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孔丘生日定为教师节？不可取！

冯兆东 （2015-03-15）

前言

百度说：尊师重教是中国的传统，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时期，就提出“弟子事师，敬同于父”。教师节旨在肯定教师为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教师节由国立中央大学在1931年建立（6月6日）；1939年教育部改定孔子诞辰日8月27为教师节。后来经历数及考纪专家将孔子诞辰换算为阳历应为9月28日，故孔子诞辰及教师节改为9月28日（在台湾）。百度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5年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决定将9月10日定为教师节。 

不过，时不时地有人建议将我们的教师节（大陆的）由9月10日改为孔夫子的圣诞日（9月28日）。最近的如此建议来自刚刚闭幕的全国政协会议的一位委员。坦率地讲，我接受的教育和我的经历使得我“顽固地”认为：孔丘他老人家并没有那么值得尊敬。我在我的博文中反复地讲过：要让“钱学森之问”有解，我们必须开凿三座大山：院士制度，官本位文化，“羔羊训练”体系。而“羔羊训练”体系要追踪到孔丘那儿。

我对“孔化”教师节的批评

看来，教师节的设立的原始动机与孔丘他老人家有很大的关系。对教师职业的“过份高尚化”很可能与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的兴盛息息相关：要让读书人向往与皇权紧密联系的“官本位”，教师们必须首先得给学生们灌输“皇权的至高无上性”和“科举制度的值得追求性”啦。为此，教师职业就被“过份高尚化”啦。

21世纪的我们还经常听到：教师职业“无比高尚”。在社会文明地进步到21世纪的今天，当你说教师职业“无比高尚”时，你也敢说：“教师职业比其它职业更高尚”吗？没人敢的。没人敢如此说是由于：几乎全世界开化了的人都认为：职业无贵贱之分，上苍面前人人平等。

我这里举一个美国“教师职业观”的例子。记得那是1985年，我刚去美国华盛顿大学读书。在我们的英语补习班上有一半是中国人。老师（Diana Smith）问我们：你们认为最好的老师应该具备什么条件？我的一位也来自中国的同学将我们中国人对老师的期望全列举了出来（当然包括“高尚的情操，为人师表”等等）。听完后，老师说：“太吓人了！我和其他人一样，只是社会的一员，没必要对我们教师那么苛刻”。她接着说：“教师是我的职业，就如警察是我丈夫的职业、管道工是我爸的职业一样。我的任务首先是遵守职业操守，然后争取做一个学生喜欢、业务精湛的优秀老师”。

我们身边的孔夫子痕迹

钱学森说：中国学校没有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教育模式。是的，我们的“创造性”是匮乏的。为什么会匮乏呢？让我们回到孔夫子的“忠孝节义”和“三纲五常”等标志性文化上去。这些标志性文化都是用来使人不平等的，使人服从的，使人变为羔羊的。皇帝的话必须听，无论正确与否。父亲的话必须听，无论正确与否。丈夫的话必须听，无论正确与否。等等，等等，等等。换句话说，孔丘他老人家早已替我们设计好了“不同等级的人如何去应对不同场面的理论框架”。个人在社会里的责任就是：“按孔丘说的去做就是了”，个人不用“创造性”地去思考，个人不用“昂首挺胸”地去表达，个人更不用去大胆尝试。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去寻找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的“孔夫子痕迹”吧。在家里，父母将“过分听话”作为教育孩子的首要任务。“过分听话”不仅是为使父母自己省心，更是为了让孩子能平稳地融入到一个“以听话为首要条件”的社会。从幼儿园去到大学，我们花了许多的时间去教孩子们“无条件地听话”。据说，有人做过一个“羔羊化老虎”的实验。将老虎放在透明的玻璃箱子的初期，老虎总是“虎性”不改，总想逃离玻璃箱子。但慢慢地，老虎被彻底“羔羊化”了：即便把玻璃箱子的门打开，老虎也仍然乖乖地呆在玻璃箱子里。

袁伟时的观点

我觉得，袁伟时对儒家思想缺陷的认识是到位的。袁伟时认为：（1）儒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灌输信条为特征，对异端缺乏宽容大度，缺乏外来的冲击，堵塞了自我更新的道路；（2）儒学自我定位主要是教化子民的工具，匡扶圣主的拐杖。后果是形式逻辑不发达，怀疑和自由精神不足；（3）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将熟读儒家经典成为主要上升渠道，导致“受教育人群”的知识阶层视野狭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总之，儒家思想遏制了或扼杀了中国人的“学术自由”精神和“学术挑战”精神，以至于个人不敢“创造性”地去思考，也不敢“昂首挺胸”地去表达，更不敢去大胆尝试。

 
几点疑惑

一百多年前，几枚洋炮不仅攻陷了中国的国防线，也攻陷了中国统治者的“中华独大”的心理防线。“五·四”的打倒孔家店似乎被不少的“有识之士”认为是合理的。中国在漫长战乱年份（约从1920年代一直到了1950年代吧）也没顾得上理顺孔丘他老人家的好与不好。解放以后的几十年基本上是“官方反孔”时期。不少人认为，解放以来由毛主席主导的“官方反孔”造就了几十年的“有破无立”的文化乱像。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社会遍布的“道德下沉”现象与过去几十年的“有破无立”不无关系。也许是的。但是，不少人一定也会发这样的感想：“五·四”前后的思潮错了？当时的有识之士的思考与现在的中国一点关系也没有？

 
不尊敬孔夫子？那又去尊敬谁呢？

诚然，孔夫子思想曾对过去的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过重大正面影响的，而且仍然在起着不少正面作用的（将来也会的）。只要我们能审时度势地和理性地去“扬其精华，剔除糟粕”，孔夫子思想才会留有光芒。同等重要的是：对近几百年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我们也要采取理性的“扬其精华，剔除糟粕”态度。我们总不能老拿“西方价值观会威胁我们”来粗暴地恐吓和欺哄年轻人和不读书（也不上网）的老百姓吧。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去公开辩论和仔细过虑西方文化：哪一部分是根本不适合我们的？哪一部分是普世的但暂时不适合我们的？哪一部分是普世的而且我们马上可以借鉴的？哪一部分是“不算很好，但我们应该学习”的（以便用来应付他们：如“狼文化”的一部分）？哪一部分又是“敌对势力”用来阴谋和忽悠我们的？等等。我认为：目前我们社会的“想盲目地抗拒西方文化”的势力是远远大于“想理智地吸收西方文化”的势力的。

实际上，我们已经向“西方”学习了不少啦。除了“科学和技术”外，我们还向“西方”学习了不少“文化”的东西。例如，我们曾经对西方的“动物保护”很不以为然（当时甚至有人扬言：我们自己的动物，我们想杀就杀，想吃就吃，管他们屁事呢）。这不，我们现在保护动物的力度相当可以啦。我们也曾对西方的“不虐待宠物”不屑的，但现在也开始屑啦。甚至“反家暴”也带有西方色彩的。等等，等等。

文化似乎是有“短期归属感”的，但文化的“长期归属感”是很难寻觅的。一般情况下，一个在社会文明与进步前提下的“赢文化”的主人总会说：这个文化是我的。而实际上，正如王蒙所说：“一个文化只要你拥有了它，它就是你的”。我想，王蒙的意思是：无论这个文化的来源如何，只要你拥有了它，它就是你的。也许“汉文”真是韩国人发明的呢，但“谁发明了汉文”对于今天的我们还要紧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