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与中国文明的起源

谌中和

(摘自：《气候与中国文明的起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5期)

冯兆东注：对于考古外行的我，这篇文章很有吸引力（坦诚：当然，被吸引可能与知之不多有关）

摘要：纵而观之，中国文明在中原地区的起源是由当时那里农业生产的核心问题即气候决定的，文明在当时的表现形式以及此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主要精神气质的形塑，都直接与中国文明的祖先对气候问题的那种解决方式相关联。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这种理解，有可能从一定程度上消解人类对于自然的自负，并促使人们更加正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巨大影响。

一、中原地区是华夏文化的发源地

 “中国的文明”是对中华大地上存在过的诸多文明样式和形态的总称。“中国文明起源”的实质是，在诸多史前“中国的文明”中，是哪种或哪几种“中国的文明”如何导致了“中国文明”在当时当地以那种方式诞生。关于史前“中国的文明”，苏秉琦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六区域论：（1）陕豫晋地区；（2）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3）湖北和邻近地区；（4）长江下游地区；（5）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6）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由于“这六个地区都曾起到民族文化大熔炉的作用”，因此这六大区的文化都是中国文明的祖先。

不过，这种回答很难满足我们对这一问题更深入探究的好奇心。严文明先生说：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有两个因素需要特别留意，一个是地理环境，一个是史前文化背景。长江和黄河流域，气候适宜，有宽阔的平原和肥沃的土壤，分别成为稻作和粟作农业的中心，是东方的“两河流域”；尤其是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乃至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发展水平虽并不见得比周边地区高，但因处于中心位置，能博彩周围各区的文化成就并融合发展，因此成为华夏文化的发源地。

二、早期文明的三个阶段：品种阶段；2、土壤阶段；3、气候阶段

笔者（谌中和）认为，诸多的研究主要只从地理区位的角度来看待地理环境，或者虽然认识到气候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影响，但对这种影响的路径和意义没有做进一步的探讨。正是这种对气候影响的路径和意义把握的不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国史前文化背景的认识，妨碍了对中国文明起源真相的进一步把握。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和主要特点归结于黄河流域的干旱和半干旱。“在这类地区，只有当人们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和有效地维持下去。这样的工程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样的协作反过来要求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遍及全国或者至少遍及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他（魏特夫）误认为中国的治水事业甚至在大禹时期就开始了，但实际上灌溉农业在中国的出现不早于西周春秋时期。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也有天才的猜测，他看到中原地区在“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虽然他不能断定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文明首先在黄河流域起源，“我们所能肯定的仅有这么一点，就是在黄河岸上居住的中国文明的祖先们，没有象那些居住在南方的人们那样享有一种安逸而易于为生的环境”。笔者（谌中和）认为，汤氏所无法断定的那种促使华夏文明诞生的挑战就是黄河流域的气候因素。如果地理环境与农业时代的生产方式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找到特定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之间关联的具体路径就是研究文明起源的重要途径。笔者（谌中和）认为，从现有的考古发现来看，新石器时代在农业生产方面取得的最主要成就，是解决了怎样运用以石头为主要材质的工具与土地（及土地上的作物）打交道的问题，因此，“农业发展的土壤阶段”可能是比“新石器时代”更能反映其时代本质的一个概念。在此之前，人们通过长期的采集，确定了农业生产的品种，我称之为农业发展的品种阶段。解决了土壤的问题之后，人们还必须和气候打交道，这就是农业发展的气候阶段。

笔者（谌中和）认为，有些地方，比如珠江流域，生长期如果不是无止境的循环往复，也一定是足够长，而且大致上总是伴随着充分的降水，气候问题基本没有意义。生活在那里的祖先在解决土壤问题之后，当时的生产已经没有什么现实的紧迫问题了，问题的消失使他们对自然的思考停顿下来，由此导致文明在生产进入土壤阶段之后的长期停滞。黄河流域北部或以北的燕辽地区，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无霜期太短，当后来气候进一步变冷后，人们基本放弃了在那里的进行农业生产。“红山文化的发达，正是当地气候环境较好的时期。而约从公元前3000年起当地气候向干旱化方向变化，加速恶化了红山文化赖以存在的环境，这也许是导致红山文化崩溃的重要原因”。

