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商朝(公元前1600~前1046年) 是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都能确定的第一个王朝——《史记·殷本纪》等记载的商朝主要事实已得到百年前殷墟出土甲骨的证实。不过，此前事项如《史记·夏本纪》尚待确认。笔者觉得，出土器物的适用尺度有助于判断地域的政权属性。

黄河中下游及其支流是中华之腹地，先人在此繁衍生息而使文明日益增进。历史与地理密切相关，但远古之时的地貌已难以清晰了解。海平面升降不定，不同区域的地壳每年也有毫米量级的隆起或沉降。年输送泥沙16亿吨的黄河，对徐淮地区和华北平原更有着重大影响；筑堤之前以边滩(嫩滩)和低滩(二滩)维持的河道极不稳定；改道之后下侧原流路尤其是滩地则成为水草丰盛的宜居场地。不过，黄河去而复来，将一切埋藏到泥沙之下。考古发掘虽不能揭露全貌，也使我们对先民的生活略有所知。

2    世事因果连绵，总得做个截断才能叙事。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 辞世之前的两千五百年即距今五千年前，来源广泛的多个族属在太行山前黄河下游左岸融合而成为商族，开始使用商尺19.7 cm。其时，黄河右岸的南夏使用夏尺15.8 cm；黄河三门峡以上的陕西及山西地域的西周使用先周尺18.5 cm；黄河泛滥区域内的东夷——山东及江苏邳州、新沂地域，使用夷尺17.6 cm。有着各自制度的东夷、南夏、西周和北商，在交流中进化和争斗，在争斗中融合而发展，最终汇成中华民族。

与黄河相关的知识来自上方著作。以下将周灭商前所控制地域称先周；其后称周朝而用周尺21.5 cm。

2.1   北商与先周

干旱等原因引起今山西地域的先民迁徙至山前平原；而北商也会因黄河游荡失却土地而越过太行山进入山西。太行山没有成为流域的分水岭，更不能阻碍两侧先民的交流。在距今4700年前山西地域已弃用先周尺而改用商尺。黄河中下游左岸都属于商的势力范围。

当然，先周族属后来也曾到达晋南，如距今四千年的襄汾陶寺文化适用先周尺18.5 cm，但高等级墓葬被毁——时代略晚者对墓穴的有意破坏。该地在壶口瀑布东偏南约90 km，想来败于先周而臣服，但很快被并入北商版图。

2.2    东夷与北商和南夏

东夷所居之地，远古之时类于辫状河流中岛屿，因黄河水沙而与中原几近隔绝。但到距今五千年时即大汶口文化中后期，黄河游荡频率稍低而流路趋于稳定，东夷与北商或南夏断续地接触，或许也曾与两者争夺过黄河迁徙留下的滩地。

已测算12个遗址出土陶器，确认东夷大汶口文化使用夷尺17.6 cm；但平阴周河M8和济南焦家M17 遗物适用商尺19.7 cm，表明北商在大汶口文化晚期曾达到今黄河南岸；而焦家北区M17等五座高等级墓葬被毁，以及其后龙山文化使用夏尺15.8 cm，表明南夏曾完整地控制了东夷。据此可以猜测，距今4500 年前后东夷与南夏同居于黄河之右。

东夷的地域随着黄河迁徙而忽左忽右，或许努力摆脱北商或南夏的控制；商夏想来对东夷有过多次争夺。岳石文化器物似稍逊于龙山文化及大汶口文化后期，或与生存环境不再安宁相关。笔者抽检济南、日照等地遗址岳石文化陶器，多适用夏尺，但部分尺度不明。文献记载有先商联合东夷灭夏、以及商朝曾册封东夷。

2.3    南夏与北商

 “自公元前2275年大禹疏浚黄河” ，固然是传说；但“其后70% 以上时间从山东和河北入渤海”，却是地质勘查的结果。由武陟向东北经获嘉、新乡、滑县、内黄，向北再经广平、巨鹿，而后转向东北，大致沿今滏阳河入海的禹河故道，位于冲击扇最北侧；其时代并不能准确知道。不过，夏商总该关心黄河流向，或许设法影响入海流路——就是治水啊。

