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两院院士J. Marshall Shepherd谈科普

武夷山

美国佐治亚大学大气科学计划主任J. Marshall Shepherd教授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是一位黑人科学家。他专业成就卓著，曾任美国气象学会会长，但他在科普方面也相当活跃。

2024年6月25日他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国家医学院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The Case for the Science Popularizer（做科普者的理由）。原文见https://www.nationalacademies.org/news/2024/06/the-case-for-the-science-popularizer。英语国家较少用science popularization（科普）这个词，较多用science communication（科学传播），但他在本文中用了“科普”“科普者”的说法。

他在文章中写道：

    随着科学和工程不断发展演化，对学者——尤其是年轻研究人员——更广泛地与公众互动的行为，应进行激励，而不是惩罚（博主：此文的前面谈到，从事科普者会被攻击为不务正业，不易评上教授，这就相当于惩罚）。我倒想见到有鼓励学者与公众互动的量化评价措施和升迁指南。Nasreen Jessani博士及同事在2021年发表于Nature的一篇文章中就不同层次的公众互动与公众服务路径提出过几条对策建议。

     我们需要在科学家的培养方式上来一场复兴。我觉得自己算是一位“end-to-end scientist” (EES，博主：字面意思是“从头至尾的科学家”，指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一抓到底。那么，做出成果后，开展相关的科普活动，就是EES的应有之义)。我坚信，应该把EES范式的特质纳入科学家培训体系中。EES范式的特质可以包括以下几点：

——科学传播技能的发展（书面表达与口头表达）

——如何利用传统媒体之培训

——如何利用社交媒体之培训

——相关的夏季实习经历或研究生院中的沉浸式体验

——政策工作坊

——团队建设活动

——冲突解决

    这些技能包，加上传统的研究生培训，将使学者们能够提出研究问题，并能不受传统的传播渠道（期刊、图书、会议文集）的约束将之传播出去。再说得清楚些，那些传统传播渠道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是科学研究之严谨性和可信度的基本制衡手段。现在仍能经常见到普通百姓甚至还有决策者在其论证中不当使用灰色文献（博主：主要指未正式出版的东西，前述期刊、图书、会议文集都不是灰色文献）、未经证实的说法还有网上流传的种种阴谋论。然而，这些标准的学术传播渠道绝不应该是科学的最终安息之地。如果我们作为科学专家不去参加面对更多公众的论坛，那些带着不实信息和议程的人（博主：带着议程的人，我觉得同“心怀叵测的人”意思相近）就会开心地去填补我们留下的空档。

   卡尔. 萨根对此门儿清。他知道，一篇频繁被引的期刊论文也许有100人、1000人阅读，可是一次安排得当的媒体露面能影响到百万受众。萨根还懂得另一番日益重要的道理：科研经费的大头来自公众的纳税。因此，我们应该充满自豪和兴奋地告诉大家，他们对科研的投资带来了什么回报。

……

  批评Neil deGrasse Tyson（博主：尼尔.泰森是美国新一代科普明星、纽约海登天文馆馆长，他也是黑人。我有多篇博文提到他，如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1557-1028293.html）、萨根和其他勇于进行科普者的人错在哪里？他们是通过一个狭窄、有偏的过滤器来评价科普者的，而不是采用一个虑及时机、意图和受众的过滤器。有效的科普者对自己的受众和时机都把握得很好，做到有的放矢。我在TEDxUGA （博主：UGA是佐治亚大学的缩写）上做过关于什么影响着人们对科学的感知的演讲，当我起草本文的时候，那次演讲视频已经有近300万人次观看。我对演讲那天晚上的听众很熟悉，我的演讲风格是能引起他们共鸣的。我能很容易地把那次演讲的内容改成一篇学术论文或课题申请书，但是叙事风格或包装会与演讲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