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管理制度问题之我见

冯兆东

2014-5-25

1．再议中国大学管理体制的三大弊端

我接触到不少上世纪八十年代（1980s）和九十年代（1990s）去美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大学任教的中国留学生。按照我的判断（注：我自己曾在美国任教17年，也获得过三个较大的和三个较小的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基金支持），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学术潜能没有被完全发挥出来。如果他们在美国一流大学（指：在美国排名前25名的最好大学）做教授，而且已经建立了很好的实验室，我自己觉得，他们没有必要彻底回国发展（当然，施一公和饶毅等是好样的），因为他们在美国发展的硬件和软件条件可能更有保障些。

如果他们已经在美国三流大学教书很长时间了，他们也没有必要回国发展，因为他们很可能早已落伍了。但是，如果他们在美国二流大学（指：在美国排名25-125名的大学）做教授，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学术潜能很可能没有被完全发挥出来。我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人。每当我劝说他们：如果您们回国，在中国建立学术团队和获得基金支持的可能性都会更大一些。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不想回去了。除了孩子的教育问题和国内的雾霾问题外，令他们最恐惧的问题是：很难应付复杂的国内人事关系，而且也很难适应国内的学术管理体制。

每当他们抱怨“国内人事关系和国内学术管理体制”时，我总是无言以对，因为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毫无差错”地印证了他们的抱怨。我这里想“不点名地爆料”一些我自己经历过的“国内人事关系和国内管理体制”的例子，然后根据我在美国多年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尝试着提出一些可能可行的纠正办法。在我举例子批评“国内人事关系和国内管理体制”问题之前，我想先引用几个已经见于报端的例子。南方都市报（2014年01月13日）报道，“高校科技界滋生和蔓延‘官本位化’倾向，学术职务选拔、学术职称评选、学术评奖、学术组织任职、科研资源分配等依据的不是学术贡献的大小，而是官阶的高低”。该报还报道，“2009年新增选的35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八成为高校、研究机构、大型国营企业的现任官员”。

在一篇题为《基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大学管理革命与管理队伍建设》的文章中（见<煤炭高等教育>2007年1期），作者丁三青指出了中国大学管理体制的三大弊端。其一便是大学等级化。大学有所谓副部级大学、正厅级大学、副厅级大学等等。虽然大学这么做主要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强迫或引诱的结果，但这种做法正好迎合了中国盛行几千年的“官本位”文化价值的官方导向和个人取向。“官本位”作为以官为本、以仕途为个人事业选择导向的一种价值取向，强调的是一切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和评判人生价值大小的标尺。如此看来，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大学里任教的不少教授们热衷于当校长和副校长，甚至处长和副处长了。

丁三青指出的中国大学管理体制的三大弊端之二是行政化。大学本来是研究真理、传授真理，坚持真理的地方，它不应该被世俗、或市场、或行政、或官僚、或金钱所左右。可是，政府总是通过人事任免、招生计划、金费划拨、专业设置、评估验收等途径来控制大学。所以，中国的大学便和政府部门一模一样，将人们的精力集中在学习文件、应付评估、接待考察等行政事务上。大学被行政化的后果便是：大学失去了应有的学术自由精神，学者们失去了对学术的兴趣。大学的等级化和行政化必然带来官僚化（即中国大学管理体制的三大弊端之三）。

有两种现象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一是将教师职称与行政级别相比附，如有的地方政府明文规定，院士可享受副省级待遇。院士享受副省级待遇就意味着有专车，有秘书，有地位，有派头。二是大学教师的成功路径也鼓励大学的官僚化。大学教师成功的药方是：先做出一些成绩，以便被提拔到处长位置上去。在处长位置上掌握一些资源，以便扩大自己的成绩，为当校长或副校长打好基础。如果有幸当了校长或副校长，他（她）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最佳候选人”，因为他（她）有权和有资源去雇佣“脑力劳工”为他（她）打造一个还能拿的出手的简历，而且他（她）在校长和副校长的位子上十分方便地建立了“当选院士”所需的社会网络。

