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把握合理的“管理度”

武夷山

2010年7／8月号的Australasian Science杂志发表Richard Eckersley的文章The Hazards of Synthesis（综合的风险）。他说：

去年，我给《柳叶刀》杂志投了一篇稿，编辑部说我“自我剽窃”，向我所在单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告状。本校经过调查，拒绝了这一指控，认为我并没有违反澳大利亚或本校的“负责任的科研”准则。澳大利亚和我们学校都允许在某些例外情况下的自我复制，比如写综述评论文章的时候，比如作者投稿时讲明自己重复了过去发表物中的一些文字。

自我复制并非综合研究者面临的唯一风险。

博主：我们注意到，一方面，有些严重的科研不端行为尚未被发现和惩治，另一方面，很多规规矩矩的学人却已经受到了反剽窃软件之类管理措施的“威胁”。我一位读在职博士的朋友告诉我，他做博士论文时，利用了很多自己过去发表过的成果，因为其研究是一以贯之的，是连续的。结果，反剽窃软件说他的博士论文与已有文献重复率达到多少多少，予以警告。

我在上幼儿园时就注意到，乖孩子反而容易挨训。老师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把我们这些当时在场的乖孩子狠狠地训一通，而调皮的孩子不知溜到哪里去玩了，或者溜回家了（我们那时上幼儿园和回家都是自己走，没有家长接送），听不见训斥。英语成语“preach to the choir”的含义与我说的现象有些类似，唱诗班的成员本来就是比较虔诚的信徒，对他们唠唠叨叨地说教没有必要；真该好好听神父说道的人，却不在场。

在管理方面，我们也看到不计其数的类似事例。一旦发现出了问题，当局就制定更严的管理规则，给下面念紧箍咒，但被管制住的总是本来就规规矩矩的人，更严苛的管理措施只是导致了更低的工作效率，导致一线人员不得不采取一些“对付”方式。

比如，在我们所，多年来，一些领导总是自觉地节省出国旅行费用，按规定可以坐公务舱的也不坐，只坐经济舱。可是，几年前，上级突然下发了关于限制出国费用的新文件，其精神是根据每个单位过去的每年出国费用总额来为今后每年出国费用封顶。于是，过去大手大脚的单位就沾光了，像我们所这样自觉为国家省钱的单位就倒了大霉了。结果如何？我们今后也不敢节约了。制定文件者的初衷是节约公共经费，但实际效果恐怕恰恰相反。

不合理的“管理度”，也许比放任自流还要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