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诗人的科举生涯

如果李白去考科举……

扶  兰

李白是很想出仕的，未出蜀时便开始了干谒之路，《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便是这一时期的干谒诗，暮年流放夜郎遇赦归来后，《赠崔咨议》（绿骥本天马，素非伏枥驹……希君一翦拂，犹可骋中衢）、《赠刘都使》（所求竟无绪，裘马欲摧藏。主人若不顾，明发钓沧浪）等诗，仍然希望能够得到赏识与举荐。

高官名人的赏识与举荐，在唐人的入仕之路上，是非常重要的。

李白出蜀之初，便得到了道教领袖司马承祯的赞赏（司马承祯也是唐玄宗同母妹玉真公主的老师），第二次入长安，是道士吴筠（一说玉真公主）的引荐，时任太子宾客、秘书监的名诗人贺知章，读李白诗，见其人之后，称其“谪仙人”，金龟换酒，邀李白畅饮，结为挚友。因贺知章与玉真公主推荐，唐玄宗召见李白，供奉翰林，职务是草拟文告，陪侍皇帝左右。

但是这条入仕之路，因人成事，不确定性太大了。想要入仕的唐人，不得不常年奔走于各路权贵之间，汲汲营营，杜甫说自己在长安的干谒之路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灸，到处潜悲辛。”

以李白的个性，在这条路上，恐怕很难长久坚持下去——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其实，唐人入仕，并非只有举荐一途。除了荫庇（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指定一个自己的儿子通过荫庇获得入仕的资格）、胥吏升迁（表现出色的吏员可以成为官员，玄宗时期的宰相牛仙客即是吏员出身）、幕府征辟（李白入永王幕府即是走的这一途径）等制度之外，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已经占据了重要地位。

李白的父亲没有五品官职，荫庇这条路走不了。

再看胥吏升迁这条路。吏员多是官员在本地招募的各衙门的具体办事人员，以李白的性格大概率做不了事务繁琐地位低下的小吏。而且小吏升为官员的渠道到底还是很狭窄，所以牛仙客才会成为特别标注的典型。

至于幕府征辟这条路，李白又翻车了，走不下去（李商隐也在这条路上翻了车，卷入牛李党争，从此仕途坎坷）。

那么，李白为什么不考科举？

对于李白为什么不考科举这个问题，前人往往归因于：李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也就是：不是主观上不愿，而是客观上不能。

为什么不能？

通常的说法是：李白出身于商人家庭，而唐律规定，“刑家之子，工商殊类不预”，罪人、工匠、商人家的子弟，都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还有一个解释是：李白其实是李建成的后裔。（参见：褚问娟《李白身世的研究》，《艺文志》第196期；台湾学者罗香林《李白身世之谜》，《中国青年报》1985年7月28日；韩维禄《李白“五世为庶”当为李建成玄孙解》，《山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朱秋德《论李白的宗室情结及对其人生诸要素的影响》，《丝路学刊》1997年第4期；等。）所以李白对自己的家世讳莫如深，唐人对他的家世也含糊其事。为他办理后事编写文集的族叔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说：“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谪居条支……神龙之始，逃归于蜀……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李白朋友之子范传正为他立碑作序时说：“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谍。公之孙女搜於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於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已来，漏於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

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到，李白的家世，似乎的确有那么一些不可明言的问题。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的祖先就是李唐皇室的祖先，所以称呼李唐宗室的某些官员们为“族叔”，但又对自己家族的谱系遮遮掩掩。

科举考试报名时要填写籍贯与父祖名字官职等信息，类似于现在考公时的政审。李白这一关是过不去的，所以他走不了科举道路。

但是，如果李白没有这种身份上的限制，他能不能走通这条道路？会不会走上这条道路？

先来看看，李白能不能走通科举这条路。

首先，李白能不能写出优秀的考场作文？

科举时代有句话：不愿文章高天下，但愿文章中试官。考场作文有一套固定的程式，在考场外写得一手好诗文的人，未必擅长于考试。而且，主考官和阅卷官的喜好，也会对每场考试的录取偏向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说欧阳修任主考官的时候，取士便偏向于质朴自然的古文而非日益僵化的骈体文）。老苏就曾经感慨：“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他屡考不中，苏轼兄弟却年纪轻轻一考便中，而且名次很高——主考官欧阳修误以为苏轼的卷子出自他的学生曾巩之手，为了避嫌没取为头名，但还是取为了第二名。

像老苏一样屡战屡败的文学史上的名人，为数不少。蒲松龄“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的功力，对他的考场作文也并没有什么帮助。

