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弘强先生语录：我选择技术员的标准：人尽其才，有教无类。技术员不能仅仅是用，还有教。技术员需要具备基本的素质：诚实、有责任、易沟通、有好奇心，愿意学习。

有几个这样的技术员，我们研究人员才真的获得了从梦中笑醒的机会。

什么学历的人可以担任实验室技术人员，我笔拙谈不出什么大的道理。但年龄大经历多，倒是可以举出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还是从那乱象环生的大跃进时代讲起吧。

大约是上个世纪60年以前，我院所在的街道介绍来一个矮矮胖胖的女青年,十七八岁，说是初中生，其实并没有毕业。这个女孩是孤儿，无人照料，便安排到医院里，在内科支部做收信发报纸工作，并兼管办公室庶务。由于没有任何牵挂，由于出于对党的感激之情，她的工作表现极好！文革前医院的科研工作，是在最为艰苦的六十年代初期起步。刚参加工作约两年的小女孩也被置身其中。其本职工作，自然是打杂。然而行内人士知道，血液细胞学检查实验室中最大的杂活就是准备洁净的玻片，工作虽不少，但显然不能满足一个朝气蓬勃的志在报国（报恩）的女青年。于是，她在业余兼发报纸的前提下，扩大了工作范畴。她参与配试剂，参与标本编号与收藏，整理临床资料，并逐步地开始学习认识细胞，学习看简单地标本，学会打报告，学习对各种实验结果的解释。由于恰逢文革乱世，给了她参与实验室一切工作的机会。当我们在1970年夏到医院时，她已经独立地管理着一个规范地血液病细胞诊断室。独立地处理实验室临床事务，独立地带着（辅导）一小群进修生。用现在的眼光看，那简直是乱弹琴！可怕的是这个琴让她一弹数十年，直到55岁退休，她仍旧是该室清高，古怪，但又不可替代的技术权威。她的存在叫别人头痛了许多年。

第二个实验员出生在一个名称已在地图上消失的小城市，文革期间初中毕业，下乡一年半后招工到医院，简单地医学基础培训约4个月，然后自告奋勇到内科。其工作按当时的说法叫做能医能护能工，本质上是一个实习男护士。二个月后，他参加巡回医疗半年，然后再回来做护士。八个月后，这位倒霉的护士的种种行径被反映到教研组，忍无可忍的教研室主任，一个无实际权力，又根本不会做思想工作的老夫子（文革前内科二级教授）找他谈心：你到实验室去！这位同学回答，不去！相持大约十分钟后教授再说，我派你到实验室去。学生回答，不去！如此僵持大约一个多小时无果，于是问题被提交到支部。支部书记一拍脑袋，很快将他调到支部办公室发报纸，几个月后，让他到街道当上了光荣的民兵战士。回来后上门诊叫号，在肝病门诊维持次序又半年，接着与搞肝病的医生们一道干上了中草药研究。先是做药化，接着做药理，然后主要工作便是养动物及其大型动物实验。1977年的他已经在内科生化室工作近一年，仲夏的某一天，还是那位后来做了副院长的支部书记找到他，见面就问叫你去做玫瑰花环，敢不敢？在弄清花环是咋回事后，这位胆大妄为的男生回答，有试剂就敢做！于是乎，在书记的协助下，他花二个月时间准备好试剂与器材，又用大约三个月时间摸索了实验方法，提着一台显微镜，被借给一位当时的高年讲师下乡搞出血热研究了。此后，这位初始学历为仅为初中而且绝不是重点的男孩36岁（可能是工人编制）转为检验技士，38岁晋升技师，40岁升主管，42，43，44岁连续申请并最终获得副高职称。在教学上29岁开始带进修生，30岁开始讲课，包括进修生培训课程，大专课程，接着在那个人才极度匮乏的年代直接就上了连续三年的硕博不分的研究生课（后来人多了，就轮不上他了），约50岁获得硕士研究生导师的资格（此时他有了业余大专文凭）。研究工作有论文作证，研究成果及其工作业绩可以参观他那一抽屉各类证书，最高政治荣誉当了一回校级优秀党员，工作荣誉得了次省卫生系统先进，学术荣誉获得了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行政职务曾做到中心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其待遇仅次于医院木工组长！学历上，1986年补了一个中专文凭（因70年的医学培训），84-88年混了一个夜大专科（医学检验，很少上课），18门课程全部及格，其中有两门属于典型的“自考”，即自己讲课(部分内容)，自己出题，自己给自己及所在班级考试！可以肯定地说，他是我们所在地区一个十分另类的科研技术员。2002年年逾50的他生病，2004年从床上爬起来带研究生，2010年退休，2012年，退休两年的他在一次回家的路上忽生顿悟，一份颇具争议的专利文书于是便摆上事务员的办公桌。

谈到当前的教育，该先生感慨地说，“当前的大学教育并非一无是处，但它不是为我办的------”。这句话充分暴露了他的情商低下以及社会知识的欠缺。

由此，再次引发我一个新的顿悟。不久前中南大学张校长对22岁小男生的大幅褒奖是十分正确的。因为，该生的成功并非是因为他在该校所得到的教育。换而言之，该生的成功，是源于该生的个人素质，个人努力及其偶然的个人机遇，大学及其大学教育一定起了作用。但这样的大学，以及这样的教育体系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才.或许,校长先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可能性不大或不宜宣传)。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校长与正教授级研究员之间，实际发生的是一场交易，这场交易的结果应该不仅仅是双赢。