2．我的一些经历

2.1．第一个例子来自东南方的一所著名大学

有一位很有成绩的学者于去年（2013）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今年（2014）60岁的他已经在该大学的副校长、常务副校长、校长的位子上长达17年了。我承认，他确实做了不少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但是，不能回避的是：他领导的团队的学术光辉时期正是他的仕途蒸蒸而上的时期。我在评审他的团队项目申请时建议过：校长的责任比“学术带头人”要艰巨得多，作为那么一个重要大学的校长，他可能需要超常的精力和超多的时间去处理比“学术带头人”更为重要的大学事务。我当时建议：应该将“学术带头人”的担子逐渐地压到“更有时间和更有精力的年轻的人身上去”。但是，后来我在评审他的团队项目进展时发现：当时在申请书中出现的几位很有潜力的年轻人在“团队成员”中消失了。当然，我理解，人员流动应该是一件正常的事。不过，我的经历警告我：在领导者作为“学术带头人”的团队里工作是很有包袱的一件事，因为手下们只能为领导者的“学术光环”而奋斗。这就极大地挫伤了那些有潜力和有实力的科学家的积极性。

2.2．第二个例子来自西北的一所985院校

我所熟知的一个学术圈子的文化是一个“三国演义文化”。他们自诩的“三国演义文化”就是一个玩心眼的文化。我是这样理解人类社会的三个主要运行系统的。政治系统可能总避免不了争斗（类似于玩心眼）。只要符合游戏规则，政治系统中的玩心眼可能是被容许的吧。商业系统的“唯利是图”和“急功近利”应该是没有错的。只要既能赚到钱又能维护商业信誉，商业系统的运行就是正常的。学术系统的运行既不能玩心眼又不能“唯利是图”或“急功近利”。那么学术系统的运行规则应该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远离官场的喧嚣和商场的诱惑，孜孜不倦地去追求科学问题吧。

我在那所西北985院校看到的情形很让人伤心。我认识的一位同行（姑且叫他A教授吧）很成功地运用“平衡术”和“溜须术”完成了他学术和仕途的成功。毫无疑问，当他还什么都不是的时候，A教授的刻苦让他自己有点“脱颖而出”。A教授很年轻的时候做了系副主任（当时没有学院）。为了实现他的抱负，A教授首先做的就是挤走当时的系主任。当时正是“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的聘用时期。为了防止另一位简历很强的教授（姑且叫B教授吧）对他的“政治前途”和“学术前途”构成威胁，A教授苦口婆心地劝回了一位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来做“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姑且叫C教授吧），以挤掉他的竞争者（即B教授）。后来的几件事更说服我：A教授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维护他的“前途”不受威胁，根本不是为了把事业做好。A教授做院长时，当时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即B教授）主张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与学院分开，以便各有一块能充分发挥的自由天地。不料，A教授用很“高尚”的理由否决了“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与学院分开”的动议。后来，那位竞争者（即B教授）“怏怏不乐”地离开了。

为了他自己的学术前途，A教授辞掉院长，专门做起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当学院已经完全不在他的控制之下时，已经成为了副校长的A教授觉得自己的学术前途可能受阻。于是，A教授用“更高尚”的理由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与学院分开了，因为A教授需要一个完全由他自己控制的“学术光环制造中心”为他竞争中国科学院院士做好一切所需的准备。A教授的所作所为也让C教授“怏怏不乐”地离开了。总之，A教授用“人才引进”的方式来不断“平衡掉”他自己的竞争者，用忽悠院士的方法(院士似乎是隐性的最高权力者)和搞定校长的技术（校长当然是显性的最高权力者）来维持他自己的“不受威胁性”。在这些平衡术的玩弄过程中，A教授虽然用掉了（甚至是浪费掉了）不少学校的资源，但是却一直没有建立起一支很有竞争力的团队。

