算平平无奇。在唐代众多的考场诗中，也不算最出色的，比如说钱起的《湘灵鼓瑟》，“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语，历来备受推崇。但是作为考场诗，重点是：不跑题，不违规，在限定的框架中，写出兼具内容与形式之美的诗篇，如果能有灵光一闪的佳句，那就更好。

我们无法看到这一场其他的考场诗，仅就这一首诗来看，的确是很合格的考场诗，写景状物准确，尤其是“气似庭霜积，光言砌月馀”一句，意境洁净清冷，非常扣题。

京兆府试解头，按照惯例是能够通过礼部的进士试的，但是王维在次年春天的礼部试中却落第了。

为什么落第？玉真公主和歧王的推荐，到了礼部试这一关就不好使了？但是第二年王维又以第一名考中了进士，要说这里头没有玉真公主与歧王的面子，是很难让人信服的，毕竟那是一个“五十少进士”的年代，白居易二十九岁考中进士，慈恩寺塔题名时都要得意洋洋地写一句“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合理的猜测是，王维的目标是进士第一名，这一年的进士第一名，或许早已有了人选。玉真公主的权势，也不能真的一手遮天，礼部试的推荐人与主考官，其份量不是京兆府主考官能够相提并论的，玉真公主还是需要照顾各方利益与面子。于是王维干脆落第，明年再考第一名。

落第后的这一年，王维也没闲着，仍然经常出入于歧王府上。某次跟随歧王游览，经过杨氏别业，奉歧王之命，写了一首《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

杨子谈经所，淮王载酒过。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

径转回银烛，林开散玉珂。严城时未启，前路拥笙歌。

杨子，即西汉扬雄（一作杨雄），字子云，西蜀成都人，汉赋名家与思想家，作《太玄经》，《陋室铭》里的“西蜀子云亭”，指的就是扬雄故居。这里借扬雄之名，点题杨氏别业，大约是因为，与歧王交游的“杨氏”，多半是弘农杨氏，传承自汉代的经学世家。

淮王，一般指的是西汉时期的淮南王刘安，因门客告发谋反而被迫自杀。淮南王其人，以礼贤下士闻名，与门客著成《淮南子》即《淮南鸿烈》一书，《汉书·艺文志》还著录“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著名的《招隐士》是其中仅存的一篇，其中“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一句，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以春草、芳草写离别与思念之情的典故。王维后来的《相思》一诗，便有“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一句。淮南王刘安还喜欢招揽道士炼丹，据说豆腐就是这么炼出来的。

显然，这里以淮王指代歧王，借用的是淮南王招贤纳士、爱好文学与道术的事迹。

接下来的啼鸟落花，银烛玉珂，夜色城池，一路笙歌，山林清幽与人间富贵和谐相映，有着一种静谧安宁的盛世气象。

唐代进士考试是在每年的初春，终南山上的积雪或许都还不曾消融，故而有一年的考试题目就是《终南望余雪》。成绩出来的时候，正是春花盛放时，故而有探花使遍访名园采尽名花。这首诗里落花纷纷，应该是暮春，王维已经确知落榜，但他的心境很平和安宁，有一种闲适的愉悦，而全然没有落榜考生常见的失落、惆怅、幽怨。这也是笔者为什么推断，王维这一年的落榜，只是因为等待明年拿个第一名。

开元九年（721年），二十一岁的王维以第一名考中进士。

王维的状元之路，看起来好像走得很顺利，两位贵人援手，轻轻松松便收入囊中。

但是真这么简单？

王维的诗名，要到开元后期、天宝年间才达到全盛。《旧唐书·王维传》中说：“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王维的画作，又为他的诗名更添了光辉：“书画特臻其妙，笔踪措思，参于造化，而创意经图，即有所缺，如山水平远，云峰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也。”国画史一般将王维的画称为“文人画”之创始。

唐玄宗的孙子唐代宗后来对王缙说：“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这是唐代宗对自己的青少年时代的美好记忆，也是他对盛世长安的美好记忆。故而继位未久，在安史之乱尚未最后平定时，专门为王缙进献的王维诗文集下了一道诏书，开篇便说：“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称王维为“天下文宗”，盛唐正音。

然而，回头看看上文那首《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这首诗在王维诗作中并不出名，不过已经很能体现王维诗的风格与意境，从中也可以看得出来，长安城中的达官贵人、名流高士为什么会欣赏王维的诗。

周莹、王雪凝《天下文宗旨归处——浅谈长安文化区中的王维与李白》一文，分析了长安文化区为什么更推崇王维而非李白，总结说：王维诗歌在长安贵族中广为传唱，其高雅的内容风格也在较多方面体现出了优游雍容的贵族气质，加之其本身具有平和客观的为人，因此他的诗歌反映并且切合了当时长安的主流审美，成为了唐音之正宗。

就像我们今天回顾盛唐气象，总也少不了王维的“万国衣冠拜冕旒，九天阊阖开宫殿”。

所以，开元九年进士试的主考官，取王维为第一名，或许不仅仅因为玉真公主的有力推荐，也因为王维诗的风格非常符合他们的审美，符合这个时代的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