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学术传播的“视界”

卫军英

毫无疑问，学术传播需要创新。这至少涉及到三个范畴的问题，即学术、传播与创新。无论对学术界还是对出版传播界而言，这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学术生命的递延，而且还关乎到出版作为一种传媒产业，其本身得以生存发展的效益性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传媒以及营销传播的学者关注学术传播创新，就具有把握专业内涵和完成学术使命的双重含义。而《视界》丛书的出版，则可以看作是传媒出版领域的一种回应，以及传播学者对这种使命责无旁贷的担荷。

作为一种新的学术尝试，《视界》第一辑收录了来自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四位学者的专著，分别是《传媒的魅力：邵培仁谈传播的未来》、《重建巴比塔：吴飞谈传播的想象力》、《营销的律动：卫军英谈营销传播》，以及《艺术的信源：邹文谈艺术与传播》。与以往专业学术著作不同的是，这套丛书既没有采用以往惯用的体系全面的著述方式，也没有按照通常汇集学术论文的写作方式，而是运用学术散文的笔法辑录了每位作者的学术感悟。如果说其间具有某种学术创新性，那么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内容形态的新追求和呈现方式的新探索之上。要言之即是前面所说的学术、传播以及由此融合而成的创新意识，分而论之则大致可以归为两个大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在内容上把原创性学术追求作为创新的基本立足点。这套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倾力打造的专业著作，秉持对学术的尊崇，出版者和作者达成了高度的价值认同：必须把学术的原创性作为首要追求，体现出作者独立思考和深刻体悟的专业价值；与此同时应该言之有物，力戒当下学术出版物中所充斥的华而不实，雷同或者变相抄袭的流弊。表面上看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具有新意的追求，然而如果联系到当今学术界的浮泛，以及汗牛充栋陈陈相因的学术风气来，这种追求则不啻于包含了回归学术初衷的赤诚，亦即具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立精神之价值，而这点本身就是造就学术之“新”的源泉所在。正如邵培仁教授在书中所说的：在中国学术界，重复性研究和“同质化成果”越来越常见，学术抄袭、侵犯知识产权不绝于耳，许多课题指南也是大同小异，鲜有学术创新。然而物种的繁衍靠复制，学术研究则靠创新，创新就需要从“学术制造”走向“学术创造”。如果把这种具有个人创见的认识，延展到《视界》丛书每个作者的著作中，我们惊奇地发现，哪怕是在威斯康星大学博士课堂上一个小小的细节，吴飞教授都从中领受到了某种具有普遍性的感悟。他发现这些美国的博士生们所问的问题并不见得有多么深奥，他们问的问题往往都很小，有时似乎给人感觉很小儿科。相反国内的学生们则喜欢问很大的问题，有时对一个问题需要很长时间去表达。而在他看来提问时把问题问得细小一些，其实更有利于对学术思想的认识。学术提升本来就是一小步一小步前进的，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过于宏大则难免会坠入虚泛的陷阱。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缺少深刻积累的华而不实，也许正是这些年来中国学术界最为败坏的学风之一。

他的这个看法在卫军英教授和邹文教授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印证，卫军英在谈及“企业战略要走出大而无当的玄虚”时，曾批评某著名管理讲师所说的“要规划企业百年战略”的夸夸其谈。他以詹姆斯·科林斯在《基业长青》中的研究结果说明：“高瞻远瞩的公司在创业时，没有几家拥有伟大的构想。”并引用庄子的一段话作为对所谓管理专家华而不实学风的批判：“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几位学者从不同角度的论述以其鲜明的个性，殊途同归地说明学术创新在扎实的问题与细微的发现中，蕴藏着天然的原创基因，这种学术基因元包含某种本源性的驱动力。也就是说任何创造性的学术内容，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表现形态和表达范式创新，而这也正是我们所要说的另外一个问题。

第二个方面，寻求学术表达方式和表现形态具有一定的新意。对于《视界》而言，与其说这是一种单纯追求形式的标新立异，倒不如说是由于一定程度上原创性内容，自然而然所寻找到的适当的表现形态。当今之世，伴随着传播技术的变迁，人们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也在不断改变，尤其是媒体的网络化在改变人们阅读习惯的同时，也相应地改变了读者接受和学术思考的方式。这意味着即便是学术性著作要达成相应当的传播效果，在所谓内容生产的过程中就必须把原创性创造，与现代人阅读方式和思维模式的改变相结合。为此《视界》丛书坚持在立足学术前沿的基础上，试图用一种更加清新生动的形式，在媒体网络化的多元传播表达中，寻求一种个性化的学术诠释，进而为受众提供某种蕴含知识和精神内涵的深度阅读体验。每本书基本上都选择以学术随笔的形式，由专家通过浅近轻松的表达，娓娓道来专业话题，把学术思考与普适性的大众视野相融合。这种追求主要是基于几个层面的考虑和尝试：