那么，唐代科举考试的考场作文有什么要求？李白能不能过关？

唐代科举制度中，最重要的进士科是诗赋取士（傅璇琮考证说，进士科在八世纪初开始采用考试诗赋的办法，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为固定的格局，虽然三场之中后两场也考策论和经义，但是其重要性远不能和第一场的诗赋相提并论，并且准许考生以诗代帖经），而非经义取士。原因很简单，如陈寅恪所说，隋唐时期，士族重经义而寒族重文采。在那个公共教育资源很不充足、图书出版业尚未发展起来的时代，门阀士族天然有着学术传承上的优势，所以，那个时代，学问是可以世袭的。但是文采不能世袭，诗人是不能被培养出来的，而是自己生长出来的。科举制的设立，本来就是为了打破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对选官制度的垄断，诗赋取士是更有利于寒门而非士族的取士标准，故而虽然受到诸多批评也不曾动摇。

进士科的诗赋考试题目，略作搜罗，大致有：

《高松赋》、《籍田赋》、《旗赋》、《丹甑赋》、《冰壶赋》、《梓材赋》、《花萼楼赋》、《省试性习相远近赋》、《北斗城赋》、《西掖瑞庭赋》、《洪钟待撞赋》、《珠还合浦赋》等等；

《终南望馀雪》、《湘灵鼓瑟》、《白云起封中》、《夏日可畏》、《骐骥长鸣》、《方士进恒春草》、《七月流火》、《骊珠诗》、《恩赐耆老布帛》、《观庆云图诗》（看图作文）、《风光草际浮》、《春台晴望》、《行不由径》、《吴宫教美人战》、《临渊羡鱼》、《晦日与同志昆明池泛舟》、《霓裳羽衣曲》、《振鹭》、《腊后望春宫》、《秋风生桂枝》、《春草碧色》、《奉诏涨曲江池》（这次限定了以春字为韵）、《一一吹竽》、《内出白鹿宣示百官》、《东风解冻》、《霁后望钟山》等等。

傅璇琮将试题总结为四大类：节令、景物、器物、文学。宋人也总结说，唐代进士科考试，“诗赋题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意思是，考试题目除了出自经书，也可以由主考官按照自己的意思，取眼前景物来命题，如《贡院楼北新栽小松树》，这个命题就很随意了。

从题目来看，颂圣、明志两类题型占的比重比较大，咏史（包括神话传说）也有，但写景抒情的题型很显然占的比重最大，而且即使是其他题型，也往往有诸多写景抒情的成分。也就是说，唐代的诗赋取士，考核标准，重在“性灵”而非说理。

最著名的省试诗有两首：

祖咏《终南望馀雪》：“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考场作文要求的是六韵十二句的五言长律，祖咏写完这四句后认为笔意已尽，不愿画蛇添足，于是搁笔退场，是以这首小诗虽然广为传诵，这场考试却未能过关。不过祖咏后来在开元十二年（724年）中了进士。

钱起《省试湘灵鼓瑟》：“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结尾这两句，余韵悠长，意境深远，向来为人传诵。钱起早年也曾数次落第，后来于天宝十年（751年）考中进士，应该就是这一次吧。

这样看来，蒲松龄如果生在唐代，以他的文风与笔力，考中进士的概率，比起八股取士的清代来说，肯定是要大得多。

这样的取士标准，对于李白来说，难度就更低了。

至于考试经验，格式固定的命题作文，李白写过不止一篇，最有名的大约是《清平调词》，唐玄宗与杨贵妃赏花时说：“赏名花，对妃子，焉有旧乐词？”于是将宿醉未醒的李白召入宫中，以《清平调》（唐代大曲）之音韵格律，填写歌词，是为《清平调词》，这个填词难度，恐怕比只讲究格律的考场作文更大。奉诏侍从宜春苑，吟诵春光，开篇即是“东风已绿瀛洲草”（《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已绿江南岸”，未知有无借鉴于此。

考场诗要求的是五律，李白的五律虽然不如他的其他体裁（古体诗与绝句）的诗著名，但也同样佳句名篇叠出：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渡荆门送别》）；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秋登宣州谢朓北楼》）；芳树笼秦栈，春流绕蜀城（《送友人入蜀》）；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送友人》）；客心洗流水，遗响入霜钟（《听蜀僧濬弹琴》）；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塞下曲》）；等等。《宫中行乐词八首》则是八首命题作文的五律，绮丽华美，又是另一种风格。

在整个唐代，李白和杜甫是并肩俯视所有诗人的。李白的诗风，也非常适应讲究“性灵”的考核标准。

再说到赋。唐代的赋沿袭于六朝，推崇华丽工整的骈体文。李白最著名的一篇骈体文是《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约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前后作于安陆。这篇赋不长，现在是人教版的高中语文教材：“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花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

