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使用尺长17.6 cm，而其后龙山文化使用夏尺15.8 cm。不过，济南焦家遗址北区五座高等级墓葬被毁，简报[1]所介绍M17遗物适用商尺19.7 cm。与盗墓寻宝不同，毁墓是时代略晚者对墓穴的有意破坏，类似的现象出现在山西襄汾陶寺。笔者觉得，毁墓源于政权属性变更——通过考察尺长或可觉察。

[1] 王芬, 宋艳波. 济南市章丘区焦家遗址2016～2017年大型墓葬发掘简报. 考古, 2019,(12)

[2] 何德亮, 高明奎, 兰玉富.山东滕州市西公桥大汶口文化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 2000,(10)

[3] 林留根, 胡颖芳, 原丰, 朱晓汀. 江苏邳州梁王城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存发掘简报. 东南文化, 2013,(4)

[4] 高江涛. 试析陶寺遗址的“毁墓”现象. 三代考古, 2017,(00)

[5] 高炜, 李健民. 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 考古, 1983,(1) 

1  大汶口文化使用夷尺17.6 cm

济南焦家遗址已发掘墓葬215座，其中棺椁俱全的大型墓葬20多座，发掘简报[1] 介绍南区M57、M55 和北区M17。M57保存完好，有玉石器12件、陶器36件等51件随葬品。基于陶器确定夷尺17.6 cm已在前文详细说明，不再赘述。

M55也保存完好，随葬玉器5件、陶器单耳杯和背壶共10件，且质量稍欠，但仍能判断适用尺长17.6 cm。筒形单耳杯(M55:27, 20) 底径8.9 五寸过1.0 mm和10.6六寸过0.4 mm；口(外)径11六寸过4.4mm和13.8 七寸半过6.0 mm，所过之量与口沿厚度相当，即内径为整。

M55木椁宽1.57 、长2.72 m，即8.92、15.45夷尺，为外侧数据。基于线条图测算设计尺寸：椁内宽8尺、长14.5尺，棺内宽4尺、长12.5尺。现存椁侧板厚7～10、棺6~9.5 cm；木板宽约五寸，并不平直且有腐蚀。此外，墓深1.7 m 即约10 夷尺176 cm——4500年来土体沉降在cm 量级。基于陶器只是确定寸长，而墓穴、棺椁的长度表明一尺为十寸。 

2  焦家遗址被毁M17的遗物多适用尺长19.7 cm

济南焦家遗址北区五座大墓全部被毁，简报[1]仅介绍M17。摘录相关内容如下。

墓内共发现随葬品30件，包括玉器和蚌器各1件，石器、骨器、牙器各2件，陶器22件。扰坑(M17RK)内共发现各类器物35件，包括玉器6件、石器14件、骨器8件、陶器7件。这些器物多位于扰坑西南部靠近墓主的位置。

墓主周围的玉器几乎不存，扰坑填土中留有一些小件玉器，不排除大宗玉器被破坏者带走的可能性；但墓室二层台上器物保存完好，或许并非盗掘，而是对人骨进行扰动的毁墓。

豆(M17:6, F49N3) 泥质黑陶，手制，慢轮修整。口径约21、底径14.7七寸半欠0.8 mm、高19.8一尺过1.0 mm。依据高度调整线条图，可知口径为外径，而内径一尺。笔者猜测，其豆柄利用内模单独制胎，再与豆盘拼接。

器盖(M17:8, F49N1，上左) 手制，夹细砂红陶。圆唇，斜直壁，平顶略内凹，宽带状半环钮大部已残。口径16八寸过2.6 mm、残高6。适用尺长19.7 cm。 

鬶(M17:20, F49N4)泥质白陶，泥条盘筑，慢轮修整。圆唇侈口，口部偏一侧，平流较短，长颈高腹，中腹饰堆纹。口径5.9三寸欠0.1 mm、高18.3。基于图上标尺调整线条图解读尺寸。需要说明的是，正视图颈外径二寸，内径一寸半，而俯视图上内径略小。