其一，以轻松的笔触达成与读者的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当代传播学和市场营销领域学术研究的新取向和新追求，在信息由稀缺资源转而冗余的过程中，沟通方式甚至超越了沟通内容。即便是学术著述作为一种选择性需要，其传播价值的实现更加依赖于愉悦的传播氛围。而书宛然就是作者心中清泉的流淌，从书中可以看到活生生的人，看到人的音容笑貌，看到人用心在体会。读书就是与作者在对话中交流碰撞。我们所追求的是学术的愉悦而不是经院的枯燥，是趣味而不是浅薄。

其二，以趣味的叙述传递作者的睿智。学术思想原本就是对事件的认知归纳，所以改变以往学术著作的冷峻和呆板，在文章中适当穿插一些叙事性元素，不仅增加书的可读性，而且直接展示出对社会现实和生活本身的涉入。在传媒网络化的接受环境中，也许现场感比抽象的思辨更加富有说服力，因此在专业论述中体现出趣味、睿智、灵气，似乎更加符合读者对阅读体验轻松、感性、新颖的追求。

其三，以清新的文风体现学术的生动。改变以往学术研究冗长而又艰涩的表述方式，摒弃经院式学术那种司空见惯的旁征博引，提倡学者个性化的感悟和思想火花的迸发。其实叙述式感悟原本是一种颇有渊源的学术传统，纵观人类辉煌的学术遗产，其中很多都是在叙述中表达深刻的感悟，诸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歌德《谈话录》，以及中国的《水经注》、《诗品》、《梦溪笔谈》和《人间词话》等莫不如此。

记得在与邵培仁教授和吴飞教授漫步西溪之际，我曾提出这么一个观点：网络新媒体不仅带来新的学术内容和学术传播方式，而且也对我们传统的学术表达方法提出了挑战。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传统学术中非常重视的考据之学，在新媒体状态下几乎演变成某种简单的关键词搜索。而数据库尤其是大数据的应用，几乎使得过去那种看似深不可测的考索，成为一种最为普遍的媒体搜索工具。可以说比之于信息技术状态下的搜索引擎，任何手工形态的检索都会无可奈何地淹没在信息冗余的海洋之中。同样这就如我们以往在学术论述过程中，格外关注传统引用和索引所带来的翔实性，但是在网络技术的超链接状态之下，任何权威性的引用都难免会陷入挂一漏万的尴尬。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视界》丛书中，我们有意识的摒弃了那种繁琐的引用和注释，我们把研究的中心更多立足于思考过程和思考者本身。几位学者有一个鲜明的学术共性，这就是著作中对于许多问题的把握，都更加关注于“元知识”，亦即具有普适性和本质性的理论归属。这正如开创公共艺术国际巡展的邹文教授，在谈及艺术与传播时所说的那样：艺术的信源，起笔于“点”，即始传播。他认为传播始于“点”，一如140亿年前宇宙大爆炸始于一粒“黄豆”。万物万事退回到零状态，正极为宏观，负极为微观，其间尽是“点”，微观最基本的单位，点与点密布合构宏观，所以文明的进步也体现为越来越尊重个位数而不止于概数。

显然这种极具个性化艺术感悟的人类传播认识，同样也具有很大的学术认同性。六月的一个夜晚与友人漫步灵隐，其时冷泉流声，风送梵音。一路放言思想发散，说起历来所有伟大的开创者，往往都是感性的预言家，如老子孔子苏格拉底。而后来的追随者阐释者，则更多属于理性的思考者，如庄子孟子亚里士多德，即便是我们所在的传媒学科也不例外，如天才麦克卢汉就是这样的人物。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是这样的，感性而富有激情，充满神圣预言的光彩。也许对于今天的学术而言，在网络所促成的碎片化时代，这种充满睿智感悟的思想火花，更富有思想魅力和创新价值。

                                            （原文载《中国传媒报告》20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