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真相，呼唤免责   --  说说灾难文化 ，兼论李约瑟难题

99年之前，留学美国的任鸿隽提出《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这是他在对比东西方文化差异之后提出的让国人极为不舒服的观点。近百年来，这个话题被洋人李约瑟发掘，成为引导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发表高见、为自己开脱的理由。理由说上百遍，也不能改变事实。在这里我想谈一谈中国古代为何没有消防的问题。这种缺乏消防的文化惯性，是造成现在灾难不断的奥秘。这个问题太大，我也只能用几个很小的、大家都知道的例子来管窥东西方灾难文化的差异。 

1994年发生的克拉玛依大火，可以说震动全国，影响深远。事后立即抓捕19人，通过半年多的调查，判刑14人。其中3人重大事故责任罪，其他是玩忽职守罪。其实两者性质是相同的，但后者有一个判刑5年的高限，为了突破这个高限，所以要对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判处重大事故责任罪。他们的罪名是五花八门的，今天看来是非常奇怪的。比如擅离岗位（刘竹英）、逃生厕所（况丽）、早离现场（张华堂）、救火受伤（赵兰秀）、没有开门（陈惠君、努斯拉提）、后走领导（唐健）、签字同意（岳霖），这些稀奇古怪的罪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与失火无关，与逃生无关，与事故原因无关。真正与事故发生原因有关的人，似乎只有一个，就是卡德尔（友谊馆直接负责人）。问题在于，他又有多少消防常识？要他看出火灾失控的危险，比要母猪上树还要难。那么事故就不可避免了么？有一个当事人，他知道舞台幕布有失控的危险，他知道如何挽救这个危险，他也曾报告这个危险。他只要多说几句话，或者多写几个字，就可以避免326人死亡130人受伤的结果。在西方的灾难文化之下，他是灾难的肇事者，虽然是无辜的肇事者，是一定要深入研究的。在中国的灾难文化之下，他一点错误也没有。从上到下，都不认为他有错误，这就是中国的灾难文化，也是没有消防的文化背景。西方灾难文化重视程序的正当性，而不太看重每一个人的过失，东方文化强调平息民怨，而根本不管真相是什么。一场火灾事故，只要有人被判刑，真相一定被牺牲，因为懂得火灾本性的人，知道火灾失控牵扯的单位很多很多，有人被判刑，就意味着有人被免责，“丢卒保车”，你没有听说过中国的名言么？在这个名言背后，就是中国指鹿为马，胡乱判刑的问责文化，和对真相忽视，对教训漠视的敷衍态度（人祸论）。说起中国的灾难文化，可以说罄竹难书。

最近我在研究消防历史和消防文化，发现西方面对火灾采取的是直截了当的救火和调查态度，而中国古代总是从人祸、管理、报应、问责、迷信、刑罚的角度来迂回解决问题（即所谓的消防文化）。如果杀人能够解决火灾问题，从黄帝开始，中国都是用刑罚来对付火灾的。5000年下来，还有人对此痴迷不悟，这只能说是文化的惯性了。由此可见，在一个集体为本的国家，推行以人为本的观念是多么困难。对中国消防文化的研究越多，我越感受到古代传统观念与现代科学理念的格格不入。教育别人注意消防安全，未必需要通过死刑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进行。中国文化是建立在惩罚之上，真相和教训就是这种文化的牺牲品了。

按照西方文化，这一悲剧是一个人的失误造成的，他的名字叫做邹光训，是当时的电工。按照东方文化，他向领导报告了，所以领导负全责，他被免责。按照西方文化，工作场所的安全应当制定工作票制度，每一个当事人都了解程序的历史（如果接替邹光训的马建明了解处理程序，克拉玛依大火可以避免，326条生命可以挽救）；按照东方文化，程序是垃圾，关键要领导重视。按照西方文化，消防是专业知识，只有专业知识才能维持安全水平；按照东方文化，消防人人都可干，中国不缺的是人手，问责制可以把母猪赶上树。西方的问题在于，火灾的发生是程序问题，与个人失误关系不大。不免责，无真相。东方的解决办法在于，我们有董仲舒，总可以把天灾变成人祸，最后靠替罪羊结案。西方文化认为，社会维稳靠消防，所以消防的待遇很好；东方文化认为，社会维稳靠枪杆子，所以消防是国防的一部分。不但军队抢走了消防的救灾任务，而且城管抢走了消防的治安功能，所以中国消防只剩下救火功能，中国的消防制度逐步退回到公元1210年前后的临安防隅军的水平了（1949年之前上海的消防制度是与美国接轨的）。1286年马可波罗认为非常好的制度，能够对付21世纪的救灾问题么？不要以为设备可以对付火灾，中国社会的安全观念仍然停留在宋代，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透过这些奇怪的文化现象，您会理解为什么古代中国只有救火，没有消防；为什么现代消防只有工具，缺乏理念。塑造中国2000多年消防文化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个叫董仲舒，人祸论的开创者；一个叫李斯，问责制的开创者。也就是说，是外儒内法造成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这是冯友兰的发现，也是我的共鸣）。即使在科学昌明、科普发达的今天，我们的思维方式也还是没有跳出董仲舒和李斯给我们设定的思考范式，也就是说文化的视野决定了认识的高度。这也是李约瑟难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