长江流域的季节划分开始变得有意义起来。但其温暖的生长期足够长，可以允许有相当时段的浪费，并且总伴随着充分的雨水，人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对容易地解决了生产的季节问题。主要是对生产季节问题的解决，使那里的稻作农业水平即生产的稳定性有了较大的提高，导致文明的空前繁荣。长江中下游的石家河文明（约始于公元前3000年）、良渚文明（约始于公元前3300年）比同时期黄河流域文明的先进性概缘于此。但它们都先后于公元前2500年及公元前2300年左右衰败了。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人们有关石家河文明衰落的讨论。考古学家认为石家河文化的宗教氛围似乎没有良渚文化那么浓厚。一种观点把它的衰落同样归结为水患，但很难让人信服，因为它不能解释石家河文化（以及良渚文化）之前长达数千年的连续发展而竟然没有被水毁。另一种说法是根据当地考古学文化的变迁：曾经是石家河文化扩张的地盘后来重新被中原文化所覆盖，同时期，石家河文化的大批城址也被废弃并出现大量来自中原文化的因素，这使他们联想到史书上传说的尧、舜、禹对三苗的战争。“这两大文化区之间的折冲趋势，竟和文献传说的记载很合拍。看来，长江中游社会文明化进程的中断，和其在军事上的不走运有关”。但如果当时相对落后的中原文明真能劳师远征摧毁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明，那只能说明石家河文明早就衰朽了。

笔者（谌中和）的意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其文明进程中断和衰落的具体情形已经很难猜测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探讨其之所以衰落的根本原因。即使上述所列的各种导致其衰落中断的具体原因都或多或少是真实的，也只能说明这个文明发展到那一阶段已经是枯株朽木，完全丧失了创新和进步的能力，甚至丧失、忘却了他们的祖先早就具有的生存智慧。关于文明的衰落，汤因比说，“文明衰落的实质可以归结为三点：（1）少数人创造能力的衰退；（2）多数人相应地撤销了模仿的行为；（3）以及继之而来的全社会的社会团结的瓦解”。社会团结的瓦解表现为社会分裂，即一个社会或者分裂为很多国家，或者分裂为不同的阶级，并彼此争战不休，这导致社会丧失自决能力。汤因比反对用环境的因素来说明一个文明的生长和衰落，在文明生长的过程中，“挑战并不是从外部来的，而是从内部涌现的，胜利的应战也不以克服外部的障碍或外部敌人这种形式出现，而是以内部的自行调剂或自决的形式出现”。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汤因比这样的说法：原来“创造的”少数人变成了后来“统治的”少数人，这不仅导致“少数人”创造能力的衰退，并在新挑战到来时成为正确应战的坚决反对者。但是，笔者怀疑的是，一个社会“少数人的创造能力”为什么会衰退消失呢？汤氏完全正确地反对种族会总体衰退的说法，他更反对少数人的创造能力是通过遗传传递的观点。那么，我们应该可以假定，一个社会的“创造能力”至少应该总是潜在地存在着的，如果历史在某个时刻需要这种创造能力，它就会冲破“统治的少数人”的束缚而成为新的“创造的少数人”。

笔者（谌中和）认为，一个文明尤其是早期文明的衰落也应该象文明的起源一样从外部环境中去寻找根本原因，文明的起源、生长和衰落本质上都与环境有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为什么会在此前的几千年中稳步地蒸蒸日上呢？主要是由于其在生产的土壤阶段之后遇到了生产的气候问题，这个适度的挑战使文明生机勃勃。在上千纪的年代里，他们解决了生产的季节问题，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肯定以某种形式表现在他们的宗教或文化中，并造就这个文明特有的社会权威结构体系。但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外部环境在那个时代并没有继续为他们的生产提出新的现实的问题——环境并不总是提出问题的——他们开始进入漫长的简单重复和因循守旧，长期的因循守旧导致原有生存智慧的逐渐忘却，也就是汤氏所说的“创造的少数人”变成了“统治的少数人”。当这个文明的统治意识（通常表现为“宗教意识”）最后僵化到对现实本质生活的完全忘却或背离，社会就会上演各种形式的文明自杀或它杀。似乎是，无论是在燕辽地区的红山，还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石家河与良渚上演的文明兴衰，都没有进入后世中国文明的视野和记忆，虽然完全不排除他们的有些文明成果后来辗转被后世的中国文明所吸纳，但它们都不能算是中国文明的源头。