壶(M17:1, F44N2，下左) 口径16.1(内径八寸)、底径10五寸过1.5 mm，而高31.2一尺六寸欠3.2 mm，想来是颈部拼接时造成的误差。

 壶(M17:14, F44N1，上右) 形体较大，口径16.2(内径八寸)、底径12.7六寸半欠1.1 mm、高39.5二尺欠1.0 mm，而颈高6寸。线条图左右不对称而不再解读。 

高柄杯３件、单耳杯４件似同样适用尺长19.7 cm。单耳杯 (M17:10, F47N5) 高13.9 七寸过1.1 mm，其余3件高度不整且底面稍欠平整，如No.4高14.3为7.26 商寸，但口沿至底部凹弦纹分别是七寸(No.4)、五寸(No.6)和四寸半(No.7)；或许耳的位置也是基于凹弦纹。依据右侧视图确定的腹径是整值。此外，扰坑仅一件单耳杯(M17RK:012, F52N7）可用于讨论尺度：口径6.3(内径三寸5.91)、底径5二寸半过0.7 mm、高9.8五寸欠0.5 mm。 

高柄杯(M17:18, F47N1，下左) 口径8.4、底径6.5(内径三寸5.91)、高20一尺过3.0 mm，壁厚1～3 mm；(M17:17, F47N2，下中) 口径8.4、底径6.3(内径三寸)、高18.6九寸半过0.6 mm，壁厚1～2.5 mm；(M17:19, F47N3，上右) 口径9四寸半过1.3 mm、底径6.9三寸半整、高21.5一尺一寸欠1.7 mm，壁厚1～2.5 mm。也许最小设计长度为1/4 约 5 mm。 

部分陶器不易判断尺度，如鼎(M17:9, F44N4) 口径14.4、底径9.5、高12.2，似乎适用夷尺17.6 cm，而线条图较小(比例为1/8)，暂不能判断。此外，同比例给出的壶(M17:22, F44N3) 口径8.2、底径8.1、高19.4；线条图放大之后底径大于口径，或应为8.7 五寸欠1.0 mm。照片可见该壶以陶轮制胎，应能控制尺寸。下图暂以夷尺17.6 cm解读。

3    黄河右岸的河南地域自仰韶文化使用尺长15.8 cm；而黄河左岸的山西地域在庙底沟文化后期使用商尺19.7 cm。笔者觉得，两者的政权属性显然不同，或许夏商早就在黄河两岸共存，而黄河淤积、迁徙频繁。

保存完好的济南焦家遗址M55人骨碳十四测年经树轮校正为公元前2821～前2632年，而被毁的M17为公元前2631～前2474年。尽管测年存在误差，但相对早晚是肯定的：距今4600 年前济南地域使用尺长夷尺17.6 cm，距今4500 年左右使用尺长19.7 cm；其后龙山文化使用尺长15.8 cm，如博文“济南等地龙山文化陶器适用夏尺15.8 cm”所说。

或许初期东夷与夏商都是独立的政权实体。黄河在冲击扇南侧稳定地入黄海，则东夷与商在济水流域争斗，失败臣服而改变尺度；黄河转入冲击扇北侧，则会与夏争斗，但再次失败，夏毁坏与商相关的墓穴。其后东夷使用夏尺。

被毁的山西陶寺遗址也是高等级墓穴[4，5]。被毁墓葬距今约4000年，适用尺长18.5 cm，与陕西地域的先周尺相同；其邻近地域在距今4700年前就已经使用商尺19.7 cm，如博文“山西史前曾使用尺长18.5 cm和19.7 cm”所说。或许可以猜测，该地在著名的黄河壶口瀑布东偏南约90 km，曾败于“先周”而臣服，但最终被并入“先商”的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