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读唐诗之“降胡饱衣食”?

扶  兰

高适《蓟门行五首·其二》中有一句：“戍卒厌糠核，降胡饱衣食。”意思很明了：戍守边关的战士吃糠咽菜，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归降的胡人反而吃饱穿暖。以前不止一次看到网友们的抱怨，说中国传统的战俘政策，不惜克扣自己士卒也要对“降胡”过于优待，其间便曾引此诗句为证。

读《全唐诗》到此处，难免想去翻一翻资料，确认一下唐代对“降胡”的政策是否的确如此。

按朱利民、冉万里《唐代俘虏政策述略》一文所述，唐代对“胡人”的俘虏政策，大致有献俘、杀戮、流放、没为奴婢、放还本土或迁移、赦免或任用（但只有少数俘虏才能享受这一“殊遇”）等几种。

从这一总结来看，唐代对“降胡”，总体而言未必优待到哪里去。

不过，这一总体政策，尚不能否定具体战场上可能的确存在“戍卒厌糠核，降胡饱衣食”的现象。论者云，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越统一，战斗力越强，此即农业时代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之根本所在，这一优势直至马克沁机关枪上了战场之后才彻底丧失，那么，在唐代，习于游牧、擅长骑射的“降胡”，因其军事优势，而得到超出于普通士兵之上的优待，是很有可能的。高适《睢阳酬别畅大判官》一诗中有“降胡满蓟门，一一能射雕”一句，与《蓟门行》两相对照，“一一能射雕”是否就是“戍卒厌糠核，降胡饱衣食”的主要原因？

于鹄《出塞曲》中又云：“逢著降胡说，阴山有伏兵。”——投降的胡兵告知唐军，前方阴山有伏兵。从这句诗来看，唐代优待“降胡”的另一原因，是否为了边塞战争的便利起见？毕竟很多时候，多数成员来自关内的唐军是长途跋涉的客场作战，急需当地的向导指引。

蓟门，即今北京，唐时于此设幽州节度使，又称范阳节度使、卢龙节度使，河北三镇之一，安史之乱的根据地。隋唐时期，河北汉人、契丹人、奚人、突厥人杂居，陈寅恪称之为“河北胡化”，前人或以为这是安禄山据河北三镇、发动叛乱的根源——当然，今人多认为，安禄山叛军中，将领与士兵，大多数都是汉人，安史之乱的根源在于唐代均田制与府兵制的崩溃、守外虚内的政策、募兵制度下中央与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而非简单的胡汉矛盾。

高适作《蓟门行五首》时，应是安史之乱爆发之前，蓟门的“降胡”，仍然在为大唐守边安塞。当安禄山挥师南下时，“降胡”想来也仍然是其中劲卒。大概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当兵吃粮扛枪吃饭，替谁打仗不是打呢？

不过，这个时代的军队，尤其是招募为主的军队，对中央政权的忠诚度，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也因其实力变化而异。正规军队尚且如此，何况“降胡”？

高适写《蓟门行》时，未必已经预料到安史之乱的到来。但诗人的敏锐，还是使得他对蓟门所见的情形，深为忧虑。“戍卒厌糠核，降胡饱衣食”可能只是出于提高边军战斗力的考虑而实施的策略，但保证了“降胡”的衣食就不能保证“戍卒”的衣食，如此糟糕的后勤，揭示了潜藏的巨大危机：盛唐的荣光之下，边军的普通士卒，已经不能“饱衣食”了，这样的情形下，如何才能保证边军的战斗力与对中央政权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