三、黄河流域的“不稳定气候”可能造就了中华文明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长期比长江流域短得多，季节的划分在这里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成为当时农业生产效率的首要问题，因为生产开始得太早或太晚都将意味着很少甚至没有收成。当居住在黄河流域的祖先开始思考并以某种方式把握天道季候变化的基本规律，而且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以某种形式转变成了他们关于自身最早的共同记忆，华夏文明就诞生了。他们分别以龙凤崇拜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并把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由图腾崇拜发展为祖先崇拜以形成部族记忆，再通过龙凤崇拜的不断融合最终形成华夏民族关于自身最原初的集体记忆。

龙崇拜的原型是闪电崇拜，其意义是以中原为中心的中西部地区以闪电在隆冬过后的第一次出现作为一个农业生产周期即春天的开始。龙的原型是闪电，并且与季节和降水有关，这在文献中有很多或明或暗的提示。凤崇拜的原型是玄鸟崇拜，其意义是东部沿海和江南以家燕的到来作为一个农业生产周期即春天的开始。由此，笔者（谌中和）把中国史前文化背景大致划分为两大文化区：龙文化区和鸟文化区。鸟文化区北起燕辽，向南主要包括山东半岛、江浙、江西和两湖，这里是家燕迁徙的主要通道，人们方便地根据家燕的定期到来作为一个农业生产周期的开始。龙文化区以中原为核心，包括黄河中游的广大中西部地区，在这片区域的史前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枝丫状刻符，笔者把它们解读为先民对闪电的素描，是龙崇拜的痕迹。裘锡圭先生在对甲骨文时代之前各地出土的刻划符号做了大量的研究之后，根据符号的外形，把它们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以几何形符号为主（即笔者所谓“枝丫状”）；另一类以象形符号（很明显是鸟形）为主。

由于南方在降水问题上的优越性，其比同时期北方文明的先进性就容易理解了。也由于其在降水问题上的优越性，长江中下游的文明在解决季节问题之后丧失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黄河流域比长江流域干旱，他们在解决季节问题之后，还面临着更加变幻不定的降水不足问题。显然，中西部的龙崇拜比海岱地区的鸟崇拜在解决降水问题上更加直接，所以首先由中原地区龙崇拜的部族创造了夏文明，并标志着华夏文明的诞生是必然的。但龙文明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华夏文明的出现，只是在龙文明与凤文明冲撞融合之后才分别诞生了夏、商时代的文明，龙凤文明的融合成就了华夏文明的主体。

语言是记忆的载体和存储器，无论是哪个发展阶段的文明都应该有某种形式的语言，语言的发达程度是记忆丰富度的标尺。但仅仅靠语言保留的记忆是有限的，而且容易出错，为了更好地保存记忆，人们发明了书写的文字。根据现有的材料，中国的文字是由凤崇拜的商民族首先发明的，这其中的理由颇值得玩味。笔者（谌中和）的推测，龙崇拜的部族以闪电作为图腾，由于闪电与降水的直接关联，他们可以通过图腾崇拜直接解决降水问题，这可能导致他们遇到其他次级重大问题时，也习惯于直接向图腾神祭祀请求，这种思维模式妨碍了龙崇拜的民族发展出更高水平的自然神信仰。我们发现，二里头文化的刻划符号与此前中西部地区如半坡、姜寨的刻划符号基本没有区别，这可能表明这些在时间上跨度很大的考古学文化在精神信仰方面总体上的稳定性。不过，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龙文化的民族逐渐发展和完善出了一套大致上是基于经验主义的进一步解决疑难问题的筮卦体系，这就是后来的《周易》。应该不是巧合，《周易》对其基本元素爻的表示与中西部地区的刻划符号一脉相承，这可能暗示了这套系统与龙崇拜的高度相关。鸟崇拜的部族，由于其图腾神燕子和降水缺乏直接关联，当他们遇到降水及其他生活问题时，需要祈求于新的神灵，这迫使他们在图腾崇拜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更高水平的自然宗教信仰，这就是以鸟崇拜为原型的帝信仰。甲骨文中的“帝”是在诸多具有具象的自然神之上、有相当抽象意义的至上神。由于帝的抽象性，人们对帝的意见的推测不同于以往对图腾神的直接请求，而采取了占卜贞问的方式，也正是在占卜的过程中，商人发明了文字。