2．3．第三个例子来自西北的一所211院校

我不得不承认，尽管上述那所西北985院校“落后地”给A教授这样的人提供了发挥他长项（即玩弄权术）的场所，但那座985院校有着十分优良的学术传统，而且在那所985院校里成长了一批又一批中国的优秀学者（包括不少仍然坚守在那里的优秀学者们）。但是，我在这所西北211院校所经历的一切让我完全失望。在我熟悉的那个圈子内，校长和院长完全是“靠奴役别人”过日子的。先说说我熟知的院长吧（姑且叫E教授）。E教授本来是一名以行政为主的双肩挑干部。前任院长离开该大学后，E教授成为了院长。当了院长之后，他可以抢到最好的研究生，研究生的发表又成了E教授（即院长）在学术上争得好处的资本。

该校校长（姑且叫F教授吧）的玩法是更具特色的。F教授本人已经在副校长和校长的位子上长达20多年了，他好像对学术并没有什么追求，也没有花精力和时间于学术研究。但是，要在副校长的位子上待得稳并能上升为校长，F教授必须（必需）有一个在校内能拿得出手的学术简历。于是，他利用他手中的权力去做三件事：①抢到最好的研究生，②迫使教师们为他写基金申请书，③几乎整个院里的教师都为F教授（即校长）的简历忙碌着。慢慢地，F教授也认为他自己很是牛气，因为他的简历厚得屡屡得奖。慢慢地，学院里的教师们也觉得他们离不开F教授啦，尽管他们是被奴役的。

下面我要叙述一件事情的全过程，以揭示大学如此运行的不合理性。那是2012年，全国上下都在炒“协同创新”。这所西北的211大学也不例外。先是该大学里的八大强人（也是该大学八个比较成熟领域的学科带头人）都发起攻势，准备成立八个“协同创新中心”。后来的消息说，成立八个中心是不可能的，于是权力的大小就成了决定因子。最终是校长（即F教授）和一位最有权势的副校长结盟，成立了一个“协同创新中心”，其它的“协同创新中心”统统搁浅。校长和副校长虽然结盟了，但是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二人的契合点在那儿。于是，他们各自命令他们的母院院长（即他们出身的学院）去找思路和写本子。素不知，院长既无想法也无写本子经验。怎么办呢？院长又下命令给两位年轻的副院长：必须在两个月内拿出本子。这两位副院长只能辛苦地在网上找材料了。

两个月后，教育厅的“协同创新”答辩日期逼近，但两位副院长的本子仍然是“逻辑混乱，语句不通，既不创新，又不协同”。出于无赖和紧急，校长命令一位新调来的教授（姑且叫G教授吧）去理顺本子，应付答辩。结果呢，G教授发现，那两位副院长不仅水平有限，而且很不用心。G教授质问两位副院长：为什么如此不用心呢？他们二人的回答是：我们只是向校长交差而已，本子的好坏与我们自己没什么关系的（即：他们只是校长的劳工而已）。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这所211院校的运行规则伤害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这种伤害从根本上阉割了一个大学的科学竞争力。后来我向许多在地方院校工作的同事诉说了这件荒唐的事，但他们毫无惊讶之意，因为上述都是他们司空见惯了的。如果全国的地方院校都如此，那是多么大的智力浪费呀！

总之，“国内人事关系和学术管理体制”令人望而生畏。国内有一句流行语将大学教师的“忐忑心理”描绘得惟妙惟肖。在大学里不当官，你一定是啥也做不成的（因为没有资源）。但在大学里当了官，你也不一定能做成啥的（因为没有时间）。上述的三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肯花时间是远远不够的，你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你得“上跳下蹿，左右逢源”。不过，那样的话，你也就没有太多时间去认真做学问了，认真做学问既需要时间也需要一种“避开热闹”的心境。好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召唤我们：以公正、合理、有效为原则，尽力完善大学管理体制，将所有教师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从根本上增强中国的科学竞争能力。

