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堂隆之辩的气候背景

在《中国消防通史》当中，高堂隆之辩是一次著名的消防对策大讨论，儒家代表人物高堂隆提出的主张，没有被魏明帝采纳。魏明帝为什么不采纳高堂隆的意见，而是紧跟汉武帝走“防火靠建筑高大”的消防路线？从消防气候的观点，这是非常合理的防火对策，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时气候的信息，这里分析一二。

崇华殿灾。詔问隆：“此何咎?于礼，宁有祈禳之义乎?”隆对曰：“夫灾变之发，皆所以明孝诫也，惟率礼修德，可以胜之。《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孽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台，天火為灾。’此人君苟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应之以旱，火从高殿起也。上天降鉴，故谴告陛下；陛下宜增祟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成有桑谷生于朝，武丁有雊雉登于鼎，皆闻灾恐惧，侧身修德，三年之后，远夷朝贡，故号曰中宗、高宗。此则前代之明鉴也。今案旧占，灾火之发，皆以台榭宫室為诫。然今宫室之所以充广者，实由宫人猥多之故。宜简择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罢省其余。此则祖己之所以训高宗，高宗之所以享远号也。”昭问隆：“吾闻汉武帝时，柏梁灾，而大起宫殿以厌之，其义云何?”隆对曰：“臣闻《西京》：‘柏梁既灾，越巫陈方，建章是经，以厌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為，非圣贤之明训也。《五行志》曰：‘柏梁灾，其后有江兗巫蛊（也）卫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无所厌也。孔子曰：‘灾者修类应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圣主睹灾责躬，退而修德，以消复之。今宜罢散民役。宫室之制，务从约节，内足以待风雨，外足以讲礼仪。清扫所灾之处，不敢于此有所立作，萐莆、嘉禾必生此地，以报陛下虔恭之德。岂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财!实非所以致符瑞而怀远人也。”帝遂复崇华殿，时郡国有九龙见，故改曰九龙殿。高堂隆不知道魏明帝刚刚上台，需要地位和威严，这是摆显的一次机会，所以九龙殿建造得无比奢华。

上述高堂隆之辨，发生在公元235年（注意， 曹操著名的禁寒食《明罚令》颁布于206年，如果曹操观察到的气候是冷相高峰年，那么30年之后应当是暖相高峰年），之前的222年，发生吴蜀之间的夷陵之战，蜀国元气大伤。234年，诸葛亮病死五丈原，让曹魏政权放下心来，开始大兴土木。231年，清商殿大火；234，崇华殿灾，235，崇华殿又灾。这些火灾的发生，反映了当时的暖相气候，风大火灾容易失控。可是，魏明帝不知道气候的规律，所以和高堂隆有关于防火对策的辩论。高堂隆是典型的儒生，举出的办法不外乎“务从约节”，光知道可以从道德上“可以胜之”，却不知道在技术上的防火办法，极可能地务虚，十分虚伪。但是他的建议符合儒家的治国理想，因此他的对话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古今消防史上的一则笑话。魏明帝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九龙殿的修复还是相当奢华的（侈宫室，空帑藏，铸造铜人。叡好土功，先作许昌宫，又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殷，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复立崇华殿，更名九龙，通引谷水过殿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只不过增加了一些防火的环节而已。从另一方面看，宫殿在暖相周期失火更难扑救，这是柏梁台之灾与崇华殿之灾的气候背景，两者相差239年，完整的4个气候周期。汉武帝和魏明帝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增加防火间距的消防对策，属于典型的被动防火措施，是灭火手段不够发达（缺乏泵浦）之时的无奈选择，是正确的针对暖相火灾的防火措施。

高堂隆（2世纪？－237年），字升平，泰山郡平阳（今山东省新泰市）人。高堂生之后代。早年是诸生。泰山太守薛悌提拔为督邮，后来到济南郡避难，投靠曹操，建安十八年，任丞相军议掾。魏文帝时，改任平原王曹睿傅。魏明帝即位，任命师父为给事中、散骑常侍，多次直言上疏。青龙年间，明帝大兴宫殿，又打算取长安大钟安置洛阳，高堂隆以“劳役费损，以伤德政。”阻之。高堂隆虽然对火灾发表了一系列的看法，都务虚不务实，属于典型的扯淡高人，所以没有被魏明帝曹睿采纳。第三年，他就去世了。事实上，魏明帝采纳的是汉武帝和越巫的那一套，靠奢华（增加防火间距）来防火。不管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其防火的理论还是相当管用的。至少崇华殿到八王之乱，都没有发生重大灾情。高堂隆之辩反映了不同的防火态度之争，防火靠务实，儒家专务虚，这代表的是完全不同消防观。儒家对消防常识的无知，对实践经验的蔑视，由此可见一斑。对于今天的消防认识，仍然有很大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