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复旦大学经过专家考试和校招生领导小组讨论，正式录取辽宁锦州市只有高中学历的38岁车夫蔡伟为2009年级博士生。此事成为近来颇受关注的新闻。在百度搜索引擎上，用“车夫博士”为关键词可以搜索到近8万条相关网页。央视《新闻周刊》也对此事进行了显著报道。
这条新闻吸人眼球的地方在于蔡伟由高中生变成博士生的“连升三级”，而且读的是复旦这样的名校，这无疑是一个由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童话故事的现实版和现代版。所以媒体在报道时大都表现出正面的、赞赏的态度，比如说，“车夫博士”彰显大学气度，“车夫博士”凸显导师自主权，复旦渐显名校气息等等。但是，我看到这条新闻后却感到一种隐隐的痛。
蔡伟这匹“千里马”之所以能“连升三级”，最关键一点是他遇到了“伯乐”——复旦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其实，裘锡圭先生破格录取蔡伟为博士生的过程并非易事。为此，裘先生专门跑到教育部拿回批文，这说明裘先生本人和复旦校方并无最终决定权。推而言之，连这样的名师名校都没有决定权，可以想象出其他老师和大学的权利了。
这使得想起了前不久看到的一条新闻：美国大学通常会为受邀参加学校毕业典礼的演讲者颁发荣誉学位，但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却拒绝给将参加该校5月13日春季典礼的奥巴马总统颁发荣誉学位，理由是他刚就任总统，除出版过两本畅销书外，没做过任何应得荣誉学位的事。这两条新闻本无关联，但如果对比起来，就很有意思：美国的大学连拒绝给总统颁发荣誉学位的事都敢做，而中国的大学连破格招收一名博士生的区区小事却没有决定权，竟然需要经过官方批准；反而言之，如果中国的大学遇到某某高官，恐怕根本不用高官暗示，就将名誉学位证书拱手送上了。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中国的大学没有最终决定权，因为他们长期以来自觉或不自觉地信奉着一种僵化的教育体制。就大学招生而言，考硕士要有本科学位，考博士要有硕士学位，如果你想打破“游戏规则”，越级报考，一定会遇到很多条条框框，比如说工作年限、科研成果等。如果你要像蔡伟一样由高中生直接报考博士生，并且不会遇到像裘锡圭先生这样的“当代伯乐”，那你的“博士梦”一定是空想。蔡伟实现了“博士梦”，可以肯定地说，除蔡伟外，一定还有一些清洁工、小商小贩等所谓“引车卖浆者之流”，他们的知识完全达到攻读博士学位的水平，甚至超过那些经过旁门左道混入博士队伍的博士毕业生，可是，他们根本不敢想自己可以报考博士，或者即使报考了，也被我们的大学当作笑料而拒之门外。
其实，岂止大学的教育体制是僵化的，整个社会体制亦如此。比如说，科级才能被提升为处级，处级才能被提升为厅级。所以，在现行的体制下，几乎不可能被破格提升，更不用说“引车卖浆之流”步入政界从而制造出“车夫科长”、“厨师处长”、“小贩厅长”这样的新闻神话了。“5.12”汶川地震中，江油市公安局普通女警方蒋晓娟因主动给孤儿哺乳，之后被破格提拔为副政委就引起了很大争议，成为当时的社会热点。
“车夫博士”之所以能成为新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文凭崇拜”。据报道，当时裘锡圭先生有一个项目，觉得蔡伟比较适合做，就把他请过来。裘锡圭先生是这样说的：“老实说，现在搞古文字的，很多名义上是教授了，实际上没有他这个水平。有些地方，我也没有他这个水平。”但蔡伟毕竟是一介车夫，为了他以后更好地展开工作，必须给他一个“名份”，于是裘先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破格录取蔡伟为博士生。毫无疑问，裘先生这么做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坚持“唯文凭论”，而非“唯能力论”，不然，车夫做科研、登讲坛又有何妨？在江苏某高校申报博导时，某位教授成果很突出，就是因为没有博士学位而败北，而比他成果差很多的教授却被罩上了“博导”的光环。这在评审者看来，没有读博士的经历可能会影响博士的指导工作，所以不能做“博导”。简直荒唐！
这又使得我想起了被学界誉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陈寅恪著名的国学大师，通晓十几门外语，梁启超说自己等身的著述尚不及陈寅恪寥寥几百字有价值。但陈寅恪仅仅毕业于吴淞复旦公学，拿现在的话说，他就是一名高中生。但是就是这样一名“高中生”，却登上了清华大学的讲台，并成为20世纪的顶级学者。此外，我们如果再想想没有考取大学却被蔡元培请进北大哲学系的梁漱溟，再想想小学没有毕业却被胡适请到中国公学讲台的沈从文，就更应该感慨良多！
总之，我认为，我们在看到“车夫博士”这条新闻后不应该仅仅是高兴，而应该好好反思，反思我们如何建立一个公平的、“民”主的社会体制，如何建立一个兼容并包的、有公正性的教育体制。只有这样，“车夫博士”才不会成为新闻，中国诗人龚自珍的那声长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将人才”在今天才会显得多余，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美妙设想：“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才有可能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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