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成大器者，都是有先见之明的人。在研究工作中，同样需要先人一步的“超前”思维甚至“冒进”想法。尽管这类“异见”在短期内可能得不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但只要沿着这个创新思路锲而不舍地做下去，必定会“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生物学领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科学达人比比皆是。从孟德尔到摩尔根，“基因位于染色体上的固定位点”早已成为共识，很难想象基因会在染色体上跳来跳去。可是，美国著名女科学家芭芭拉 · 麦克林托克根据自己做的玉米籽粒颜色遗传的实验，首次提出“跳跃基因”的概念，这在当时看来是多么的“大逆不道”，简直无异于“无稽之谈”！

然而，过了几十年之后，科学家们终于发现了“转座子”——移动基因，于是麦克林托克的跳跃基因才重新被提起，同行们在心悦诚服的同时，不得不感叹她的奇思妙想，并由衷地给她送来了一份迟到的厚礼——诺贝尔奖！

无独有偶，在谁也不知道DNA的结构之前，沃森和克里克仅仅参考了富兰克林的一张DNA的X射线衍射照片，就天才地建立起举世震惊的DNA双螺旋结构模型，而这个划时代的开创性论文全文只有短短的一页纸，便揭开了一直罩在基因头上的神秘“面纱”！他们从此被誉为分子遗传学的“开山鼻祖”，并由此开启了基因工程的新时代！

“敢为天下先”固然勇气可嘉，但错误的假设和冒失的论证也是要当事人付出极大代价的，甚至可以断送一个人的学术前程，日本女科学家小保方晴子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她的团队以令人不可思议的简单方法——酸浴成功获得多能干细胞，顿时震惊了全世界！可是，后来这被证明是一场子虚乌有的“乌龙”事件，现在谁也说不清她是故意造假，还是无意犯错，但她的结局仍然很惨，而她的上司更以自杀悲剧而告终！

由此看来，大胆假设和小心论证缺一不可。从做科研谈到带研究生，我不知道现在导师们在指导研究生论文时，是否把提出科学假说当做科研的头等大事？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所带的每一届研究生基本上都是在提出科学假说以后才开始做实验的，而且我觉得边做实验边形成的新思路并不能代替事前提出的科学假说，要么完善（是），要么推翻（否）。

我还没有遇到推翻科学假说的情形。比如，我们在开展类风湿性关节炎病因研究时，根据文献研究结果，提出了“炎症激发一氧化氮驱动关节滑膜缺氧”的假说，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又如，我们在投入抗衰老研究之前，则提出了“一氧化氮阈值”理论，即低浓度一氧化氮促进长寿，高浓度一氧化氮导致衰老。由此验证了“线粒体低毒兴奋效应”理论。再如，我们在研究肥胖机理时，提出的假说是“iNOS活化增肥和eNOS活化减肥”，但这个假说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不仅如此，我还会跟学生一起拟一个初步的研究方案，尽管这只是个草案，以后会根据实验进展随时加以调整，但学生从内心感到比较踏实，做实验也有一定的方向感。学生们曾自豪地说，跟别人比，他们的实验显得不那么过分忙碌，有充足的时间思考，而我也常常鼓励他们想好了才做，没想好宁愿不做，“磨刀不误砍柴工”也就成了我的口头禅！

这么做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预先计划好的方案细节不会遗漏应该准备的材料和该做的小实验，这样就不会在准备发文章时才想起还有一个小实验没做，而想做一个小实验时却发现原来买的试剂已经用完。我还有一点让学生们惊叹，那就是他们做出来的结果很少是没用的，而他们得出的数据几乎都写入论文发表了。

对于那些招生人数多，但本人又无暇具体指导学生的导师，建议不妨采用上述“捷径”达到事半功倍的指导效果。不过，我还是建议导师们不要招生太多，以免误人子弟。教育主管部门应提倡导师有充足的时间经常跟学生探讨实验进展的“满工作量”模式，而反对并禁止导师因工作太忙或招生太多很少跟学生见面的“超工作量”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