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与我何相干》里面表现出来的一些思考令人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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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中国现在是反其道行之，外交能力和做法低于自己国力。容易想到三个简单例子：1）一些小国和地区的护照都很容易旅行欧美，而外交部迄今无法让中国护照旅行欧美容易些；2）既然我国不承认鸦片战争后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不仅收回租期99年的九龙、而且收回割让的港岛，那么香港回归就不应该有英国人参加仪式，这是我国外交官的失策；3）对美关系中，既然我们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我国外交部就应该停止说中美关系的核心是台湾问题，是我国外交部门愚钝才把内政作为外交。我国如何处理台湾是内部事情，与美国无关。历史早已远离美国人调停国共合作时代，可外交部好像似乎以为现在更接近1947年。连常人都能想到的事情，外交部都不能做到，有时疑问外交部是否翻译出身者太多，不在做外交，还在做翻译。

首先，外交是国与国之间政治上的事情，与国民的旅行签证几乎不相干。说得更通俗一些，因为镜某的朋友们总是抱怨镜某的文字太“晦涩”，婚姻关系与夫妻感情是两个世界里的事情。很多时候，并非是因为中方的“不努力”，而是因为人家“防着你”。这是个感情的问题，不是通过简单的外交交涉就可以解决的。需要有长期的（历史年代的）交流。

收回港岛仪式为什么不能有英国人参加呢？难道是从火星人手里收回的香港？

我外交部说中美关系的核心是台湾问题是面对现实的思考。不能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就不顾别人的看法、不预测别人的行为。

至于说到鸦片，按今天的对药品的认识，那是“贩毒”。但是在当时人们的认识里，并没有“贩毒”认识。如果饶老师遇到的洋人多数不知道“鸦片战争是谁卖鸦片给谁”的话，只能说明饶老师接触的人不够档次。“当年通过炮舰把鸦片卖到中国，平衡与中国的茶叶和丝绸贸易”的提法也比较片面。平衡贸易赤字不假，但在开始并不是通过炮舰。

就如同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并不是茶叶上税一样，鸦片战争的原因也不是虎门销烟。是引子不假，但不是根本原因。按今天的说法，那属于突发事件，由于处理的不得当，才把事态扩大了。

某个舆论有偏见是必然的。人们需要的，是不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种声音的事态，是十分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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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

就不与外国人谈。

国人家里吵架，不都是要街坊四邻来评理么？这就是个常识的力量。“台湾是中国内政问题”这 句话本身，就是要对洋人说的。对台湾说的意义反而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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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