3．我的建议

3.1．决策体制民主化

学校一级实行“理事会决策制”。理事会由政府官员、学校领导、有名望的校友、本校教授组成。理事会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任免校长，审理学校的发展规划。学院一级实行“教授委员会决策制”。教授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有两项：审理学院的发展规划，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教师的学术职务提升。

3.2．管理者与教师彻底分流

国家领导人说过：当官就别想发财，发财就别想当官。同样地，当官就别占领学术位置，要做学问就别去当官。这不仅仅是为了公平，而且更是为了维护学术环境的健康。换句话说，在一个健康的学术环境里，学者们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那将是这个国家的大幸！以后在学术职务选拔、学术职称评选、学术评奖、学术组织任职、科研资源分配等方面绝对地向“一线科研人员”倾斜。在申请国家项目时（如973，863，NSFC项目等），要刻意地回避“校领导”，甚至“院领导”。我用两个美国的例子来帮助我说明“回避领导”的合理性。第一例子：在美国申请NSF基金时，校长是绝对没戏的（评语往往是：我不认为校长有时间去完成这个项目）。我曾和一位院长合作地申请过NSF的项目，申请被否的理由是：院长不会有时间去完成这个项目的。第二个例子：美国地理学会的理事长总是由那些长期热心于地理学会事业，而且学术上有成就的地理学家去担任。他们的理事长不是由大学校长和副校长（甚至连院长也很少是）担任的。相反，中国地理学会的理事长和副理事长几乎全是校长和副校长。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非要这样呢？

3.3．大学管理者必须职业化

大学管理的复杂程度和大学管理者的责任要远远要大于一个“学术团队”的复杂程度和其领导者的责任。首先，要淡化甚至淡出“学术水平”在选拔校长过程的分量。大学校长应该是一位审时度势的教育家，是一位组织能力很强的实践者，是一位很会替学校找资源的外交能手，是一位能吸引人才的“平台搭建”高手。比尔·盖茨反复地讲过，绝大多数的人是不太可能既具组织才能又具学术才能的。即使极个别人兼具二者，他（她）的时间也不会容许他（她）“双肩挑”的。大学管理者职业化既可以保持大学校长和副校长不与民争利（即抢资源，抢奖励，甚至抢院士提名），还可以使他们专心致志地做好管理，这将是大学的一件幸事。虽然我很不喜欢大学校长和副校长与民争利，但我还是觉得在中国大学里做校长和副校长实在不容易。如果做校长和副校长能使得他们不仅有风光的感觉，而且有事业与成就的感觉，他们也许就不会与民争利了。还有，我认为，大学校长和副校长的物质待遇偏差，这可能也是他们念念不忘“学者头衔”的原因之一。美国大学校长的住房（很宽敞的别墅）是由学校免费提供的。即使是副校长，他们的工资比普通教授的工资明显的高。

3.4．给大学松绑吧

如前所述，大学本来是研究真理、传授真理，坚持真理的地方，它不应该被世俗、或市场、或行政、或官僚、或金钱所左右。可是，政府总是通过人事任免、招生计划、金费划拨、专业设置、评估验收等途径来控制大学。为了尽量地减少行政干预，避免“跑步（部）前（钱）进”，避免学校内部资源分配不公造成的人事矛盾，国家下拨给各大学的经费应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计算办法”，即不用校长们去“跑步（部）前（钱）进”了。然后给校长“筹集资金”合理的空间和足够的自由，学校的发展才可能与社会需求紧密地结合。给校长足够的办学自由，让他把学校办出特色来，办出优势来，办出风格来。这样一来，不同的学校就自然而然地服务于社会的不同需求，整个社会就会得到全方位的“高等教育服务”，那样的社会一定是很有活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