考场作赋，当然不能按这个高标准来。但是在此之前，初出蜀中的李白，遇到司马承祯，便已作《大鹏遇稀有鸟赋》，这是李白第一篇流传天下的扬名之作，后来修改定稿为《大鹏赋》，并在自序中说“此赋已传于世，往往人间见之。”

李白文集中收录了八篇赋，数量不多，但并不意味着李白只写了这八篇赋。李白少年时读书，曾经三拟《文选》——将《昭明文选》七百余篇各种体裁（主要为诗赋，也包括各种杂文）的文学作品仿写了三遍，不过不满意的都烧毁了，留下的只有《别》（没对上号）、《恨赋》（《拟恨赋》？）等寥寥几篇。时人称“文选烂，秀才半”，足见这部书对于科举考试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李白在天才之外，其实也经过了非常严格的写作训练，类似于今日学生刷《五年高考三年摸拟》。练兵百日，方能用兵一时。

这样看来，从写作水平上来讲，李白完全可以轻松压倒整个考场的考生。从李白的训练水平来讲，他也不会有不适应考场的问题。

所以，担心李白能不能写出优秀的考场作文，这个完全是不必要的。

李白能不能走通科举这条路，还有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唐代科举考试的试卷不糊名，阅卷人对考生的信息一目了然，受荐举的影响很大，并且将荐举视为理所当然之事。这意思是，考试与推荐相结合。故而唐代考生们特别重视考前的“行卷”——将自己的诗文集送给名流高官，以求得推荐扬名。考完之后赶紧再送一次，加深印象，是为“温卷”。

最著名的行卷诗，大约是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张水部，即时任水部员外郎的著名诗人张籍（水部属尚书省，职掌水利及水道交通，长官为郎中，从五品上；副长官为员外郎，从六品上）。“画眉深浅入时无”，问的其实是：我的诗文，可还入得诸位名流尤其是考官的眼否？张籍对朱庆馀非常赞赏，答了一首诗：“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是时人贵，一曲菱歌抵万金。”（《答朱庆馀》）张籍的大力推荐之下，朱庆馀在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一举考中了进士，这一次行卷的对答，也由此传为佳话。

客观来说，这种推荐制度，有避免“一考定终身”的考虑在，就像大学里将平时考核成绩和期中、期末考试成绩结合起来评定本门课程最后得分一样。名流高官们的推荐，出自公心者也为数不少，比如说顾况推荐白居易、韩愈力推李贺（未果），有一位不那么著名的官员杨敬之，还留下了一首著名的推荐诗：“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赠项斯》）项斯随后于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考中进士，由此还有了一个成语“为人说项”

前面说过，司马承祯、玉真公主、贺知章可以直接将李白推荐给唐玄宗，任翰林学士。那么，进士考试的推荐，是更不成问题的。

总结一下就是：李白如果去参加科举考试，是能够考上进士的。就算某一次出问题（生病受伤等意外状况），唐代的进士考试每年都会举行，机会有很多次。

不过，在唐代，考中进士只是取得了做官资格，还要参加吏部试才能正式授官。

李白能不能考过吏部试？

吏部试分为“身、言、书、判”四大项，身即身材外貌（据说相貌丑陋的钟馗就在这一关被涮掉了），言即口语表达能力，书即书法水平，判即判案的文辞。其中又以书、判为重，尤其是判。

考得上进士、考不过吏部试的大有人在。

来看看李白的这四项。

其一，身材外貌：李白自称“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个子不算高（唐时七尺约合今170cm），但是外表很有堂堂之威，司马承祯初见李白便盛赞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唐人魏颢《李翰林集序》描绘李白的外貌则是：“眸子炯然，哆如饿虎，或时束带，风流酝藉……贺公奇白风骨，呼为谪仙子。”——眼睛炯炯有神，张嘴的时候有猛虎下山的气势。有的时候他穿得整整齐齐（多数时候穿得很随意？），腰扎玉带，头扎布巾，也显得风流倜傥。贺公指的是贺知章。

好了，李白这身材外貌，完全可以通过吏部试。

其二，口语表达能力：李白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他自己的诗作与唐人诗作笔记中必定会有记载。不但没有问题，很可能李白还是很优秀的演说家，毕竟他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内容里，纵横术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他自己也屡屡以鲁仲连这样的游说之士为效法榜样。

其三，书法水平：目前存世的李白真迹《上阳台帖》为草书（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字如其诗，豪放俊逸，神采飞扬。科举考试必然是楷书，我们见不到李白的楷书，不过从《上阳台帖》的书法造诣来看，笔力在此，楷书的合格水平还是有的吧？