黄河左右是商夏，使用不同的尺长。洛阳与郑州之间的偃师二里头，四期文化(公元前1750~前1500年)均使用夏尺，黄河右岸的多地二里头文化也使用夏尺15.8 cm。山西地域的二里头文化则使用商尺19.7 cm。

或许距今3800 年前后黄河在南侧游荡而入黄海，迫使夏都西撤；公元前1600年商汤在郑州二里岗立国之时，黄河或许已经到达冲积扇最南侧——夏以洛阳东侧的偃师二里头为都，或许就是退避洪水的最后所在。夏与商隔河对峙约百年，其后南撤至武汉盘龙城；商因黄河摆动也多次迁都，直至公元前1300 年即盘庚迁殷方得安定。

2.4    盘龙城和三星堆

武汉北侧的盘龙城遗址(公元前1500~前1200年)，居于汉水和长江左岸，出土大量器物适用夏尺15.8 cm，安徽凤阳县和湖北郧县的“商代”陶器仍适用夏尺，表明夏仍能控制淮河之南的地域。夏商两朝有共存的时段。

商朝迁殷百年之后，国力充实而征伐盘龙城；盘龙城也可能因千年一遇的长江洪灾而削弱乃至倾覆。其后夏沿着汉水向上进入成都平原。当然，夏人向长江上游的扩散或许早就进行(宝墩陶器适用夏尺)，只是入居三星堆的贵族来自盘龙城。

甲骨文有“至蜀”、“征蜀”、“伐蜀”等卜辞，但三星堆的毁弃并非源于商朝征伐。三星堆K1和K2以及成都金沙遗址均有夏商两种尺度器物，表明夏人曾接受商朝册封。夏人将数百年的精美器物全部毁弃并非祭祀，而是战败之前的悲愤之举，时间在武王灭商之前；因为“臣服于商已是不堪，商亡之前似不能再臣服于周”。三星堆作为“夏遗都城”大致在公元前1200~前1050年；生命仍会继续——繁衍生息于蜀地的夏人将使用周朝尺长21.5 cm。

3    文字记载之外的历史

殷商甲骨之后，文字记载渐多；而周朝青铜器物的铭文可达数百字。不过，出土器物的适用尺度仍可以揭露文字记载的遗漏。

商朝曾征讨先周而册封姬昌为西伯；此前先周使用尺长18.5 cm，此后使用商尺19.7 cm；武王伐纣前后或姬伯称王 “改法度，制正朔”（《史记·周本纪》）而定尺长 21.5 cm。先周文化稍显落后，尚未发现适用尺长18.5 cm的青铜器物，但曾以商尺范铸。宝鸡石鼓山M1~M4有族徽或日名的铭文铜器，均适用周尺且制作精良，意味着相关族属“对周朝的臣服”；无铭则适用周尺、商尺或难以确定适用尺度，想来都是本地模仿范铸；兵马器适用商尺。

河南鹿邑长子口墓处于商周鼎革之后，出土器物的尺度支持墓主为微子启的判断。二百余件陶瓷器适用周尺21.5 cm；无铭的圆罍和圆鼎(后者形体最大)适用周尺，其余铜器均适用商尺——祭祀父母的铜器铸铭“长子口”，想来源于“作为长子而不能承袭帝位”的情结；玉器五件适用商尺，而四件适用先周尺18.5 cm，或许微子启真是“带路党”呢。

秦国在商鞅公元前350年变法后使用秦尺23.1 cm，但其他国家似乎没有变更尺度。出土于秦始皇陵的大圆鼎，重212 kg，纹饰精美，但有18处利器砍痕。圆鼎适用周尺而非秦尺：出土于秦陵，但不是秦人本族制作的。

如“铭文和铸客”所说，寿春楚墓出土铜器有两种尺度。标示楚王酓(干/心)的器物适用周尺，以统一格式刻划“冶师某某佐某某为之”，字迹非常工整，留下姓名以彰显业精；潦草刻划隐却真名的铸客大鼎和铸客升鼎，腹径与四秦尺、二秦尺偏差小于 1 mm，或许是国亡之后楚人在寿春所铸——国已成秦，此身是客。

4   确定出土器物的适用尺度，或许可以为判断地域的政权属性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