特注：华夏文明的诞生缘于龙凤文化的冲撞融合，这在考古学和历史文献两方面都有明确的证据。从考古学来看，学术界公认为中国文明源头的二里头文化，被分为一到四期，但究竟哪几期是夏文化、哪几期是商文化，几十年来学界一直争论不休，这说明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学特征比较模糊。二里头文化位于龙凤两种文化交汇重叠的前沿地带，这种模糊表明它既不是纯粹的先夏文化（龙文化），也不是纯粹的先商文化（凤文化），而是这两种文化融合后的新品种。

四、早期文明的第四个阶段：灌溉阶段

但如果由此仅仅得出华夏文明起源于龙凤融合的结论，则仍然是表象的。必须进一步看到，促使这种冲撞融合得以发生的最深刻动因是寻求对生产气候问题在当时条件下的进一步解决。龙凤两大部族在中原的相遇缘于龙民族的东进和鸟民族的西迁。他们当时的这种运动迁徙应该不可能是由于土地对人口的压力。笔者（谌中和）猜测，促使他们起初迁徙（龙民族的东进和鸟民族的西）的根本原因可能是由于当地气候在客观上的干旱或他们主观上对其认识的偏差，他们要寻找更适合生存的乐土。乐土虽然没有找到，寻找的努力却结出了丰硕的文明果实。因为寻找新地的过程也是一个试图克服干旱和了解大自然天道气候变化规律的过程。

青铜器最主要的用途实际上正是如此，无论是炊器、酒器、食器、乐器或饰物等，都表现为生活用品或奢侈品。不过从现存青铜器的样式来看，它们绝大部分不是活人的生活用器，而是给神或死去的先人使用的，即祭祀用具或礼器。所谓祭祀，最主要的就是请神吃饭和给神送礼。祭祀显然有比青铜器更漫长的历史。在青铜出现之前，人们主要用陶器请神吃饭。人们之所以在自己吃饭都有问题的时候还要大方地请神吃饭，无非是要请神帮忙，即请神帮他们带来好收成。收成的好坏在土壤的问题解决之后主要处决于气候，即是否风调雨顺。根据甲骨文和其他文献，当时祭祀的对象和目的主要都围绕农业生产及由之决定的社会生活来进行。人们对大自然天道气候变化规律的无知，被表现为神的暴躁和贪婪。由于对大自然变化的规律（神的性格）不了解，人们不得不委屈地把最好的食物用最好的器皿献给神，人们对神的态度类似于小民对贪官的想象。当青铜制品成为现实，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用青铜制品敬神，敬神即解决生产中的天道季候问题是当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关键。

因此，夏商时代的青铜礼器首先是先民和大自然的天道季候打交道的中介。祭神的过程表象上是媚神，本质上是人们有意识地把握大自然天道季候变化规律的过程。由于组织、领导并参加社会生产是当时社会管理者的首要职责，也是其统治合法性的最深刻根基，因此，笔者把中国文明的夏商时代称为专家时代。当时社会生活的首要任务是处理与生产有关的天道问题，以王为首的巫师集团是当时生产、生活的专家和带头人，青铜礼器则是他们研究和把握大自然意志的“仪器”，青铜礼器的社会整合功能只是其生产功能的必然附属物。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标志着中国农业生产从土壤阶段到气候阶段的跃进。一旦人们把握了大自然天道季候变化的基本规律，青铜礼器的功能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最晚到西周时期，农业生产的气候阶段基本结束，人们开始尝试运用地表水以弥补降水的不足与不调，这就是农业发展的灌溉阶段的开始【农业发展的四个阶段：1、品种阶段；2、土壤阶段；3、气候阶段；4、灌溉阶段】。

由此观之，中国文明在中原地区的起源是由当时那里农业生产的核心问题即气候决定的，文明在当时的表现形式以及此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主要精神气质的形塑，都直接与中国文明的祖先对气候问题的那种解决方式相关联。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这种理解，有可能从一定程度上消解人类对于自然的自负，并促使人们更加正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