其四，判案文辞：这一项要求考生既要通晓唐代法令条文，也要有合格的公文写作水平（要求还是骈体文），也就是法律与文学相结合。白居易就是写判词的高手，中了进士后，是以“书判拔萃科”甲等的优异成绩踏入仕途的，他的判词被编为《甲乙判》（《百道判》），成为唐代及后世的判词模拟教材。

《李太白全集》中收录的李白诗文，并没有判词。今人很难判断，是李白没有写过判词，还是李白的练习之作没有留存下来？

不过从李白的生平经历与个性特点来看，恐怕颇有“侠以武犯禁”的嫌疑。

魏颢《李翰林集序》记：“少任侠，手刃数人。”李白在《赠从兄襄阳少府皓》一诗中也说:“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当朝揖高义，举世钦英风。”或以为这是因为李白青少年时身处法网疏漏的巴蜀偏僻之地，治安常常要靠自力更生，故而任侠之士自卫或是惩恶杀人，不但不被追究罪责，还被称为“高义”、“英风”。

这样的生长环境，大约让李白很习惯随身携带武器。崔宗之《赠李十二》诗曰：“袖有匕首剑，怀中茂陵书。”唐人好剑，但往往好的是长剑，在日常生活中，礼器作用大于兵器作用。李白却是袖藏短剑，随时警惕随手可用，想必令初见者印象深刻，才会特别强调。

唐人的豪侠之气甚为浓厚，但相对于推崇个人勇武、以武犯禁的汉代游侠而言，唐人的豪侠，更多的有着一种驰骋边关建功立业的价值取向，如：“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少年行》）；“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令狐楚《年少行》）；“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李贺《雁门太守行》）；等等。

李白笔下的侠客（《侠客行》），既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游侠，也是“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的豪侠。字里行间，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不论游侠还是豪侠，归根到底，都是凭恃个人勇武来解决问题。

所以，李白很可能在“判”这一关上，过得很艰难——之所以说过得很艰难而不是过不去，是因为这一关考查的其实是对唐律的熟悉程度以及文学性很强的公文写作水平，后一项对李白来说是不成问题的，至于熟悉唐律这一条，以李白青少年求学时期三拟文选、“铁杵磨成针”的勤学苦练来看，真要下定决心，也是能记得烂熟的，所忧虑者只在于运用，应考之时，李白是否能够暂且放下他个性里的自由豪迈，专注于用唐律的严谨法令来思考案例和书写判词。

然而，思维方式的转换，是很有难度的，所以说李白在“判”这一关上，应该过得很艰难。但是过不去的概率还是很低的。

总的来说，李白如果不受身份限制，能够去考科举，基本上是可以从礼部试一路考过吏部试的。

那么，李白会不会去考科举？

李白是诗人中的诗人，惯于用心灵与情感来看世界和解读世界，对于仕途，始终有一种浪漫的理想主义，想成为谢安那样谈笑之间建功立业的高士，当功成名就之后，挥一挥手，潇洒退场，留下千古美名。

这样的李白，会沿着科举考试的程序，一步一个台阶慢慢攀爬吗？即使最终考过了吏部试，多半也是从一个县尉起步——尉为九品，主要负责一县的司法捕盗、审理案件、判决文书、征收赋税等杂事。杜甫困守长安多年，得授河西尉（河西即陕西下属合阳县），都坚辞不去，最后实在生活不下去了，才另谋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军队仓库管理员）一职，品级更低，但事务其实要清简许多，勉强还能接受。李白比较富有，没有经济压力，恐怕很难勉强自己为五斗米折腰（五斗米是县令的待遇，县尉的待遇可能还没有五斗米）。

然而另一方面，李白其实又很能适应唐代浓烈的干谒之风，以至于陆游读到李白写给达官贵人的诸多干谒之诗时，觉得太过巴结攀附，不可忍受、心生厌恶，说李白这种人活该要一辈子落魄：“一生砍壈。”——宋代门阀扫荡殆尽，科举制大为完善，文官政治确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神童诗》），按照宋人的观念与宋代的制度，只要书读得考，考试考得好，便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神童诗》），不必汲汲奔走于权贵之门，故而对跑官要官感到极大的耻辱，所以陆游看不惯李白的干谒，觉得他太热衷于功名、没有读书人的孤洁清高气节。

但是李白是不会以干谒为耻的，这是时代的特点，也是他个人的追求。

这样的李白，会不会去考科举？

显然，对于这个问题，今人没法给出确切的回答。

或许连李白自己也没法给出确切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